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七 謝升

崇禎七年·竹下梨·3,205·2026/3/26

五三七 謝升 這等燈光閃爍的所在,分佈在城中各處,很是不少。 如果這個時代也有不夜城,也有晚上燈光分佈的話,那整個世界的前五,肯定都會被大明朝佔據。 南北二京且不說了,單說一個大運河邊兒上的臨清城,人口一百多萬,歐洲哪個城市比得上? 邀山閣精緻秀美,以水磨青磚建成,地鋪細碎鵝軟石,周圍花臺、花徑、花叢。每一塊石頭,每一根樑柱欄杆,都是用心整治,而更妙的是,在一邊的山石縫隙中,填充了大量的泥土,更是種了一叢繁花。 若是夏日,遙遙望去,花在山上,宛若空中花園,很是綺麗。 裡面亮著燈,外面門旁,有兩個披甲帶刀的護衛侍立,在寒風中站得筆直,面色肅然。 謝升畢竟是朝廷大員,安全自然是不容忽視,再說這年頭兒世道也不太平。 兩個甲士見了他,齊齊俯首行禮,梁管事擺擺手,自來到門前,低聲道:“老爺,國子監何大人來了。” “哦?”裡麵人輕輕咦了一聲,然後一個溫厚的聲音便是傳來:“請何大人進。” “是。” 梁管事應了一聲,衝著何瑞徽點點頭。 何瑞徽整整衣衫,輕輕推開門,舉步而入。 屋裡面積不算甚大,不過是東西三丈來長,南北兩丈四五尺深,地上鋪著厚厚的波斯地毯,踩在上面,猶如踩在棉花裡一般,柔軟的緊。在四個牆角上各自放著一個二尺來高的獸吞口銅質火爐,這會兒裡面想來都是燃著木炭,屋子裡面暖暖融融的。 只是這暖和的,似乎是有些過了。 若是在最冷的三九時節,點上這麼多的爐子還說的過去,但是現在,外面已經不是那麼冷了,還點這麼多顯然是太過,太多了。以至於屋裡的溫度極高,熱烘烘的,何瑞徽一進來便是出了一身熱汗,額頭上密密麻麻的一層。 他現在在家裡書房,也不過是點一個爐子而已。 一個寬厚的聲音略帶著笑意響起:“汝陽,老夫這身子骨兒虛弱怕寒,屋裡熱乎得緊,你才 一進來,怕是有些不適應。” 屋裡靠著北牆,正對門的,乃是一個小小的木臺,上面鋪著湘妃竹蓆,上頭放著一張書案,長約五尺,高有二尺五寸。這個高度,並不足以讓人坐在椅子上,只能是跪坐在後面或者是盤腿而坐。 這紫檀木打造的書案已經是名貴非常,但卻並不是謝升的書案,而是他的書童的所在; 書案上擺放著湖筆,徽墨,宣紙,端硯,都乃是那等最上乘的貨色。上頭還攤開放著一本書,不知道看的什麼。這會兒那書童已經站起身來,垂手站著,臉上掛著笑看著何瑞徽。 而在這書案旁邊,乃是一面金星紫檀打造臨米芾《天馬賦》圍屏。 這圍屏極大極寬,因著乃是組合屏風,並非是一整塊兒的,而是一扇一扇拼起來的那等,是以並沒有抻直,而是每扇之間都是互相成一個夾角的那種樣式。饒是如此,也足有接近兩丈長,橫貫整個邀山閣,從南通到北,把山閣分成了裡外兩部分,只在和南牆中間流出了三尺來寬的空當。 若是完全展開的話,怕不得有兩丈三四尺長,而高度則是一丈還多。 這會兒,那屏風旁邊便是站著一個老者,方才那話便是他說的。 何瑞徽見了趕緊行禮:“小侄見過世叔。” 按照明朝官場上的規矩,他這個級別的官員,見了謝升這個級別的官員,是得下跪的。但兩人關係非比尋常,而且現下乃是那等比較私人的場合,自然就隨意一些了。 何瑞徽雖然隨意,那老者卻是並不追究,反而是上前把他虛浮起來,嗔道:“如此客氣作甚,拱個手還不就完了?老夫與你是怎生的交情,你是老師的外甥,何須那般?” 何瑞徽笑道:“世叔不追究,小侄卻不能失了禮數。” “來來,進來說話。” 老者拉著何瑞徽便是進了內間。 這老者,瞧上去約莫五十多歲的樣子,滿臉紅光,頗為肥胖,長的很是富態。他穿著一身兒夾具燕服,一張圓臉上掛著笑,看著倒是很和善,只是再怎麼和善,那一股子久居高位形成的威嚴氣勢,還是掩不住的。 這老者,那正是謝升。 他對待何瑞徽,顯然是極為親厚的了。 趙秉忠乃是何瑞徽的舅舅,也是謝升的座師,兩人之間的這關係,可說是比親戚還要近了許多。 在大明朝,尤其是士子官員階層之中,座師和門生之間的關係,非常之穩固且親厚。 