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9 儒宗地位

459 儒宗地位

每一屆稷下論學會之後，都會發生一些變化。(下載樓 .)

這些變化可能是思想上的,也可能是行動上的,可能是看得見的、或感受得到的，也可能是當前不顯現的,就像埋在土裡的種子,默默地發芽，直到破土而出，或茁壯成苗的時候才為人們察覺，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深遠的影響。

這一屆稷下論學會之後,也發生瞭如許的變化,有近期、明顯的，也有遠期的、隱性的。

而在稷下論學七日主場結束後，名可秀傳注的《中庸正義》就正式發行了。

這部已經受到南北士人矚目的經注甫一上市，便成為熱賣的書籍。

這部《中庸正義》仍然是由古今書坊發行，如同以往發行的儒家經籍般，同時發行平裝本和精裝本，而平裝本的紙墨雖然質低但不劣，而校勘和版印則同樣是“杭刻本”的高質量，卻只售價十文，無論是對士人單售還是對書商量售都是一個價——這是古今書坊已經執行二十年的坊規：儒家經籍平裝本一卷一律十文。

這個規矩源於名重生“讓天下讀書人都買得起《論語》”的宏願，而名可秀將父親的願望進一步發揚——“讓天下讀書人都買得起儒家經籍！”

古今書坊是名可秀承自父親的產業，至建炎四年時已成為大宋第一書坊，至大憲元年古今書坊的分部已經遍佈大宋諸路各州府，甚至偏遠的縣城都有古今鋪。可以說，在有古今書坊的地方，即使鄉村裡的貧寒讀書人都能攢出千文錢買齊儒家傳注的《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這六部經籍。古今書坊這種不圖利而造福天下讀書人的義舉贏得了士林的讚譽，而這也是名可秀在士林，尤其貧寒士子中享有盛譽的原因之一。

最初，當古今書坊最先推出“十文《論語》”的時候，曾經有坊大量購進，在自家書肆以高價售出——杭刻本向來以“雕刻精良，校勘嚴密，書寫肥細有致，印刷清晰明朗”聞名天下，即使平裝本也是刊印精美，裝潢考究，一部《論語》無註解的原經杭刻平裝本市售價是一貫，古今書坊卻均以十文售出，這其中的利差有百倍之大，無怪乎這些書商動心了。

但是，古今商量售“十文《論語》”時，契約中有規定，書商不得超過十倍價售出，那些違約的書商立即被古今書坊發函勒令改正。不過，這些違約牟利的書商在當地也是頗有實力的商富，而且還有官員階層的人脈，又自負對“十文《論語》”改頭換面，即使古今書坊拿著契約查上門也抓不了證據——雖然古今坊行業的行首，但有所謂“強龍不壓地頭蛇”。

然而，古今書坊很快讓他們知道了：真正的強龍是地頭蛇壓不住的。

當這些違約商家族見識到“強龍”的實力時已經後悔莫及了，不僅行以違信經營銷去行內資格，同時申報官府取締了其經營書業的憑歷，整個家族也因為“貪利棄誠信”被報紙批露後受到人人唾棄，最終不得不變賣城裡的產業避居鄉下。

及後，當天下書商都知道古今書坊的大東主是名花流的宗主、同時也是臨安商盟和東南海商盟的盟首名可秀時，人人心中悚然，都為前面抓了強龍逆鱗的違約書商道聲“不開眼”。此後，當古今書坊陸續推出更多的“十文一卷經書”，也沒有哪家書商敢打主意了——古今書坊並不是不要他們牟利，但是不能超越約定的限度賺取利潤。古今”售給書商，就是允許書商賺取合理利潤，以借天下鋪之力，讓各地的讀書人都能買得起儒家經典，畢竟古今書坊再大，也無法以一家之力遍佈各地域。

在名可秀的《中庸正義》發行後半年，宋周兩國禮部先後發文，頒定《中庸正義》為官學的《中庸》教本，同時詔告天下，增加《中庸》為科考經義目的內容，而《中庸正義》就是科考評卷的標準。

迄今名可秀共著了三部經注，一是《論語集註》，二是《大學正義》，三是《中庸正義》，而這三經注都先後成為了南北兩國頒定的經義目科考注本。

而名可秀的第三部經注成為官方頒定的教本，也就相當於確立了她儒宗的地位。

儒宗，就是儒家學者的宗師。

自北宋立國以來，迄今為止，前後湧現出的能被稱為“儒學大家”的不下百數十人，但被南北儒者公認為“儒宗”的卻不到十位。

何以哉？

因為成為“儒宗”的標準很高。

《左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儒家論儒的最高功績，就是遵循這“三不朽”——其上立德，指創制垂法，博施濟眾，立聖德於當代，惠澤被於無窮，如伏羲、神農、周公；其次立功，指拯厄除難，功濟於時，如大禹、后稷；再次立言，一曰著書立說，二曰開創學派，如老子、孔子、孟子。

