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與晉商中的幾大家
晉商與晉商中的幾大家
雖然中國自古都有重文輕商的傳統，但中國人善於經商的傳統卻傳承了數千年，在人類歷史上，中國商業大多數時間都處在世界的第一的位置，對中華民族的進步、經濟的繁榮、文化的建設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晉商應該說是龍頭是老大，特別是進入明清以後，這種現象更為明顯。山西商業資本開始的時間很早。先秦時代晉南一帶就有了商業交易活動。晉文公稱霸時，榆次、安邑就已成為有名的商業集鎮。秦漢時代，太原、平陸、平遙、汾陽等地已成為重要商品集散市場。唐朝定太原為北京，使太原城成為商業繁華的有名城市，韓愈形容當時的太原是“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儘管如此，這一時期的山西商人還沒有一定組織和突出的地位。到了宋代，山西商人與徽州商人並稱，成為當時中國商業的中堅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戰馬大多數依靠北方的遼來供應，遼也急需要宋的手工業製造品。據歷史文獻記載，宋朝慶曆年間（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絹2000多匹在山西岢嵐買馬，又出絹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買馬，非官方的民間貿易更是頻繁。《馬可；波羅遊記》中寫著：“從太原到平陽（臨汾）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鉅額利潤”。
後世的清末，俄國駐中國領事館的一位官員鮑戈亞夫斯基提到山西商人時用了這樣的話：有些商行掌握了整省的貿易，其辦法就是把某一地區的所有商人都招來入股，因此在中國早已有了美國托拉斯式企業的成熟樣板。當時另一位西方人、德國著名的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在談到山西商人時也拋開了日爾曼民族傳統的嚴肅和拘謹：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業精神，有無比優越的計算智能，有發達的數量意識和金融才華。後世的1912年，這一年是民國元年。10月28日晚6時，在北京城一座頗為雅緻的飯館裡，一群山西商界的頭面人物正在宴請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山西商人之所以設宴歡迎梁啟超，是因為他們正在醞釀一個十分大膽的計劃，由他們出面籌備組織中華民國的中央銀行，山西商人們希望藉助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推動這項計劃的實施。即使拿後世的眼光看，由商人出面組建中央銀行也顯得過於大膽。因為中央銀行是國家的金融中樞，它的一舉一動都會對國計民生產生巨大的影響。但梁啟超並沒有覺得山西商人的想法不切實際，不僅如此，他還認為當時中國唯一能做成這件事的恰恰正是山西商人。在演講中他說：鄙人在海外十餘年，對於外人批評吾國商業能力常無辭以對，獨至此，有歷史有基礎能繼續發達之山西商業，鄙人常自誇於世界人之前。
山西商人資本中的貨幣經營資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號。票號又叫票莊或匯兌莊，是一種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在票號產生以前，商人外出採購和貿易全要靠現銀支付，在外地賺了錢捎寄老家也得靠專門的鏢局把現銀運送回去，不僅開支很大，費時誤事，而且經常發生差錯。這就迫使外出經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尋求新的辦法。相傳平遙縣“西玉成顏料莊”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設有分莊，總經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莊經常為在北京的山西同鄉辦理北京與平遙、四川或天津之間的現金兌撥。比如平遙商人在北京把現金交給“西玉成”，那麼“西玉成”北京分莊就寫信給平遙“西玉成”總號，讓匯款人在平遙領取現金。這種異地撥兌，開始只限於在親朋好友之間進行，並不收費。後來，要求撥兌的人越來越多，在雙方同意的原則下，出一定手續費就可辦理。這位雷經理很聰明，發現這是一個生財之道，於是改設“日升昌”，兼營匯兌業務，果然營業很旺盛。接著，他就放棄了顏料生意，專門經營匯兌業務，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票號。