與前代不同,明代科舉考試的層級及其功名體系都空前完備,其產生座主、門生關係的機會也相應空前增加。科考、鄉試、會試、館選都可以產生座師,門生關係。而其中處於主體地位的,則是由會試、鄉試產生的座師門生關係,二者又以會試產生的座師門生關係最受人重視。 考官因賞識考生答卷而錄取之,屬履行職責,但對被錄考生來說,則是天大的恩賜。因明代科舉考試競爭實在是太過激烈,與之相比,後世的所謂千軍萬馬擠獨木橋,根本就不夠看。能考中舉人的,才華其實都是相當之高,而任何一個極其優秀計程車子,也可能因為一個極為細微的錯誤就丟掉一個本可以到手的進士之位。其實中進士,不但要才華,還要有一定的機緣才行。 大明朝文風鼎盛之極,考生可謂是有史以來最多,因此每次考試達到錄取標準的考生要遠遠大於錄取名額,所以雖寫得一手好文但在科舉考試中屢遭淘汰的舉子大有人在; 如正統十三年會元嶽正的考卷本已被“禮部同考誤置落卷”中,只因主考官“侍講杜公寧見之”,遂擢第一。又如成化元年河南解元周冕,“凡七上禮部”會試,但最終還是名落孫山。那位大名鼎鼎書寫了《項脊軒志》歸有光,九歲能屬文,“嘉靖十九年舉鄉試,八上春官不第……四十四年始成進士”。天啟二年狀元文震孟,“弱冠以《春秋》舉於鄉”,曾“十赴會試”,才最終中式。 在考生中式與否帶有很大偶然性的背景下,被錄考生必然會對錄取他的考官感恩戴德,這也是人之常情,故明朝文人官場襲唐、宋、元以來之傳統,尊其為座師或是做主,而自稱為門生,這也就成為理所當然之事。 正如萬曆二年狀元,無錫人孫繼皋在給其會試座主陳蕖的信中所說:“飲水則思源,依木則思蔭;一冠、一組,安所非老師賜也!” 會試主考官定額二人,洪武十八年至建文二年,曾先後命翰林院待詔、前典籍、編修、學士以及王府紀善、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太常少卿等官員擔任。永樂後,則一般由翰 林春坊官或出自翰林春坊的閣臣及禮、吏二部長官兼翰林官者擔任。而會試同考官,洪武十八年規定為八人,其中翰林官和在外學官各佔一半,景泰五年,同考官增至十人,其中翰林春坊官和科部官各佔一半。天順四年,同考官增至十二人,其中翰林春坊官七人,成化十七年,同考官增至十四人,其中翰林春坊官九人,餘為科、部官,正德六年,同考官增至十七人,其中翰林官十一人,科、部官各三人;萬曆四十四年,同考官增為二十人,其中翰林春坊官十二人,科、部官各四人。 總之,翰林春坊官至少佔會試同考官半數以上,常態則在六成以上。 一般情形下,考生只尊二主考官和直接錄取他的同考官為座主,即王世貞所說:“翰林分考會試,雖本經房而不繫所取者,不稱門生。”而嘉靖前後,門生對座師稱謂的變化:“嘉靖以前,門生稱座主不過曰‘先生’而已。至分宜當國,始稱‘老翁’,其厚者稱‘夫子’;此後門生俱曰‘老師’。” 考試放榜後,門生們首先要做的就是向座主投門生刺,並拜謁及贄見座師,以確認座師、門生關係。 當然,明朝也曾出現過座主、門生不相認的特例,嘉靖八年,張璁、霍韜為主考,戒諸生不得修弟子禮。這與當時正在進行的“大禮議”有直接關係,張璁、霍韜都屬議禮新貴,在當時朝臣和社會輿論中處孤立地位,甚至舉朝士大夫鹹切齒之,諸多新科進士也對其心存鄙視。即“舉朝清議,尚目議禮貴人為胡虜禽獸,諸吉士不願稱恩地”。與其讓新科進士在不認座主上佔了主動,還不如自己首先宣告不認門生。這樣,既可避免門生不認座主的尷尬;又可博得當考官只“為主求賢”而不以此謀私的美名。 終明一朝,無論朝野,都是對座師門生關係很是肯定,弘治、正德閣臣李東陽言道:“座主之義,自有科舉以來有之。蓋凡出於其門者,或登堂而拜,或分屏而坐,有不同於途之人者。既其甚也,乃至於徇私而忘公,故宋之初嘗革之,以為弊;其亦矯枉而過者哉!”只是到了晚明,則是藉著座師門生關係,收羅黨羽,互相勾連,形成了一個個的派別,相互之間勾心鬥角,使得朋黨之禍越演越烈。而趙秉忠和謝升的關係遠不止於此,不但有識人之明,更有提拔之恩。

