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2章 國際視野

外科教父·海與夏·4,258·2026/3/27

裡高揚的治療進入第三個療程,這是原定治療週期的最後階段,宋子墨和徐志良輪流監控各項指標。 約翰內森醫生問:“如果經過幾次治療還沒有完全消滅腫瘤,需要增強K病毒的劑量?” 楊平搖頭:“不需要,隨意增大劑量會引起新的免疫風暴,有時候免疫風暴會要命的。” “那怎麼辦?”約翰內森的意思經過三個療程之後,如果腫瘤還沒有完全消失。 “我們需要換個思路。”楊平調出裡高揚大腦的代謝影像,手指在腫瘤核心區域畫圈,“傳統的治療理念是全殲,但在腦幹這種功能區,也許可以緩慢逐步殲滅或者帶瘤生存,就像高血壓、糖尿病一樣,把腫瘤控制成慢性病。在傳統的治療裡,想法是全殲,事實上根本做不到全殲。” 宋子墨抬起頭:“您是說讓腫瘤進入休眠狀態?” “對,如果無法完全清除,就改變它的行為模式。”楊平開始在白板上畫示意圖,“我們的病毒載體除了攜帶K因子,還攜帶了基因編輯元件,如果調整編輯目標,讓腫瘤細胞高表達衰老相關基因,進入不可逆的生長停滯……” “這需要……重新……設計載體。”徐志良提醒。 “不用重新設計,只需要調整表達調控序列。”楊平已經在思考技術細節,“我們可以透過超聲微泡聚焦技術,在腫瘤區域性短暫開啟血腦屏障,然後靜脈給予小分子誘導劑。這種誘導劑本身無害,但遇到我們載體編輯過的腫瘤細胞,就會觸發衰老程式。” 約翰內森快速記錄,但忍不住問:“楊教授,您之前做過類似實驗嗎?” “在動物模型上做過概念驗證,但從未在人體嘗試。”楊平坦誠,“所以需要裡高揚本人的同意。” 這話讓所有人都沉默了,在治療中途轉向一個未經臨床驗證的新方案,風險可想而知。 羅爾夫聽完翻譯,臉色蒼白,他用顫抖的聲音問:“楊教授,新方案的成功率是多少?” “沒有資料,無法評估。”楊平直視他,“按照現有方案繼續下去可以增加療程,也是一種方法,這樣如果無法全殲,以後要經歷反覆多次目前K療法,而前一種方法可以一勞永逸,不用反覆進行K療法。” 羅爾夫閉上眼睛,他想起了裡高揚昨天用平板電腦寫下的那句話——“如果我的治療能為後來者找到新路,那就值得嘗試。” “我需要和他本人確認。 病房裡,裡高揚的意識比前幾天更清醒,呼吸機已經撤除,他能夠用微弱但清晰的聲音說話。 聽完羅爾夫的轉述,他沉默了很長時間。 他想起自己確診復發那天,醫生平靜地告訴他:“大概還有六個月。”那時候他覺得,六個月太短,短到不夠安排後事,不夠和每個愛的人告別。 現在他多活了兩個月,多看了六十次日出日落,多聽了孩子們六十次視訊通話,多感受了六十天作為“活著的人”的體驗。 “楊教授,”他最終開口,聲音沙啞但堅定,“如果我失敗了,我的資料對後來者有幫助嗎?” “會有巨大幫助。”楊平說,“無論成功失敗,你都是第一個接受這種聯合治療方案的人。你的每一個資料點,都會讓下一位患者多一分希望。” 裡高揚點點頭,然後笑了,那是病重以來他第一次真正微笑,皺紋在蒼白的臉上舒展,像個孩子。 “那就做吧。”他說,“反正這本來就是多出來的時間。” “還有一點我要告訴你,這種療法其實在靈長類動物實驗成功率很高,只是你是第一個臨床實驗志願者。”楊平告訴他。 …… 就在裡高揚準備接受創新方案的同時,李曉雲的標準化治療已經開始。 與裡高揚的波折不同,她的治療過程平順得近乎枯燥。每週一次給藥,每次給藥後監測各項資料,然後等待下一週。腫瘤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縮小,從最初的5.8釐米縮小到3.2釐米,再到現在的1.7釐米。 但今天,例行檢查發現了一個意外情況。 “左側顳葉出現新的強化灶。”放射科醫生指著核磁共振影像,“大小約0.8釐米,形態不像典型腫瘤復發,但需要警惕。” 她的丈夫王建軍聽到這個訊息時,腿都軟了:“不是……不是說治療有效嗎?腫瘤不是一直在縮小嗎?” 楊平親自檢視了影像,然後問李曉雲:“李老師,您最近有沒有過頭痛、視力模糊或者記憶力下降的情況?” “頭痛有一點……但不是很嚴重。”李曉雲虛弱地回答,“就是覺得腦子有點糊,像蒙了一層霧。” “認知功能評估做了嗎?” 宋子墨調出評估報告:“比上週下降了12%,主要影響短期記憶和注意力。” 楊平沉思片刻:“可能是假性進展。” “假性進展?”王建軍沒聽懂。 “這是K治療理論上會碰到的現象。”楊平解釋,“有時候K病毒攻擊腫瘤,會引起區域性炎症反應,在影像上看起來像新的病灶,其實是治療起效的表現。但需要排除真正的腫瘤進展。” “怎麼排除?” “做PET-CT,看代謝活性。如果是假性進展,代謝不會很高;如果是真進展……”楊平沒說下去。 王建軍臉色煞白,畢竟這樣一半的機率是新病灶。 楊平看著這對夫婦絕望的眼神,突然說:“還有一個簡單方法可以快速鑑別,腦脊液液體活檢。” “腦脊液?” “對,透過腰椎穿刺取少量腦脊液,檢測其中是否有腫瘤來源的基因突變和免疫標誌物。”楊平說,“如果假性進展,腦脊液中會有大量免疫細胞啟用訊號;如果真進展,會有腫瘤相關突變。” “那……什麼時候可以做?” “現在就可以。” 一小時後,李曉雲被推入操作室,腰椎穿刺是個小操作,但對虛弱的患者來說仍是一種折磨。當淡黃色的腦脊液緩緩流入試管時,王建軍在門外不停地踱步。 樣本被緊急送往基因測序實驗室。按照常規流程,結果需要三天。但楊平特批了加急通道,六小時內出初步結果。 