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九章?致功學派
第二百三十九章?致功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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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小方子果然又來邀請，林天便與喬峰一起去了皇宮，王安石、蘇軾、劍魔都在，一起用過早膳後，便商量著公審之事。品書網
刑部、御史臺、大理寺三堂會審，其中刑部與大理寺都是變法派大臣，可以說十成勝算，已經佔了七成，再者言刑恕這人，沒證據都要搞出七分證據的人也在其中，勝算可謂百分百。
趙頊興奮的有些面色潮紅，今天將是一個大日子，韓呂不能保住那近百揚州官員，那麼圍繞著他們的士子就會離心離德，相對而言，皇家勢力就會增長，另一方面，變法也可以在北方韓呂勢力範圍內施行，揚州就是一個橋頭堡。
一直以來韓呂所控制的路州府縣都以王安石變法有背祖宗遺訓、與民爭利等種種理由拒絕，若是逼得急了，便動不動士子請命、糧行漕運罷市。
不錯，就是請命、罷市！這種近現代象徵著“民主”權力，早被韓呂大族玩的爐火純青了。
無論趙頊還是王安石、蔡確、刑恕，對此都是無可奈何，根本沒有應對辦法。若是強制不準，那麼就會正中那些人的下懷，“防人之口甚於防川”，恐怕天下士子到時就會將趙頊貶斥為暴君周厲王了。
值得一提的是，變法派掌權，雖在朝堂上對政敵加以打擊，但卻並不禁止他們在朝堂以外進行議論，也不禁止反對派發表自己的意見，正因為這樣，二程的洛陽學說，才會作為保守派的思想大本營得以存在。
蘇軾之所以會被汙以烏臺詩案，那是因為你身為朝廷命官，卻妄議朝政，不思盡忠職守卻對官家、變法冷嘲熱諷，這當然會被攻擊了。
至於洛陽的二程，雖然也有官職在身，也算朝廷命官，但實質上那官職只是一個名頭，已經有名無實，形同虛設，是個空職，只不過是因為二程名頭很大，不能剝了功名的權宜之計。
所以說變法派當權時，大宋上下辦學、言論都是歷代王朝最寬鬆的時代。這裡面固然是因為變法派根本沒有禁止守舊派說話的實力，另一面也有以此讓天下百姓開口，來非議守舊派，降低守舊派在民間威望的想法。
神宗一朝，不僅在大宋歷史上，屬於大變革時代，而且在整個中國的歷史上，也是屬於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時代！
大變革時代，各種關於變革的言論也極為繁雜，這裡除了王安石的新學、洛陽的二程理學外，還有像餘杭一代極為盛行的致功學說，這三家學說在大宋影響很大，其中二程理學根深蒂固，王安石新學因為變法推行，也風光一時無兩，至於致功學說則勢力最弱。
但林天在與蘇軾、王安石的談論中，心頭卻暗思這個學說恐怕生機最旺。致功學說是伴隨著餘杭沿海一帶商業的興盛而興盛起來的，其中“商人的味道”極為濃重，商人最講究實實在在的利益，致功學說的核心便是：經世致用、學以致用！功利味道極濃。
王安石曾在餘杭做過通判，新學中也吸收了一些功利手段，比如他的均輸法、市易法。但王安石卻仍然是個恪守仁義禮智信的傳統文人，對致功學說從根本上是反對的。
致功學說決不高談闊論，他的發明者是真宗時代的一個商家子弟，姓沈名富，字是他自己取的，就叫致功。古代商人地位很低，他家老子便重金聘請老宿大儒為他講學，想兒子將來也能考取功名（北宋年間不禁止商戶讀書科考，但在後來的南宋、元、明、清是禁止的！），哪知道這位富二代在學習的時候，唯獨對陶朱公敬佩有加，而對孔聖人卻鄙夷的一無是處，氣得老先生氣血上湧，一下便昏了過去，被救醒後，哼哼說了句：“朽木不可雕也！”將沈富逐出師門後離開，也同時這位富二代不敬聖人的名頭漸漸傳開了，導致士林大譁。
但是這位公子爺卻極為聰慧，非但不懼，反而引經據典、言之鑿鑿，他家有錢，他居然將自己的觀點刻板印刷，書市販賣。
他有句名言廣為人知：“太史公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聖人言：‘衣食足而後知禮儀’，吾觀千百年來，百姓未有衣食足時，故吾不虛言禮儀，不高談道德，所以論者，唯利而已！”
他崇商，為商家正名，得到商戶的支持，後來他老子死後，他索性變賣家產，開館收徒，辦了書院，這書院位於餘杭，名致功書院。餘杭商戶子弟，入館從學者十之七八，外地富豪之家亦多有子弟遠來從學，可見其風靡之甚。
而致功書院傳到如今已經三代，現在的院長沈金（古代書院多建山上，遠離塵囂，院長亦稱為山長、山主），年近五旬，已經是個鬚髮半百的老人，致功書院雖然金資不缺，極為富綽，但奈何從他建立起來，就只在商戶中聲名昭昭，在此之外卻惡名著著。
致功學說在政治上就從來沒有得勢過，一直是遭受批判打擊的一方，這也與他們的學術觀點有關。
比如就鹽鐵來說，守舊派的二程理學，認為應當由官府獨營；王安石新學，因為官府獨營腐敗叢生，鹽鐵之利，十之八九為貪官所汙，所以反對官府獨營，改為官府專營，但由有資格的商戶來具體經營；到了致功學派這裡，則是官府應當進行無為而治，鹽鐵全有商戶經營，官府只要等著收稅就行。
王安石的官管商營尚且被二程理學攻擊，說是離經叛道數典忘祖，因為歷代以來鹽鐵都是官營的！那麼致功學派的全部商營的觀點，就更不說了，在二程理學那裡，直接就冠之以妖言惑眾的邪魔歪理之名，就是王安石的新學也對其非議頗多！
王安石的市易法，由官府來主導商品價格，損害了商業運行的正常規律，破壞了商人尤其是大商人對市場的控制，增加了行商風險，為致功學派從根本上所反對，但是王安石新學在變法派當權時，是官方學說，他只能憋屈的夾縫中生存。
於是天下沒有錢擺不平的事，那些設在重要城市的市易司，只正常運轉了大半年不到，便在金錢的誘惑下腐朽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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