第二百五十四章
第二百五十四章
第二百五十四章
當時要想加入共產國際的話，其實條件是非常的嚴格的，甚至是到了嚴苛的程度。
共產國際在開始的時候，和當時的中國**和中國國民黨的關係非常的好，甚至可以說是，共產國際為後來的中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造就了當時的中國真正意義上面的正規軍。
當時的中國在五四運動爆發以後，新民主主義始如火如荼的爆發了起來，國內一大批接受了**思想的人士開始登上歷史的舞臺，想陳獨秀，李大釗等人，都是當時社會上面的風雲人物，可是，雖然新民主主義展了起來，但是並沒有一個統一的領導，所以這是完全的不符合當時的形勢的發展的。
共產國際很快的就瞭解到了當時的中國的情況，於是在一九二零年四月的時候，共產國際代表吳廷康就受共產國際的派遣，並在翻譯楊明齋的陪同下來到中國，吳廷康來的中國的目的就是受命組建中國於是他通過俄國漢學家譯學館俄文教習伊鳳閣和鮑立維的介紹，聯繫到李大釗，又通過李大釗聯繫上與上海的陳獨秀。吳廷康在上海向陳獨秀提出建黨建議，得到陳的同意，八月，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俞秀松、李達、施存統和邵力子等人在上海陳獨秀寓所組織成立了“中國**”，這就是後來人們所說的上海組，陳獨秀被推選為書記。因此共產國際的刊物認為，中國**的成立日期是一九二零年八月。
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共產國際的資助下，來自各個城市的中國**的十三名成員，作為全國當時的五十七名黨員的代表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於上海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最後一天會議移至嘉興南湖舉行，會議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組成的中央局為領導機構。這也是**通常認可的成立日期。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大正式決定參加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第三國際成了**的實際領導者也從第三國際獲取援助及形勢指導。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明納茲因為在四一二事變中，陳獨秀表現出來的軟弱，於是在漢口主持**中央緊急會議，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是為八七會議。而大就是共產國際的操縱下在蘇聯莫斯科秘密召
但是到了一九二八年六月之後，共產國際不再派遣駐華代表，改由瞿秋白、張國燾、鄧中夏、王若飛等組成**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通過代表團指導中國**。
但是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的時候，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在上海主持屆四中全會，撤銷了李立三和瞿秋白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由王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實為主持中央工作，總書記向忠發為傀儡。這個會議也成為我黨的一個噩夢的開始。
真正的噩夢的到來是在一九三二年第三國際派遣德國人李德來華協助營救共產國際特工牛蘭夫婦，可是不知道怎麼了，李德在任務結束以後並沒有離開中國，而是在一九三三年自願申請去蘇區，在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之後九三四年一月，李德化妝成外國傳教士進入蘇區，並立即成為**軍事委員會核心之一。這個是中國**的噩夢的**之一啊，李德給當時的紅軍造成的損失是難以計算的，所以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後，李德因嚴重脫離中國**現實情況被撤職，表面上是第三國際逐漸失去了對**直接控制，可是，真實的事實是：**選舉的總書記張聞天，被國際解除職務。這說明，共產國際對於**的影響力還是非常的大的。
到了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以後，王明從蘇聯回國，以王明為首的“國際派”是第三國際的嫡系，但王明的靠山米夫後來在蘇聯被清洗成了國際的新寵。王明在後來的延安整風中遭到批判，在黨內失去勢力。一九四零年年二月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宣佈結束。
同時抗日戰爭中，東北抗日聯軍因通訊及地域限制不能與**產生直接領導關係，受第三國際支援和指導。
雖然共產國際在當時是中國**的上司，可是大家一定想不到的是，所有的中國人在共產國際裡面擔任的職務最高的人是誰，不是別人，正是蔣介石。