五三七 謝升

這等燈光閃爍的所在,分佈在城中各處,很是不少。

如果這個時代也有不夜城,也有晚上燈光分佈的話,那整個世界的前五,肯定都會被大明朝佔據。

南北二京且不說了,單說一個大運河邊兒上的臨清城,人口一百多萬,歐洲哪個城市比得上?

邀山閣精緻秀美,以水磨青磚建成,地鋪細碎鵝軟石,周圍花臺、花徑、花叢。每一塊石頭,每一根樑柱欄杆,都是用心整治,而更妙的是,在一邊的山石縫隙中,填充了大量的泥土,更是種了一叢繁花。

若是夏日,遙遙望去,花在山上,宛若空中花園,很是綺麗。

裡面亮著燈,外面門旁,有兩個披甲帶刀的護衛侍立,在寒風中站得筆直,面色肅然。

謝升畢竟是朝廷大員,安全自然是不容忽視,再說這年頭兒世道也不太平。

兩個甲士見了他,齊齊俯首行禮,梁管事擺擺手,自來到門前,低聲道:“老爺,國子監何大人來了。”

“哦?”裡麵人輕輕咦了一聲,然後一個溫厚的聲音便是傳來:“請何大人進。”

“是。”

梁管事應了一聲,衝著何瑞徽點點頭。

何瑞徽整整衣衫,輕輕推開門,舉步而入。

屋裡面積不算甚大,不過是東西三丈來長,南北兩丈四五尺深,地上鋪著厚厚的波斯地毯,踩在上面,猶如踩在棉花裡一般,柔軟的緊。在四個牆角上各自放著一個二尺來高的獸吞口銅質火爐,這會兒裡面想來都是燃著木炭,屋子裡面暖暖融融的。

只是這暖和的,似乎是有些過了。

若是在最冷的三九時節,點上這麼多的爐子還說的過去,但是現在,外面已經不是那麼冷了,還點這麼多顯然是太過,太多了。以至於屋裡的溫度極高,熱烘烘的,何瑞徽一進來便是出了一身熱汗,額頭上密密麻麻的一層。