等待的六個小時,像六年一樣漫長。 李曉雲躺在病床上,握著丈夫的手:“建軍,如果真的是新病灶……” “別瞎說。” “我是說如果。”李曉雲很平靜,“咱們已經盡力了,至少我多陪了你和孩子們三個月,這幾個月,比什麼都值。” 王建軍把臉埋進妻子的手心,肩膀微微顫抖。 下午四點,結果出來了。 宋子墨拿著報告單衝進病房,臉上是如釋重負的笑容:“假性進展!腦脊液中檢測到大量γ幹擾素和白細胞介素-2,這是典型的免疫啟用訊號!腫瘤突變基因的濃度反而降到了檢測下限!” 王建軍愣了兩秒,然後抱著妻子嚎啕大哭,這一次,是喜極而泣。 李曉雲輕輕拍著丈夫的背,眼淚也流下來,但嘴角是上揚的。 “不過,”宋子墨補充,“免疫反應確實很強,可能需要再次短期加強抗炎治療,控制一下症狀。” “沒問題!只要能治,什麼都行!”王建軍擦著眼淚說。 這個插曲被記者全程記錄,當晚的報道中,旁白這樣說道。 “在尖端醫療的光環下,真實的治療過程充滿了不確定和焦慮。普惠的意義不僅在於讓普通人獲得治療機會,更在於讓他們在疾病的不確定性中,依然保有尊嚴和希望。” 影片裡,李曉雲平靜的面容和王建軍喜極而泣的畫面打動了無數觀眾。二十四小時內,全球K療法患者申請平臺新增了三萬份申請。 …… 就在所有人關注兩位患者命運時,布魯塞爾傳來一個爆炸性訊息。 歐洲醫藥局(EMA)突然釋出了一份長達五十頁的“技術立場檔案”,對K療法提出七項“重大關切”。核心問題是資料安全:“治療過程中產生的患者基因組資料、免疫系統資料、腦功能影像資料,將全部儲存在位於中國的伺服器上,這可能導致歐洲公民最敏感的健康資訊外流,違反《通用資料保護條例》(GDPR)。” 檔案建議:“在資料主權問題解決前,暫停K療法在歐洲的一切審批程式。” 訊息一出,全球譁然。 銳行總部,黃佳才連夜召開危機應對會議。 “這是赤裸裸的技術壁壘。”法律顧問憤怒地說,“他們之前對資料問題隻字不提,現在看到治療有效,就突然丟擲這個問題,明顯是拖延戰術!” “誰在背後推動?”黃佳才問。 助理調出情報簡報:“根據我們掌握的資訊,法國人和德國人在歐洲議會和EMA內部做了大量遊說工作。他們試圖推動一個修正案:要求所有在歐洲使用的醫療技術,患者資料必須儲存在歐盟境內伺服器。” “這是針對我們的專門條款。”黃佳才冷笑,“但表面上他們可以打著‘保護歐洲公民資料安全’的旗號佔據道德高地。” “更麻煩的是,”國際事務總監補充,“如果EMA真的暫停審批,我們正在談判的歐洲合作伙伴會立刻退縮,普惠框架在歐洲的落地可能延遲一年以上,不利於我們快速展開國際化。” “我們需要回應。”黃佳才說,“但不是情緒化的反駁,立即起草三點宣告:第一,尊重歐洲的資料保護法規;第二,銳行願意與EMA合作設計符合GDPR的資料管理方案;第三,建議成立由中歐專家聯合組成的資料安全監督委員會,確保透明。” “這不夠強硬。”有人反對。 黃佳才說,“這是規則層面的博弈,我們需要展現靈活性,同時堅守底線。我們的底線是資料必須由治療團隊實時訪問,因為治療決策需要基於實時資料,但我們可以接受資料在歐盟境內做映象儲存,接受聯合監督。在堅持我們的原則的同時,我們要適當展示靈活性,熟悉我們目標市場的規則,只是用強硬解決不了所有問題。” 他頓了頓,聲音轉冷:“但有一點要明確:如果EMA堅持完全的資料本地化儲存,導致治療決策延遲,影響患者安全,我們將不得不重新考慮歐洲市場的優先順序,畢竟,世界上需要這項技術的,不只是歐洲。所以,我們在應對規則的同時,也要推動輿論的波瀾。” 這是一個微妙的威脅,暗示可能優先考慮亞洲、非洲、拉美等對資料流動更開放的市場。 宣告發出後兩小時,黃佳才接到了施耐德的電話。 “黃先生,事情發展到這一步,我很遺憾。”施耐德的聲音聽起來很誠懇,“EMA的立場不代表我們的立場。我們依然希望與銳行合作。” “但你們是推動這個議題的主要力量之一。”黃佳才直截了當。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下:“我們是提出了關切,但沒想到EMA會如此強硬。不過這也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如果銳行能與我們合作設計資料解決方案,既能滿足監管要求,又不影響治療,我們就能向EMA證明,合作是可行的。” “所以這是一個‘創造問題再解決問題’的遊戲?” “商業世界有時就是這樣。”施耐德沒有否認,“但我可以向您保證,只要銳行展現出靈活性,我們會全力推動方案透過,我們在EMA內部的影響力,比您想象的要大。” 結束通話電話後,黃佳才陷入沉思。 施耐德的話半真半假,但有一點是確定的,歐洲巨頭確實有能力影響監管,既能讓事情變糟,也能讓事情變好,關鍵在於價碼。 他開啟電腦,開始起草一份新的提案:《關於建立中歐醫療資料安全互信框架的聯合倡議》。核心內容:在法蘭克福建立K療法歐洲資料中心,作為中國主資料中心的映象;成立由中歐雙方各五名專家組成的獨立監督委員會,負責資料訪問審計;患者有權選擇是否將匿名化資料用於科學研究。 這份提案既滿足了資料本地化儲存的要求,又保證了治療團隊的資料訪問權,還賦予了患者選擇權。更重要的是,它把資料問題從“中歐對抗”變成了“技術解決方案”。 黃佳才把提案發給施耐德,附帶一條資訊:“如果你們能在一週內推動EMA接受這個框架,你們將在歐洲合作伙伴評估中獲得額外加分。” 開拓國際化市場不能靠強硬和一腔熱血,而需要策略,需要國際視野。

