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字傳奇 第九百四十九章 蒙疆制度的選擇

第九百四十九章 蒙疆制度的選擇

在過去幾個世紀裡，已經有無數的學者討論過導致國富國窮的各種因素，例如地理位置偏僻、不接海洋沒有港口、氣候條件惡劣、自然資源匱乏等，會限制國家走向繁榮之路。

又例如，文化上民族不夠勤奮、具有劣根性、沒有新教倫理、缺乏資本主義進取精神等，也會成為國家發展之路的障礙。

再例如，一個國家的領導人無知、短視、不知道合適的發展戰略和經濟政策等，也可能致使一個國家陷於貧困無法發展。

儘管地理、文化、領袖均會對國家強盛與否產生影響，但這些影響是不是最主要的影響呢？或者說，有沒有導致國家興衰的更重要的因素？如果有的話，是什麼因素？又是如何起作用的？

這正是要回答的問題，不同於對地理、文化和領袖等因素的強調，我們著眼於不同制度對國家經濟的影響，有一些制度促進了經濟發展，另外一些制度則正相反，阻礙了經濟發展。

制度這一答案並不新穎，但在經濟學分工日益精細的世紀，已經很難讀到像這樣充滿雄心和企圖的作品了，目前的發展經濟學由於實驗經濟學的發展，有一些朝曲徑通幽處發展的苗頭，利用田野實驗做發不發帳篷對撒哈拉以南地區的經濟影響，或者一檔迴圈播放的電臺節目對蘇丹地區教育公共品供給的影響之類。

為了引出制度問題，要先從人民走上廣場所謂何事？還不是因為活得貧苦憋屈，試圖透過政治改革來過上更好的生活，問題恰在於這個制度。

獨裁併不願意改變現存的體制，以適應大眾的訴求，最終人們只能透過革命形式來進行制度變更，這代價不低，卻也是無可奈何之舉。

而人民相對富裕，主要是因為政治權力在社會中的分配比較寬泛，政府的可問責性較好、對選民負責，而且人們能利用各種經濟機會發家致富。

縱觀這些古老文明國度，回到慣常討論過的地理、文化和領袖，或許可以解釋部分各國發展的差異，但問題也恰在於這三個因素無法全然回答在南北諾嘉樂地區的差異。

諾嘉樂是個有意思的地方，北面那一半屬於美國亞利桑那州，實行的當然是亞利桑那州的制度，而南面的那一半屬於索諾拉州，卻是墨西哥的領地，實行墨西哥制度。

兩個地方南北接壤，地理位置沒什麼不同，文化差異也不大，都是那一群人，鑑於每年大量墨西哥移民到美國的事實，似乎也表明墨西哥人也知道怎麼發展經濟的那些辦法，很難想象墨西哥的領導人會不清楚那些普適的經濟發展原則。

所以，地理、文化和領袖這幾個因素都未能很好解釋為什麼南北諾嘉樂會呈現出如此不同的面貌，也因此，我們發現南北諾嘉樂地區最不相同的是制度。

民主憲政制度在經濟上保護私人產權、實施法治、有執行良好的市場且市場執行得到國家支援、市場向新的企業開放、市場上的個體遵守契約、並且人們可以獲得教育和普遍的致富機會。

與此同時，這種制度在政治上三權分立、相互制衡、允許廣泛的公民及其團體的政治參與、對政治家有制度性的問責和約束、依法行政、而聯邦政府有一定的集權來有效實施法律，這種制度被作者稱為包容性制度。

與此相對的是榨取性制度，統治者不僅不願意與大眾分享經濟成果，而且會採用政治制度來榨取大眾，與民爭利。

那麼，為什麼有的國家實行了包容性制度，而有的國家或者地區不僅沒有采用類似的制度，反而實行了榨取性制度呢？

這種制度差異的形成主要是因為路徑依賴，北美和南美在經濟發展路徑上的分歧，主要是因為殖民者實施不同的殖民策略而形成的，能否有效激勵土著和新移民為經濟發展而努力，成為了制度選擇過程中的重要差異，儘管這種制度差異一開始非常小，但經過不斷演化，其結果卻大相徑庭。

最終呈現在人們面前的就是北美和南美國家之間巨大的經濟收入差距。

除了包容性制度促進經濟增長之外，還需要仔細對待地理位置、文化差異以及領袖角色。

但是國家盛衰的標準是不是就等同於經濟增長呢？人均GDP、貧富差距、人均壽命、乃至更綜合性的人類發展指數，到底什麼才是衡量國家盛衰的標準，顯然比較直接和簡單，那就是以是否促進經濟增長為國家興衰的標準。

這種標準按照傳統的發展經濟學來衡量，當然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發展無非就是土地、資本、勞動力的各種組合，或者投資、消費和貿易方面的增長。

而制度則是讓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的配置、或者投資、消費和貿易方面的配置，得到最佳化從而加速經濟增長。