儒家認為，史上能全面做到“三不朽”的，唯孔子一人。當然，“儒宗”是在聖、哲之下，“三不朽”的標準不能與伏羲、大禹、孔子這些先王先聖比較，但至少要在“三不朽”的其中之一有傑出貢獻，並且影響深遠。

比如現今儒者們公認的北宋以來的幾位儒宗中，范仲淹是“立德”和“立言”兼具，王安石、司馬光、邵雍、張載、二程都是“立言”，南宋首任宰相丁起是“立功”。

這位已經病逝的南宋宰相是靖康之後首位被承認的“儒宗”，因為其主持、推行的建炎新政挽救了危如累卵的大宋朝，使國家實現了富國強兵，而且為後面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論“事功”的功績是在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寧變法之上——後二者雖然提出了良法，但實施失敗了，沒有建起“功”。

然而，建炎新政的真正設計者是名可秀，而她隱在幕後指揮，這“立功”自然落不到她頭上——名可秀對此並不在意。

但是，身在朝廷、為建“事功”奮鬥的大公黨成員們卻很在意。儒家士大夫的最高追求是什麼？不是功名富貴，也不是死後追諡為“文正”，而是“死而不朽”！——“三不朽”是最耀眼的青史留名！

丁起樹立“三不朽”的“立功”，除了他自身的能力、智慧外，還與名可秀的造就分不開，這對大公黨成員們太有鼓舞意義了——誰不想成為治世之名臣，然後更上一層樓，成就“立功”之“不朽”呢？

名可秀以“立功”的榮耀造就追隨者的輝煌，這是非常聰明的做法，也能起到很好的激勵作用。

對於名可秀自身而言，即使她身處幕後，無法光明正大地成就“立功”，但她的《論語集註》被宋周兩國都頒定為官學教本後，就已確立了她大儒的地位，而她建立的共濟會規模越來越大，影響也越來越大，真正做到了“博施濟眾”，而其成法可為後世借鑑，可謂“惠澤被於無窮”，從這個層面來講，已經達到了儒家踐履躬行、德施天下的“立德”標準了。

但是，儒家的“三不朽”的範圍是模糊的，標準也是不明確的，更多的取決於儒者們的認可和尊崇，確切地講，是當世大儒和名儒們的認可，而名可秀身為女子，這就使她在男尊社會裡獲得“儒宗”這種認同比起其他大儒要艱難得多，換句話講，就是認可她為儒宗的心理水平線被扯高了。

而名可秀的《中庸正義》成為宋周兩國先後頒定的官學《中庸》教本，她在儒學界的聲望再次達到了一個高點，稷下學宮祭酒譙定在一次學者集會上公開讚譽她為“南北儒宗”，得到了大部分稷下學者的認同。

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庸正義》成為名可秀的第三部官學儒經教本，而是因為名可秀對中庸精神的詮釋，或者說創新、樹立。

如果說名可秀詮釋的《論語集註》和《大學正義》還是在糾正前輩大儒的謬解，那麼《中庸正義》就是在“仁”的核心上，以“中、庸”為大本，完善地闡發了儒家的中庸精神，確立了更適合治世、平天下的儒家世界觀和方法論，這是對孔子“中庸”思想的最圓滿的詮釋。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孔子雖然視中庸為至高之德，但在《論語》中明確提及中庸的只有一句話：“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其中庸思想是散落、隱藏在《論語》的章句經義裡。子思著《中庸》文章，將孔子的中庸思想闡發了出來，但子思的“中庸”只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種，如仁義、禮樂、孝慈、忠恕、聖知（聖智）等，而地位還在仁義、禮、孝慈之後，故一直未為儒家重視，直到北宋才開始注重，二程並做有《中庸解》，但是二程詮釋的“中庸”仍然是“獨立”的，沒有成為儒家的綱繩，而這個“綱”本應與仁這個“核”同等重要——沒有“綱”，以“仁”為核心的儒學就是散亂的，沒有一條綱線把它們串起來。