裡高揚的治療進入第三個療程,這是原定治療週期的最後階段,宋子墨和徐志良輪流監控各項指標。

約翰內森醫生問:“如果經過幾次治療還沒有完全消滅腫瘤,需要增強K病毒的劑量?”

楊平搖頭:“不需要,隨意增大劑量會引起新的免疫風暴,有時候免疫風暴會要命的。”

“那怎麼辦?”約翰內森的意思經過三個療程之後,如果腫瘤還沒有完全消失。

“我們需要換個思路。”楊平調出裡高揚大腦的代謝影像,手指在腫瘤核心區域畫圈,“傳統的治療理念是全殲,但在腦幹這種功能區,也許可以緩慢逐步殲滅或者帶瘤生存,就像高血壓、糖尿病一樣,把腫瘤控制成慢性病。在傳統的治療裡,想法是全殲,事實上根本做不到全殲。”

宋子墨抬起頭:“您是說讓腫瘤進入休眠狀態?”

“對,如果無法完全清除,就改變它的行為模式。”楊平開始在白板上畫示意圖,“我們的病毒載體除了攜帶K因子,還攜帶了基因編輯元件,如果調整編輯目標,讓腫瘤細胞高表達衰老相關基因,進入不可逆的生長停滯……”

“這需要……重新……設計載體。”徐志良提醒。

“不用重新設計,只需要調整表達調控序列。”楊平已經在思考技術細節,“我們可以透過超聲微泡聚焦技術,在腫瘤區域性短暫開啟血腦屏障,然後靜脈給予小分子誘導劑。這種誘導劑本身無害,但遇到我們載體編輯過的腫瘤細胞,就會觸發衰老程式。”

約翰內森快速記錄,但忍不住問:“楊教授,您之前做過類似實驗嗎?”