他現在在家裡書房,也不過是點一個爐子而已。

一個寬厚的聲音略帶著笑意響起:“汝陽,老夫這身子骨兒虛弱怕寒,屋裡熱乎得緊,你才

一進來,怕是有些不適應。”

屋裡靠著北牆,正對門的,乃是一個小小的木臺,上面鋪著湘妃竹蓆,上頭放著一張書案,長約五尺,高有二尺五寸。這個高度,並不足以讓人坐在椅子上,只能是跪坐在後面或者是盤腿而坐。

這紫檀木打造的書案已經是名貴非常,但卻並不是謝升的書案,而是他的書童的所在;

書案上擺放著湖筆,徽墨,宣紙,端硯,都乃是那等最上乘的貨色。上頭還攤開放著一本書,不知道看的什麼。這會兒那書童已經站起身來,垂手站著,臉上掛著笑看著何瑞徽。

而在這書案旁邊,乃是一面金星紫檀打造臨米芾《天馬賦》圍屏。

這圍屏極大極寬,因著乃是組合屏風,並非是一整塊兒的,而是一扇一扇拼起來的那等,是以並沒有抻直,而是每扇之間都是互相成一個夾角的那種樣式。饒是如此,也足有接近兩丈長,橫貫整個邀山閣,從南通到北,把山閣分成了裡外兩部分,只在和南牆中間流出了三尺來寬的空當。

若是完全展開的話,怕不得有兩丈三四尺長,而高度則是一丈還多。

這會兒,那屏風旁邊便是站著一個老者,方才那話便是他說的。

何瑞徽見了趕緊行禮:“小侄見過世叔。”

按照明朝官場上的規矩,他這個級別的官員,見了謝升這個級別的官員,是得下跪的。但兩人關係非比尋常,而且現下乃是那等比較私人的場合,自然就隨意一些了。

何瑞徽雖然隨意,那老者卻是並不追究,反而是上前把他虛浮起來,嗔道:“如此客氣作甚,拱個手還不就完了?老夫與你是怎生的交情,你是老師的外甥,何須那般?”

何瑞徽笑道:“世叔不追究,小侄卻不能失了禮數。”

“來來,進來說話。”

老者拉著何瑞徽便是進了內間。

這老者,瞧上去約莫五十多歲的樣子,滿臉紅光,頗為肥胖,長的很是富態。他穿著一身兒夾具燕服,一張圓臉上掛著笑,看著倒是很和善,只是再怎麼和善,那一股子久居高位形成的威嚴氣勢,還是掩不住的。

這老者,那正是謝升。

他對待何瑞徽,顯然是極為親厚的了。

趙秉忠乃是何瑞徽的舅舅,也是謝升的座師,兩人之間的這關係,可說是比親戚還要近了許多。

在大明朝,尤其是士子官員階層之中,座師和門生之間的關係,非常之穩固且親厚。

與前代不同,明代科舉考試的層級及其功名體系都空前完備,其產生座主、門生關係的機會也相應空前增加。科考、鄉試、會試、館選都可以產生座師,門生關係。而其中處於主體地位的,則是由會試、鄉試產生的座師門生關係,二者又以會試產生的座師門生關係最受人重視。

考官因賞識考生答卷而錄取之,屬履行職責,但對被錄考生來說,則是天大的恩賜。因明代科舉考試競爭實在是太過激烈,與之相比,後世的所謂千軍萬馬擠獨木橋,根本就不夠看。能考中舉人的,才華其實都是相當之高,而任何一個極其優秀計程車子,也可能因為一個極為細微的錯誤就丟掉一個本可以到手的進士之位。其實中進士,不但要才華,還要有一定的機緣才行。