以後，他們調查了山西商人貿易的地點，選派精悍的夥伴，先後在天津、張家口、瀋陽、蘇州、上海、廈門、廣州、桂林、重慶、長沙等地開設匯兌分號招攬生意。由於這種匯兌在此處交款，彼處用錢，手續簡單，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匯款以外，還有『政府』及官員來託辦匯兌事宜。隨著資本的增加，通匯地點越來越大，利潤也越來越多。接著又吸收現款，發放貸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興旺。看到這種景象，山西商人紛紛學習“日升昌”的經驗，投資票號，從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號。到鴉片戰爭前夕，山西票號大約有八家。太平天國起義後，清『政府』的財政更加困難，山西票號也由起初為封建商人服務轉向清『政府』。為了承攬清『政府』對外活動款項匯兌等國際業務，票號商人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祁縣合盛元票號總經理賀洪如就在日本神戶、東京、橫濱、大坂都開設分支機構，平遙的永泰裕票號在印度加爾各答開設分號。此時的山西票號真可說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
山西商人資本的發展，不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貨幣資財，讓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回家鄉，而且促進了山西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全國商品物資的交流，加快了中國自然經濟解體和商品經濟發展的進程。清乾隆年間，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資開採銅礦，劉永和投資開採龍門煤礦，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明朝官營解鹽生產，徵發鹽戶到鹽池服役做工，叫做“鹽丁”。鹽丁另立戶籍，世代相起，實際上是封建國家的工奴，生活痛苦萬狀，經常抗工逃亡，生產效率極低，這表明落後的生產關係已經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1648年，清『政府』廢除“鹽丁”制，把解鹽生產改官營為民營，交給商人自行澆曬。第二年又把鹽池分為五百一十三號，規定一戶商人經營一號，逐一登記。這種經營解鹽生產的“坐商”，自籌資金，僱人撈鹽，每產鹽一百引（二百四十斛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納稅，一引摺合白銀三錢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納稅，抵作商人工本費。坐商對鹽池雖然沒有所有權，但是卻有佔有權和使用權，他們只要向『政府』納稅，就可獲得一號鹽池，經營生產。坐商僱傭工人的工資，以其技術高低來決定，按年支付，實際上已構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坐商就是早期的資本家，鹽工則就是近代鹽池產業工人的前身。當時，鹽池有20000多名工人，生產規模巨大，超過了歐洲早期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水平。從明朝官辦，“鹽工”逃亡，到坐商經營，“居民踴躍赴工”看，這是一個深刻的歷史『性』轉變，顯示出新的生產關係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山西商人資本不論是商品經營資本還是貨幣經營資本，一般都不是資本的擁有者（即商業資本家）直接從事經營活動，多數是由財東（商業資本家）出白銀若干，委託一個自己信賴的、精明能幹的人當掌櫃（相當於經理），從事某項經營活動。財東把資金運用權、人員調配權、業務經營權交給掌櫃，獨立自主地從事經營活動。定期結帳一次，由掌櫃向財東彙報經營成果。如果財東滿意，就繼續任用，財東信不過就可以辭退。這種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實行經理負責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後實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經營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職工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促進了管理人才的出現，提高了經營效益，這在中國企業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早在元代，運城鹽池就設有鹽商子弟學校，叫做“運城鹽運使司學”。