不過更重要的批評是這一經濟增長本身是目的還是手段的問題，如果經濟增長作為目的，那麼必然遭遇哲學界關於意義的責難。

如果經濟增長本身僅僅是手段，那麼增長的最終目的又是什麼？一種可能的答案是幸福，但關於幸福感的調查並沒有提供統一的答案。

其中提到經濟學上的一項測算，大體而言，有一個人均收入的限制，當人均收入超過15000美元時，人均收入的繼續增加對幸福感提高的影響很小，但如果人均收入低於15000美元，收入增長對提升幸福感有有極為正面的影響。

但幸福又是什麼呢？一千人眼裡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對經濟學家而言，更有自嘲性質的笑話稱10個經濟學家能就同一個問題提供11個答案。

幸福感是非常主觀的標準，很難想象一個大學校長會和島上的一個漁民對幸福會有相同的定義，而且即便兩人的幸福感相同，也無法從中得出什麼教益。

有一個標準或許值得考慮，那就是選擇項增多，或者說選擇空間擴大，儘管個人的選擇能力不同，但面對更多的選擇，依舊可以增進個人的效用，也就是說，這意味著人的自由的擴充套件。

發展的目標定為人的自由的擴充套件，收入增長與選擇集擴大之間一些聯絡，但有些自由並不會因為收入的增加就自動獲得，尤其是政治上的集會、結社和言論自由等。

經濟增長在一定條件下會促進自由的擴充套件，而自由本身又是經濟增長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弗裡德曼的經典論述是，自由是目的、自由也是手段、自由的目的只能透過自由的手段來達成，如果我們考慮這種國家盛衰評價標準並不一定是經濟增長，那麼對於這樣的論述，可能就會略覺膚淺。

於是，我們認為地理、文化和領袖未能解釋在三者條件差不多的情況下，為何經濟增長會出現重大的差異，他們給出的答案是制度使然。

實際上，地理、文化和領袖不可能盡然相同，這或許可以反過來部分解釋為什麼採用了不同制度的國家，有時候也會取得差不多速度的增長。

允許私人自己做決定並透過市場來交易對社會來說是最有效配置資源的方式。

計劃經濟在短期內能集中力量辦大事，但其中有兩個重要的問題無法解決：一是個人的激勵問題，大鍋飯造成人人搭便車的現象。

二是既得利益者不肯分享利益的問題，已經吃進去的再吐出來就難了。

而這兩個問題也恰是所謂的榨取性制度無法克服的弊端。

但既然如此，何以有時候“榨取性制度”依舊會被採用，並且持續不短的時間呢？理由是榨取性制度能使經濟增長中的收益不僅滿足一小撮統治者的需求，並且統治者還可以有足夠的資源來鎮壓反對者。

也就是說，凡榨取性制度必然意味著政治上的集權，所以問題並不在於包容性制度和榨取性制度是不是能促進增長，關鍵在於能不能促進可持續增長。

榨取性制度之所以不可能促進可持續增長，不僅是因為無法革新技術從而導致創造性破壞，更是因為搞不對制度所轄範圍內參與者的激勵問題。

那麼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是從榨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轉型是否可以實現？如果可能，其機制又是什麼？一種制度從歷史中走來，逐漸演化，會遇到一些關鍵點。

這些關鍵點有的是因為歷史原因造成的，例如革命或殖民，但關鍵點的演變也並非全由歷史決定，同樣有情境因素，早期的包容性制度可能來自社會衝突和制度偏移。

但我們津津樂道的還是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這一關鍵點，政治制度更加包容催生了更包容的經濟制度，按照兩人的解釋，這為後來的工業革命奠定了制度基礎，實際上，這個解釋也有一點歷史源頭思鄉症的意思。

在分析英國光榮革命這一重要關鍵點的時候，初期的制度偏移被認為是從1215年的《大憲章》開始的，其中重要的關鍵點是1492年大西洋貿易導致經濟發展，在社會上形成了強有力的聯盟，最終導致了專制主義的終結。

而與此相對的是西班牙，允許君主壟斷殖民地和大西洋貿易，結果導致君主擁有大量財富和政治力量，自此與英國分道揚鑣。

要依靠革命才能完成的制度轉型，聽起來依舊不是個值得樂觀的選擇，尤其對國家而言，更是如此。

我們要發展的是財政聯邦主義，政治上的適度集權以及經濟分權對我們市場經濟發展的好處，這需要一個強大的能控制腐敗的中央政府，這樣一個聽起來繼續要一定集權又需要大量分權的包容性制度，很像是我國目前的制度。

當然，嚴格來說，任何一個國家的制度，都既有包容性的方面，也有榨取性的方面，要探究的是制度的內部細節，以及這些細節之間是否可以相容，而恰恰是這相容性落在了我們的視野之外，但對於現實的決策者而言，制度轉型就是要在關鍵點上做出重要的抉擇。

政治參與增多的確使得政治制度的包容性增強，但也有可能出現提高腐敗和妨礙經濟增長的例子，這個時候的補救措施是提出一個適度集權的中央來抑制腐敗、平穩社會、推動增長。

問題在於誰來抑制集權化的中央利維坦式的擴張？如果是要依靠更進一步的司法獨立或民主政治，那麼就又會削弱中央的集權力量，也就是說，在包容性制度背後，有太多制度選項之間的緊張和衝突。

蒙疆聯邦共和國有了自己的選擇，但這只是開始，後面的故事是沒有人能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