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章 千秋功業
第一百四十章 千秋功業
第一百四十章 千秋功業
讓焦魃山換了2杯茶，王元慶與顧衛民談到了主要話題。
“代表大會制度”是共和國的根本政治制度，除了掌握最高立法權的全體代表大會之外，還有各級地方代表大會。
任何一種制度，都有優秀的一面與不良的一面。
“代表大會制度”優秀的一面是，在共和國成立後的數十年內，保證了國家的長治久安，也讓共和國在建國後的艱難時期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從無到有的建立了包括核能、電子、鋼鐵、化工在內的工業基礎，為國家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基礎。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與共和國幾乎同時建國的蠻度，因為沒能在建國初期打下重工業基礎，數十年來，一直沒有能夠邁入工業國的門檻，至今仍然是三流國家。
“代表大會制度”不良的一面是，國家的權力高度集中，導致『政府』職權無限擴大，限制了民間力量的發展與進步。雖然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受到束縛的民營生產力，為國家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政治對經濟的影響不可低估，政治層面上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經濟遲早要出問題。隨著經濟實力增長、特別是民營經濟的飛速發展，政治結構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已經非常顯著，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數十年來，共和國領袖沒在這個問題上做文章，原因非常複雜。
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共和國老百姓的“公民意識”。
“公民”這個概念來自西方，與共和國傳統上的“人民”、“居民”、“國民”有根本上的區別。真正的“公民”是具有社會責任感，願意為社會做貢獻，積極參加社會活動，渴望獲得社會權利的民眾。
“公民意識”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共和國推行政治改革的時間。
毫無疑問，沒有公民意識，政治改革不可能獲得成功。
在廣西幹了5年，王元慶把這個問題看得非常清楚。
政治改革的動力不可能來自“統治階層”。共和國的政治制度決定了，統治階層是社會的既得利益階層，作為掌握了絕大部分社會資源與全部國家權力的利益集團，沒有任何人願意放棄已經得到的利益與手中的權力，也就不會積極支持政治改革，甚至會想方設法破壞政治改革。
能夠為政治改革提供動力的，只有希望獲得更多利益的民眾。
每個人都是自私的，“自私『性』”決定了每個人都希望獲得更多的好處。不管是經濟上的好處、還是政治上的好處，誰都不願意成為別人剝削的對象。問題是，民眾渴望獲得利益的根本動力不是來自低下的生活水平，特別是在共和國。作為一個擁有悠久歷史的民族，中華文明能夠延續5000年，沒有像其他古老文明那樣被新生文明徵服與消滅，除了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與農耕時代的先進勞動力之外，中華民族“逆來順受”的傳統其到了最為關鍵的作用。簡單的說，只要吃得起飯，沒人願‘自上梁山’。毫無疑問，民眾對國家過於低下的要求、甚至是毫無要求，不可能成為推動改革的主要力量。只有當民眾得到更加幸福美滿的生活、希望能夠獲得更多的權力，也就是當民眾產生了“公民意識”的時候，才會積極主動的推進政治改革。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使共和國民眾產生“公民意識”的是一項來自美國的技術。
網絡的全面普及，使世界進入了“信息時代”。對那些不願意放棄已得利益與手中大權的人來說，沒有任何辦法從根本上阻止由網絡帶來的新思『潮』。道理很簡單，如果利用權力全面封殺網絡，共和國將重蹈覆轍，走上“閉關鎖國”的老路，再次淪落為被西方國家任意宰割的“東亞病夫”，不僅紀佑國、趙潤東與王元慶這樣的國家領袖不會同意，千千萬萬的中華民族兒女也不會同意。
半島戰爭之後，共和國國內對戰爭意義的大討論，充分顯示了“公民意識”的覺醒。
當時，還是國家副元首的王元慶力排眾議，說服趙潤東，讓民眾自發討論，只要不危害國家根本利益，就不要阻止民眾的言論。由此可見，半島戰爭之後，王元慶就已經產生了政治改革的想法。