中國國民黨在當時和共產國際的關係是非常的好的的、而且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兩次次申請加入共產國際，都被拒絕，但共產國際決議通過承認國民黨為準**。蔣介石列名共產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名譽常委，是中國人在共產國際中最高地位。
第一次的申請是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三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權代表胡漢民請求共產國際接納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可是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會的聯共（布）代表團核心小組在會議中討論議決，“按照共產國際章程第十七條，關於接納國民黨作為同情黨加入共產國際的問題提交政治局討論
於是在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八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對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問題進行討論表決。最終會議決定：“鑑於廣州國民政府的國際環境和中國**運動的未來發展前景，認為有必要提前同國民黨代表舉行的非正式會議上說服國民黨代表不要提出國民黨加入共產國際的問題”的決議。
同時在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在給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信，寫道：“國民黨作為同情黨正式加入共產國際自然不會遇到什麼反對意見”。
因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擴大全會，決議通過了吸收中國國民黨為共產國際的同情黨，並選舉蔣介石為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名譽委員。國民黨代表胡漢民也在二月下旬列席了第六次擴大全會。
其實說到共產國際，就不得不提另外一箇中國人的身份，那就是宋慶齡，宋慶齡和共產國際還蘇聯方面的關係這是一件讓人非常奇怪的十七，甚至在很多年以後，大家都不知道宋慶齡到底是蘇聯方面的間諜還是共產國際裡面的高層人員。
據前世的一些史料的記載，在西安事變發生之後，斯大林與第一個與當時中國人聯繫的不是別人，正是宋慶齡，那是在西安事變發生的當晚，當時的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慶齡姐夫的孔祥熙，來見宋慶齡，請她在一件擬好了的譴責張學良犯上的聲明上聯署簽字，宋慶齡當即斷然拒絕，並說:“張學良做得對，如果我處在他的地位，也會這樣做，只是我會做得更甚於此。”然而，第二天，宋慶齡對事變的態度，卻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度的轉變。那時，宋慶齡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時任該會總幹事的鬍子嬰在其回憶宋慶齡的文章中這樣寫道
“她平時同我們談話中，一提到蔣介石，既是義憤填膺，又是不屑一提的鄙視態度。但是，她對這件事的態度，卻出乎我的意料。十二月十三日是，孫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變告訴了我。作惡萬端的獨夫民賊落入羅網，我以為她一定會很高興的。哪知她帶著焦急的樣子，問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問她:‘去做什麼？’出乎我意料的回答是:‘我去勸說張學良釋放蔣介石。’她看到我發愕，就婉轉地給我解釋說:何應欽等親日派唯恐中國不亂；蔣介石被殺，內戰勢必全面爆發，日軍就可長驅直入，侵佔全中國。……關於動身時間，她約我晚上八時聽最後決定，到時我接到她的電話‘不去了’。這和她說要去西安時一樣，使我吃驚。”
頭一天，宋慶齡剛剛說過，如果她處在張學良的地位，會比張做得更甚，第二天，卻要親去西安勸說張學良釋放蔣介石。宋慶齡的態度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為什麼會發生這麼大的變化？促使宋慶齡在拘蔣的第二天就要去西安勸張釋蔣的原因是什麼呢？斯諾在《紅色中國雜記》一書中透露:“在此時或稍後一些時候，我得知宋慶齡曾把斯大林的電報轉給毛。電報宣稱，如果中國**不利用他們的影響使蔣釋放，莫斯科將斥責他們為‘土匪’，並將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譴責。”
斯諾的回憶使人不禁要問，宋慶齡與莫斯科方面難道真的保持著某種聯繫麼？宋慶齡逝世之後，廖承志在一篇回憶文章裡實際上答覆了這個疑問，他
“1933年春，我由宋慶齡同志、柳亞子先生和我母親(何香凝)營救，從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到了家。記得是五月時分，宋慶齡同志突然出現在母親的客廳中。那時候，她通常是不輕易出門的。而且，我姐姐廖夢醒還在香港從事地下工作，未回上海，因而不但沒有事先知道，連間接的招呼都沒有。可是她來了，只有一個人，這是從來少有的事。
