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六十四章 我要做完
第六百六十四章 我要做完
“我不是抱著懷疑的態度，我講的是基本事實，資本一定以追逐利益為唯一的考量標準，它是不可能有宏偉的理想，一定想大賺一筆的。
難道我們和歐美間就不可能是一種雙贏關係嗎？
不可能！這一定是零和遊戲，這個世界上的金融就是零和遊戲，在金融方面怎麼可能有雙贏，你覺得他們會考慮我國的現狀嗎，你覺得他們會有仁慈的心嗎？有良心嗎？我要說，不要對他們寄託幻想，這些大行之所以在美國嚴守法律，是因為他們在美國完善的法制環境中，一旦他們脫離這些，就一定是以大欺小、以強欺弱，這是一定的！
他們是商業機構，他們有可能是為我國提供可行的諮詢意見，同時也能賺不少的錢。
是可能的，但我說，搞政治的人就要有一種心態——要防！小老百姓可以樂觀，但是執政者不能樂觀，隨時隨地要防著。
所以要先預設陰謀論？
不是假設，就是事實。
美國的監管規則是怎麼來的？是根據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之後形成的規則。
1929年美國股市崩盤的時候，操盤手都是你說的這些公司，他們當年在美國敢，為什麼在我國就不敢呢？
金融只是制度安排，也是生活態度，金融是伴隨人類成長的朋友，不是瓦解生活的敵人，但是，金融業長期以來就是被妖魔化被陰謀化的靶子，除了金融壟斷而形成的居高臨下之戾氣外，也有對民間金融長期口誅筆伐橫加摧殘的後果。
正面的金融教育不見，陰謀論就有機會登堂入室大行其道了，特別是許多政府官員也出於種種計算，以訛傳訛，導致大眾對金融的理解需要從謬論入手，令人遺憾。
除了極少的創新者，人類天然地恐懼變化，迴避風險，希望尋求安全的保障。
原始社會中，人們對風雨雷電的恐懼而形成早期的神靈崇拜。
在呂底亞和希臘的時代，金銀幣也都鑄上各種神靈和帝王的符號，希圖獲取保佑，人們表面上的敬重更是恐懼的結果。
金錢崇拜在特定的環境下就轉化為對金錢的摧毀，如古希臘的斯巴達人為與世隔絕而將金銀幣銷燬去使用鐵幣，法國人在密西西比公司泡沫破產後，洗劫了所有銀行機構並限制發展幾乎兩百年之久。
在一個農業社會體系中，貨幣，支票，信用和錢莊等都是複雜的交易媒介和資源組織平臺，人們難以理解何以有人承擔風險提前預訂了秋天的果實，何以貨幣可以買到聞所未聞的物品，支付教育和旅費，甚至提前享受到未來的收入，從事貨幣交易的人和機構都是神秘莫測的，一定是有目的有計劃因而是有陰謀的。
無知與恐懼下，人們自然要選擇一種可以說服自己的理由，或者是崇拜而服從，或者是排斥而敵視。
人類不會輕易承認自己的無知，他們對任何變化都會找到一個或一組可以說服自己的原因，一旦從大眾中得到習俗的解釋，又不願意為難自己，努力學習，弄清邏輯，就容易繼續從眾來鞏固偏見，尋求心理安全感。
當偏見成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時，維護偏見就成為一種義正詞嚴的責任了，而且有自豪感。
所以，觀唸的變化是非常艱難的一步，沒有這個變化，也無從啟動制度改革。
把變化歸咎於外部力量或他人的作為，這是一種可以理解的思維和態度的懶惰，即便已經意識到陰謀論是缺乏邏輯支援的，但建立新的邏輯需要豐富的思想資源和觀念資源，大多數人沒有需求動力和求知慾望來組織資源並架構邏輯，只能期待他人的思維創造來搭便車。
更何況，陰謀論往往迎合大眾趣味，有浪漫性，如果要寫書批評陰謀論，我認為這和愛因斯坦如何與跳大神的討論道理一樣？。
前兩個原因比較簡單，在正常環境中透過開放資訊和交流，可以在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中逐漸解決，即便有相當多的人仍然敵視金融，並不會成為阻礙金融制度的困難。
但是，在專制的環境下陰謀論有可能成為輿論主流，形成政府決策的社會壓力，在一個簡單的造反邏輯主導社會意識形態之後，任何細緻的思維耕耘演化，即便是為了支撐這個意識形態的提升，也會被視為大逆不道，思想者很快就被逆向淘汰出局，留下的都是鞏固簡單思維的，而且其生存的條件便是儘可能地延長隔絕外界的時間。
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利益集團利用陰謀論來操控輿論，煽動民意，而在缺乏輿論開放的社會中，來自官方的扶植會形成一定氣候，特別在原教旨的宗教社會中，陰謀論更是家常便飯，如在中東某些國家中。
金融陰謀論不會被消除，但學習，思考和開放會大大提升公眾金融素質，這也是金融制度變革和觀念改革的基礎。
所以，我們增強自己的實力就什麼都不怕，這也是我們未來要一直做下去的。”
“老13，說說具體方案。”
“我要把我爹想做還未做完的事做完，然後才能考慮我的未來地位。”
“得了，我看這樣吧。”霍晶說道，“老13，接我的位置，沒有政治的束縛，對了，你爹沒做完的事是什麼？”
“好了，晶晶，以後再說。老尚，上官兄，幹好了這兩件事是不是給出個期限？”
“奮韜兄，我看10年吧，老13過了40歲再說也不遲。”
“行，就這樣。李強，小美，你們倆是協調人，今天就這樣，我們也都累了。小子，別給我丟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