大明朝文風鼎盛之極,考生可謂是有史以來最多,因此每次考試達到錄取標準的考生要遠遠大於錄取名額,所以雖寫得一手好文但在科舉考試中屢遭淘汰的舉子大有人在;

如正統十三年會元嶽正的考卷本已被“禮部同考誤置落卷”中,只因主考官“侍講杜公寧見之”,遂擢第一。又如成化元年河南解元周冕,“凡七上禮部”會試,但最終還是名落孫山。那位大名鼎鼎書寫了《項脊軒志》歸有光,九歲能屬文,“嘉靖十九年舉鄉試,八上春官不第……四十四年始成進士”。天啟二年狀元文震孟,“弱冠以《春秋》舉於鄉”,曾“十赴會試”,才最終中式。

在考生中式與否帶有很大偶然性的背景下,被錄考生必然會對錄取他的考官感恩戴德,這也是人之常情,故明朝文人官場襲唐、宋、元以來之傳統,尊其為座師或是做主,而自稱為門生,這也就成為理所當然之事。

正如萬曆二年狀元,無錫人孫繼皋在給其會試座主陳蕖的信中所說:“飲水則思源,依木則思蔭;一冠、一組,安所非老師賜也!”

會試主考官定額二人,洪武十八年至建文二年,曾先後命翰林院待詔、前典籍、編修、學士以及王府紀善、禮部左侍郎兼學士、太常少卿等官員擔任。永樂後,則一般由翰

林春坊官或出自翰林春坊的閣臣及禮、吏二部長官兼翰林官者擔任。而會試同考官,洪武十八年規定為八人,其中翰林官和在外學官各佔一半,景泰五年,同考官增至十人,其中翰林春坊官和科部官各佔一半。天順四年,同考官增至十二人,其中翰林春坊官七人,成化十七年,同考官增至十四人,其中翰林春坊官九人,餘為科、部官,正德六年,同考官增至十七人,其中翰林官十一人,科、部官各三人;萬曆四十四年,同考官增為二十人,其中翰林春坊官十二人,科、部官各四人。

總之,翰林春坊官至少佔會試同考官半數以上,常態則在六成以上。

一般情形下,考生只尊二主考官和直接錄取他的同考官為座主,即王世貞所說:“翰林分考會試,雖本經房而不繫所取者,不稱門生。”而嘉靖前後,門生對座師稱謂的變化:“嘉靖以前,門生稱座主不過曰‘先生’而已。至分宜當國,始稱‘老翁’,其厚者稱‘夫子’;此後門生俱曰‘老師’。”

考試放榜後,門生們首先要做的就是向座主投門生刺,並拜謁及贄見座師,以確認座師、門生關係。

當然,明朝也曾出現過座主、門生不相認的特例,嘉靖八年,張璁、霍韜為主考,戒諸生不得修弟子禮。這與當時正在進行的“大禮議”有直接關係,張璁、霍韜都屬議禮新貴,在當時朝臣和社會輿論中處孤立地位,甚至舉朝士大夫鹹切齒之,諸多新科進士也對其心存鄙視。即“舉朝清議,尚目議禮貴人為胡虜禽獸,諸吉士不願稱恩地”。與其讓新科進士在不認座主上佔了主動,還不如自己首先宣告不認門生。這樣,既可避免門生不認座主的尷尬;又可博得當考官只“為主求賢”而不以此謀私的美名。

終明一朝,無論朝野,都是對座師門生關係很是肯定,弘治、正德閣臣李東陽言道:“座主之義,自有科舉以來有之。蓋凡出於其門者,或登堂而拜,或分屏而坐,有不同於途之人者。既其甚也,乃至於徇私而忘公,故宋之初嘗革之,以為弊;其亦矯枉而過者哉!”只是到了晚明,則是藉著座師門生關係,收羅黨羽,互相勾連,形成了一個個的派別,相互之間勾心鬥角,使得朋黨之禍越演越烈。而趙秉忠和謝升的關係遠不止於此,不但有識人之明,更有提拔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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