而名可秀做了這件事。

她以五句十八字作為中庸精神的綱，以中庸精神作為整個儒學的綱，不僅將儒家思想串連了起來，而且實現了范仲淹提倡卻未做到的事——將儒學化繁為簡。

“化繁為簡”是名可秀做到的第二件事，這件事的意義同樣重大。

它使儒學的微言大義變得淺顯易懂——這樣才能真正普及。

這是名可秀註解《論語》和《大學》就在做的事，而《中庸正義》更進一步，樹起了儒學的“綱”，有了這個“綱”就將整個儒學都變得簡單起來了，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儒學只有變得淺顯易懂，才不會成為“高閣學問”，傳到後世子孫就會半知半懂，或懵懵懂懂，至最後不懂就束之高閣了，更糟糕的一種結果是，因為沒有真正學明白而謬解或閹割儒學，那就成了誤國之學了，害人害世。

所以范仲淹不愧是有極遠大目光的儒宗，一早就提出化儒學為簡，而他沒做到的事，名可秀做到了，單論這個治學的功績，就已在范仲淹的“立言”之上。

名可秀還做到了第三件事。

是什麼呢？

兩個字：條理。

這是可以與“化繁為簡”相提並論的兩個字。

北宋的儒家們，從范仲淹起，至胡瑗等宋初三先生，再至慶曆五先生，又至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新舊兩黨的儒學大家，都各自修注儒學，但他們都並沒有將儒學有條理的歸類，或分出層次，學儒經的人仍然看不到儒學的整體脈絡，研讀儒經如同瞎子摸象，沒有清晰的整體，又如同大海里的游水，茫茫一片。

自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這五位先生起，開始注重將儒學條理化，目的是為了讓儒學易懂，但他們沒有成功，比如周敦頤和邵雍這兩位易學大宗，都將儒學太極化，以“太極”為儒學的“綱”來解釋儒學，首先這個“綱”就抓錯了，不僅沒將儒家思想串連起來，而且還往更玄妙的方向狂奔而去了，太極本就是極高深的“道”，越解釋越玄乎，讓人怎麼學呢？

名可秀三萬字的《中庸正義》做到了這件事，以中庸為綱，將儒學條理化、層次化，其上為宇宙觀，其下為世界觀，完整而又清晰，而方法論具體，儒家目標分階段——這樣才能普及做到，否則淺顯易懂了、知道了卻做不到，那就是隻有認知而無法踐履的學問。

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成就。

儒學修到這一步，名可秀可以說已經超越了孟子之後的歷代大儒。即使還有儒者心理接受不了一個女子在儒學上有如此成就，但是不得不承認，名可秀的“立言”已經超越了北宋儒宗范仲淹的“明體達用之學”（認明儒家之經旨而經世濟民之學）。

范仲淹的“明體達用之學”一革漢儒以來的章句訓詁之學，開啟了宋學的重義理、重創新、重學問的經世應用，故被稱為開啟宋學之儒宗。而名可秀的中庸精神確立的儒家世界觀和方法論包含了“明體達用之學”，而在內涵的深度和廣度上又遠遠超越了它——只此一點，就可以確立名可秀儒宗的地位，何況還做到了“綱”、“化繁為簡”、“條理”這三件大事呢？

為什麼宋周兩國的禮部都頒定《中庸正義》為官學教本，並將《中庸》從《禮記》中提出來，單獨增加為經義考的科目呢？就是因為看到了這部《中庸正義》的真正價值和對儒學的重要意義。

故，名可秀儒宗的地位確立無疑。

不僅僅是南面大宋的儒宗，也是北面大周的儒宗。

有人質疑嗎？

當然有大儒質疑，質疑她詮釋的一些經義或創新提出的一些觀點。但是，你能建立起一個比她樹立的“中庸”更為清晰、更為完善的儒學的“綱”嗎？你能比她的“化繁為簡”更為簡嗎？你能比她的“條理”更為條理嗎？

——不能！

那就無人質疑，因為無人能夠質疑。

所以，與二程的儒宗地位多有北周學者質疑、張載的儒宗地位多有南宋學者質疑不同，名可秀的儒宗地位一旦確立，就無人可以質疑。

作者有話要說：寫完稷下論學十七章，就好像那種亢奮的狀態一下子枯竭了下去……這思緒也在空中飄蕩了好幾天，才又落定了~

這一章是昨晚上寫完的，某一般凌晨五點起床，看一遍修文——今天八點鐘有個重要聚會，在郊外比較遠的農莊，六點鐘就得出發，所以來不及修文了。本來昨晚上睡覺時還想到應該增加一段內容，於是，放到後面章節合適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