我母親慌了，趕快自己沏茶。她卻平靜無事地同我母親寒暄，一面向我眨了眨眼。我母親明白了，她託詞去拿糖果，回到了寢室。當時，只剩下宋慶齡同志和我兩個人了。
‘夫人……’我不知如何開口，只好這樣叫著。
‘不。叫我叔婆。’她微笑地說。
‘是，叔婆。’她面色凝重了，說話放慢了，但明確，簡捷，每句話象一塊鐵一樣。
‘我今天不能待久。’‘嗯。’我回答。‘我是代表最高方面來的。’她說。‘最高方面？……’我想知道。‘國際’她只說了兩個字，隨後又補充說:‘共產國際。’
‘啊’我幾乎叫出來。
‘冷靜點，’她說。‘只問你兩個問題，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還能否堅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的名單。’我回答了:‘第一，恐怕困難。我自己打算進蘇區。第二，這容易，我馬上寫給你。’‘好。只有十分鐘。’她微笑著，打開小皮包，摸出一包香菸，自己點了火，然後站起身子，往我母親客廳走去。我聽見她和母親低聲談著什麼，然後兩人高聲笑起來。
我飛快地寫好了條狹長的紙上。十分鐘，她出來了，我母親還躺著，她看見我已寫好，便打開皮包，取出一根香菸，把上半截菸絲挑出來，把我那張紙卷塞進去，然後放進皮包裡。……走出了何香凝公館的大門。”
可以說宋慶齡和當時的共產國際的關係是撲朔迷離的，當宋慶齡在僑居國外時，一九二八年五月初，從莫斯科移居柏林前夕，斯大林曾會見過她。一九三一年的夏天，宋慶齡因母喪歸國，途經莫斯科時，曾獨自一人與蘇聯領導人舉行過秘密會談。宋慶齡歸國後，曾與蘇聯紅軍總參謀部上海站負責人左爾格一起，營救被捕入獄的共產國際遠東局領導人兼國際駐上海情報站負責人牛蘭及其夫人，堅持不懈達數年之久。一九三六年，共產國際中國組的電臺，就設在宋慶齡的朋友，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新西蘭人路易.艾黎的家裡。可見，宋慶齡與蘇聯和共產國際一直保持著聯繫，她在共產國際和**之間似乎負有某種重要使命。一九五一年她曾獲得斯大林國際和平獎。後來，她曾任中蘇友協總會會長。
到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那時的她還不是**黨員，卻作為**代表團的正式成員(排名僅次於到莫斯科出席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會議《宣言》上簽字時，她坐在左邊，鄧老坐在右邊。總之，就宋慶齡與蘇聯的關係而言，西安事變爆發之初，斯大林出於某種考慮，讓宋慶齡把指責**支持西安事變的電報轉給**中央，是完全有可能的。當然，宋慶齡是一個堅定的愛國者，她要去說服張學良釋放蔣介石，也一定是贊同了斯大林電報中拘蔣有引發大內戰危險的看法。
但是，事情到底是怎麼樣子的，宋慶齡到底是共產國際與蘇聯和中國**之間橋樑，還是真的就是共產國際甚至是蘇聯的情報人員我們不得而知，因為這些已經不重要了，宋慶齡作為近代中國一個非常偉大的女性確實不容置疑的一件事情。她為中國人民作出的貢獻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所以我們就把這件事情當成一個永遠的疑問來存在吧。
道共產國際的解散，其實說到底就是斯大林的一個徹頭徹底的陰謀，完全可以證明說，就是是斯大林一手導演的。它貫穿了斯大林的政治判斷和政治意圖。甚至是早在一九四一年的時候，斯大林就提出了讓共產國際解散的意圖。到一九四三年六月正式解散，斯大林曾兩次提議解散共產國際。
第一，斯大林認識到：共產國際的領導體制已經不能適應變化了的國際形勢和**運動發展的實際需要。共產國際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俄國十月**成功、西歐工人運動高漲的形勢下，為捍衛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推動世界**而建立的，其戰略總任務是“加速世界的勝利”。經過二十多年後，國際政治形勢發生了極其重大的變化。尤其是在指導各國**幾經挫折後，共產國際的領導體制的缺陷已經充分暴露，這不可能不引起作為共產國際實際領導人的斯大林的深刻思考。
第二，在時機選擇上，當時在一九四零年冬天的時候和到一九四一年的春天，蘇聯和德國關係是明顯的惡化，所以斯大林這個時候不能不做應對戰爭的準備了。當時蘇聯有很多的辦法同時的出手，其中一個重要的舉措就是，為避免形成德國和其盟國日本東西夾擊的局面，蘇聯與日本在四月十三日的時候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同時斯大林提議解散共產國際，也是為了此項目的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措施。在此基礎上聯繫此後季米特洛夫與蘇共中央領導人日丹諾夫、扎哈羅維奇等討論關於終止共產國際執委會活動時的談話，斯大林分化德國與日本的關係的目的是比較明確的：通過解散共產國際，“所有**產國際的公約將一下子失去基礎”，從而可減少日本與德國形成東西兩面夾擊蘇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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