清代在包頭城，也有山西商人自辦的子弟學校。馳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號，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設有本企業的訓練機構，從晉中招收十五、六歲的男青年，騎駱駝經過歸化、庫倫到科布多接受蒙語、俄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及商業常識的訓練，一般為半年，然後分配到各分號，跟隨老職工學習業務。這種重視提高職工業務素質的辦法，就是現在來看，也是很有遠見卓識的。山西商人首先創造了民間匯兌業務、轉帳和清算中心，首先創造了類似中央銀行的同業公會，都顯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幹和創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國際金融市場，表現了他們敢於向新的領域開拓的風姿。
在明清以來長達三個世紀的商業革命中，中國經濟捲入了國際化浪『潮』。在這場國際貿易中，中國的白銀貨幣淨流入，這意味著中國的商品淨輸出。中國商業革命與中國明清各大商幫的關係是密切的，是各大商幫推動了中國商業革命。在明清時代，中國商業、手工業迅速發展，異地販運貿易十分活躍，已經形成了許多商幫，如山西幫、徽州幫、陝西幫、廣東幫、山東幫、洞庭幫、江右幫、寧波幫、金華幫、紹興幫、福建幫等等，其中山西幫活動舞臺最大，資力最強。山西商品經營資本的發展，分離出來了貨幣經營資本，其主要組織形式為當鋪、錢莊、印局、賬莊、票號等金融企業，遍佈全國各地乃至亞歐一些國家。外國人把這些金融機構統稱山西銀行。中國的金融革命與山西票號的關係是密切的，是山西票號或稱山西銀行推動了中國的金融革命，啟動了中國經濟國際化的閥門。中國明清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與歐洲的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是平行發展的。公元1500年以前，歐洲和中國一樣還是農業社會，甚至農業水平比中國還低。經過1500年到1750年的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歐洲各國先後發生了工業革命，走進了工業社會，現在進入了後工業經濟時代。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曾經創造了世界農業經濟時代的輝煌，也曾經創造了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時期的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的偉大業績，而工業經濟社會的曙光卻遲遲不能『露』出地平線，讓歐洲走在了前頭，而且距離越拉越大。造成這一歷史事實的原因，從戊戌變法到後世的21世紀，已經討論了一百多年，大家公認的主要有兩點：首先，歐洲多了一場文藝復興運動，這是一場針對落後的農業社會的思想解放運動，是對神權的清算，是對人權的張揚，是對科學的祟尚，進而造成*人『性』的解放和技術的進步、保護和推廣，加上商業革命和金融革命所帶來的國際交流、資本積累和企業組織制度的創新，工業的進步是不可以阻擋的。而中國的建立在農業社會基礎上的封建倫理和沒有經過沖擊和昇華的傳統儒教思想，長期佔居主流社會和統治地位，沒有得以清算，自然人的解放、社會的開放就很難，天朝帝國居高臨下，商人階層無法進入主流社會。其次，由於上述原因決定的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創新，中國始終比歐洲艱難，分散多元的歐洲小國的經濟社會制度創新顯然要比權力高度集中的大國經濟社會的制度創新要容易得多。清朝晚期沒有可能為中國經濟社會制度創新提供任何條件。沒有人和思想的解放就沒有經濟社會制度的創新，沒有經濟社會制度的創新就沒有工業革命的環境和條件。
晉商中的幾大家
喬家：
喬氏家族的第一代創業人喬貴發由小本生意起家，從闖『蕩』口外的小夥計成長為壟斷包頭商業的大財東，包頭城至今仍流傳著“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的俗語。喬氏家族的產業在第二代創業人喬致庸手中繼續發揚光大，達到鼎盛，商行、銀號開到了京津、東北、長江流域。徐珂《清稗類鈔》中估計喬家共有資產四五百萬兩，事實上喬家的各類動產、不動產加起來應該有數千萬兩之巨，大約相當於現代的近百億資產，這在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經濟條件下，是一個難以置信的天文數字。