不得不承認，紀佑國看得比誰都遠。
離任前，紀佑國推行的幾項法案，都在為後面的政治改革打基礎。
到王元慶執政的時候，政治改革既是必須，又是必然。更重要的是，紀佑國通過實際行動，為後面的領袖指明瞭政治改革的方向。
國民產生“公民意識”，必然讓國民參與國家政治活動。
重大決策上，受普通國民的認識限制，不可能成為主導力量。只有在基本國家事務方面，國民才有充分的參與權與影響力。
當然，共和國的政治改革絕對不能走西方國家的老路。
從嚴格的意義上講，政治的基礎是文化。西方世界能夠推行民主政治，與其歷史文化有著必然關係。早在古希臘時期，民主政治就已深入人心。文藝復興之後，西方世界逐步擺脫了教廷的控制，文化思想迅速傳播，民主政治獲得了肥沃的土壤，最終生根發芽，幾百年來逐步形成了現在的局面。
共和國沒有西方文化基礎，也就不可能採用西方的政治模式。
“毫無疑問，我們必須『摸』索著前進，沒有任何經驗可談。”王元慶在討論具體問題的時候顯得格外小心謹慎。“我的想法是，從基層做起，先在幾個省市搞試點，找到可行的辦法之後，再在全國推廣。”
“如何做？”
“基層代表直選。”
“直選！？”顧衛民暗暗一驚，迅速思考一番，問道，“在多大的範圍內搞直選，如何保證直選的客觀『性』？”
“客觀『性』的問題不需要考慮，資訊這麼發達，讓民眾參與監督，問題就能解決。”王元慶稍微停頓了一下，“直選範圍，先在縣級試行，一年之後推廣到市級，如果可行，最終推廣到省級。”
“是不是太快了？”
“並不快，有民意基礎，缺的只是具體實行辦法。”
顧衛民微微點了點頭，說道：“直選只是一個問題，另外的問題同樣重要，比如代表大會的權限。”
“權限必須搞清楚，幸運的是，我們有法可依。”王元慶淡淡一笑，說道，“紀老為我們留下了很大一筆財產，按照相關法律，我們可以在代表大會建立更加全面的監督體系，賦予代表大會更加強大的監督權力。當然，我們可以參考某些西方國家的制度，在代表大會成立各種委員會，由其履行基本監督權。”
“監督只是代表大會的權力之一，還有立法。”
“立法更重要，代表大會的主要權力就是立法。”王元慶長出口氣，說道，“我們的問題也在這裡，行政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削弱了代表大會的立法權。幸運的是，紀老仍然為我們考慮到了這個問題，早就對行政立法做了限制。我們要做的，只是逐步加強對行政立法的管制，特別是對各級地方『政府』行政立法的管制，將立法權還給代表大會。立法是非常專業的工作，可以在代表大會成立相關的委員會。隨著改革推進，我們遲早得在代表大會推行全職代表制度。”
顧衛民再次皺起眉頭，似乎不太明白王元慶的意思。
“省級以下的代表可以兼職，但是省級與國家級的代表必須全職，獲得與同級公務員相等，甚至略高於公務員的薪酬。這樣，才能充分發揮代表的積極『性』，也才能讓更多的民眾參與政治活動，而不是讓權力再次落到部分人的手裡。”
顧衛民沉思一陣，說道：“這個辦法沒有多大問題，畢竟省級與國家級代表的人數非常有限，發工資對『政府』沒有太大的負擔。關鍵問題是，代表的工資由『政府』發，誰能保證代表不為『政府』服務？”
“這就得從立法上解決了。”王元慶看了眼顧衛民，說道，“通過立法，確定『政府』為代表支付酬勞的基本制度。國家級代表的酬勞好解決，國務院不會『亂』來。如果有必要，還得通過立法的方式，從地方『政府』的預算中抽取部分經費，優先保證代表的薪酬，避免『政府』干預代表大會。”
“只能這麼做，不然就是換湯不換『藥』。”
“辦法想到了，具體的工作並不簡單。”王元慶嘆了口氣，說道，“本來我想親自負責這件事情，但是‘口木戰爭’久拖不決，外交方面的麻煩事一大堆，還有軍隊那些煩人的事情，抽不出太多的精力推進改革。”
“老王，繞了這麼大個圈子，就是想讓我來做嘛。”
王元慶立即笑了起來。
“沒問題，我先通盤考慮一下，儘快給你一份詳細改革報告。”顧衛民沒有推辭，立即接過了重擔。“你說得沒錯，我們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國家要想繼續發展，要想實現民族復興的偉業，我們必須迎難而上。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我們也不能有半點猶豫。所謂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就算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我們都要全力以赴！”
“老顧，能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
兩人都笑了起來。
在民族大義面前，這兩位曾經水火不容的領導人站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