渠家：
渠家祖先以行走於長治、祁縣之間的“貨郎挑”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間發展成為晉中八大富戶之一。渠家開設的長源川、長裕川兩大茶莊，從兩湖採辦紅茶，販銷於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國，他們還開設有“三晉源”、“百川通”票號。徐珂《清稗類鈔》中估計渠家共有資產三四百萬兩，事實上遠遠不止此數，傳說，僅“旺財主”渠源湞的一個銀窯內就藏有白銀三百萬兩。
獲得“五個一工程獎”的電視連續劇《昌晉源票號》即是根據渠家的故事改編，片中反映了三晉源票號的經營以及渠源湞、渠本翹父子在思想、觀念上的激烈衝突。渠源湞是一個傑出的商業天才，但『性』格古怪，他的曾孫渠川因此將這部小說定名為《金魔》。與父親終生未能化解矛盾的渠本翹堅持了自己的選擇，走科舉之路步入仕途，成為著名的愛國商人、教育家。
渠家從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輩進入鼎盛，渠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財主：田喜財主、旺財主、金財主。他們在祁縣古城東半城建有十幾個大院，千餘間房屋，佔地三萬多平方米，人稱“渠半城”。
曹家：
曹家先祖原居太原晉祠，明洪武年間遷至太谷。曹家的興盛始於明末闖關東的曹三喜，到道光、咸豐年間，達到鼎盛，640餘座鋪面遍佈大江南北，僱員37000餘人，資產高達1200萬兩白銀。從商業業績而言，曹氏家族在晉商豪門中是較為突出的一家，生意一直做到了俄羅斯、日本、朝鮮。曹家的興盛歷經二三百年而長盛不衰，二十世紀初的『亂』世，由於國家銀行排擠、俄國革命、辛亥革命、蒙古革命、日寇侵華以及子孫吸毒的影響，才走向衰落。
曹家雖然偏居鄉間，但生活極為奢侈糜費，常領全省風氣之先。早在1920年，曹家就購買了一輛美製汽車，而當時，連山西督軍閻錫山都不曾有此待遇。不久，曹家又購買了發電機，安裝了電燈電話，均為全省首家。曹家老夫人“喜婆兒”出殯時，耗銀十萬兩，動用64人抬棺。目前仍保存於曹家大院內的“百壽大屏風”、“金火車頭鍾”等珍品可以讓遊客感受到曹家過去的豪奢，那座金火車頭鍾，據說是慈禧太后抵押西行借款之物。
為保護家眷及財產安全，曹家多年來一直聘用當地形意拳高手做為保鏢，此後又組建了護院武裝，在光緒年間人數多達五百，到了民國初年，曹家仍有家兵三百，武器精良，並配有統一服裝，聘請軍官教練，每逢三、六、九日，還要進城與官軍一起『操』練。
日寇侵佔太谷後，曹氏家族逃亡，日寇動用兩輛卡車用四十餘天時間將曹家珍寶財產掠奪一空，部分彩繪上的金粉也被颳走。
王家：
靜升王氏為太原王氏後裔，元代皇慶年間歷經兩次遷移之後定居靜升，至今已近七百年。靜升王氏以耕作和磨製黑豆豆腐開始，由農及商，由商到官，終於在清代中葉發展成為富甲一方、聲名顯赫、人丁逾千的靈石四大家族之一。
王家傳至第十四世王謙受、王謙和兄弟時，清廷因征討吳三桂叛『亂』急需軍馬，已經開始從事牲畜販賣的王家兄弟獻上24匹良馬，此舉不僅使他們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褒揚，同時受命為清軍籌集軍馬糧草獲得可觀的經濟回報。王謙受還參加過康熙皇帝的千叟宴，御賜龍頭柺杖一把。王謙受後來以2000兩白銀為兒子王夢簡捐了一個五品官，王家由此邁出由商而官的第一步。此後，王家通過正途科考、異途捐保和祖德廕襲三種方式，先後有52人被典封官職。
靜升王家和許多大家族一樣，歷經艱苦創業和鼎盛輝煌之後，也逃脫不了興衰起落的必然規律。王家的衰敗始於道光年間，部分王家後人染上鴉片癮之後，淪落為偷兒、乞丐。王家首先被出賣的是紅門堡內的部分宅院，異姓主人遷入之後，堡門門匾上的“合堡同宗”四字也不得不改為“合堡同德”。此後，高家崖以964兩紋銀易主，孝義祠以2000吊銅錢賤賣。抗戰爆發後，王家碩果僅存、資財依舊雄厚的王飲讓一支匆匆將各地資產變賣後舉家南遷。自此，這個輝煌一時的名門望族，歷經600餘年的創業與興盛之後，終於煙消雲散，僅僅成為一方土地上的歷史話題。
常家：
常氏祖先在明代由太谷遷居車輞，以牧羊為生，八世祖常威身背褡褳遠赴張家口走上了經商的道路。先祖的牧羊鞭、常威的褡褳後來供奉於常氏宗祠內，與常萬達的名言“視有若無，視盈若虛”一起被常家子孫尊崇了二百年。常威之子常萬（王已）、常萬達學有所成之後，成為父親的得力助手，兄弟兩先後創立了“十大德”、“十大玉”20個商號，開闢了由福建武夷山至俄羅斯的數萬裡國際貿易通道“茶葉之路”，成為首屈一指的晉商“外貿世家”。常氏家族鼎盛之際，擁有員工千餘人，駱駝上萬峰，獨佔中俄茶葉貿易的四成，在乾隆年間是當之無愧的全國第一富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