“在動物模型上做過概念驗證,但從未在人體嘗試。”楊平坦誠,“所以需要裡高揚本人的同意。”

這話讓所有人都沉默了,在治療中途轉向一個未經臨床驗證的新方案,風險可想而知。

羅爾夫聽完翻譯,臉色蒼白,他用顫抖的聲音問:“楊教授,新方案的成功率是多少?”

“沒有資料,無法評估。”楊平直視他,“按照現有方案繼續下去可以增加療程,也是一種方法,這樣如果無法全殲,以後要經歷反覆多次目前K療法,而前一種方法可以一勞永逸,不用反覆進行K療法。”

羅爾夫閉上眼睛,他想起了裡高揚昨天用平板電腦寫下的那句話——“如果我的治療能為後來者找到新路,那就值得嘗試。”

“我需要和他本人確認。

病房裡,裡高揚的意識比前幾天更清醒,呼吸機已經撤除,他能夠用微弱但清晰的聲音說話。

聽完羅爾夫的轉述,他沉默了很長時間。

他想起自己確診復發那天,醫生平靜地告訴他:“大概還有六個月。”那時候他覺得,六個月太短,短到不夠安排後事,不夠和每個愛的人告別。

現在他多活了兩個月,多看了六十次日出日落,多聽了孩子們六十次視訊通話,多感受了六十天作為“活著的人”的體驗。

“楊教授,”他最終開口,聲音沙啞但堅定,“如果我失敗了,我的資料對後來者有幫助嗎?”

“會有巨大幫助。”楊平說,“無論成功失敗,你都是第一個接受這種聯合治療方案的人。你的每一個資料點,都會讓下一位患者多一分希望。”

裡高揚點點頭,然後笑了,那是病重以來他第一次真正微笑,皺紋在蒼白的臉上舒展,像個孩子。

“那就做吧。”他說,“反正這本來就是多出來的時間。”

“還有一點我要告訴你,這種療法其實在靈長類動物實驗成功率很高,只是你是第一個臨床實驗志願者。”楊平告訴他。

……

就在裡高揚準備接受創新方案的同時,李曉雲的標準化治療已經開始。

與裡高揚的波折不同,她的治療過程平順得近乎枯燥。每週一次給藥,每次給藥後監測各項資料,然後等待下一週。腫瘤在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縮小,從最初的5.8釐米縮小到3.2釐米,再到現在的1.7釐米。

但今天,例行檢查發現了一個意外情況。

“左側顳葉出現新的強化灶。”放射科醫生指著核磁共振影像,“大小約0.8釐米,形態不像典型腫瘤復發,但需要警惕。”

她的丈夫王建軍聽到這個訊息時,腿都軟了:“不是……不是說治療有效嗎?腫瘤不是一直在縮小嗎?”

楊平親自檢視了影像,然後問李曉雲:“李老師,您最近有沒有過頭痛、視力模糊或者記憶力下降的情況?”

“頭痛有一點……但不是很嚴重。”李曉雲虛弱地回答,“就是覺得腦子有點糊,像蒙了一層霧。”

“認知功能評估做了嗎?”

宋子墨調出評估報告:“比上週下降了12%,主要影響短期記憶和注意力。”

楊平沉思片刻:“可能是假性進展。”

“假性進展?”王建軍沒聽懂。

“這是K治療理論上會碰到的現象。”楊平解釋,“有時候K病毒攻擊腫瘤,會引起區域性炎症反應,在影像上看起來像新的病灶,其實是治療起效的表現。但需要排除真正的腫瘤進展。”

“怎麼排除?”

“做PET-CT,看代謝活性。如果是假性進展,代謝不會很高;如果是真進展……”楊平沒說下去。

王建軍臉色煞白,畢竟這樣一半的機率是新病灶。

楊平看著這對夫婦絕望的眼神,突然說:“還有一個簡單方法可以快速鑑別,腦脊液液體活檢。”

“腦脊液?”

“對,透過腰椎穿刺取少量腦脊液,檢測其中是否有腫瘤來源的基因突變和免疫標誌物。”楊平說,“如果假性進展,腦脊液中會有大量免疫細胞啟用訊號;如果真進展,會有腫瘤相關突變。”

“那……什麼時候可以做?”

“現在就可以。”

一小時後,李曉雲被推入操作室,腰椎穿刺是個小操作,但對虛弱的患者來說仍是一種折磨。當淡黃色的腦脊液緩緩流入試管時,王建軍在門外不停地踱步。

樣本被緊急送往基因測序實驗室。按照常規流程,結果需要三天。但楊平特批了加急通道,六小時內出初步結果。

等待的六個小時,像六年一樣漫長。

李曉雲躺在病床上,握著丈夫的手:“建軍,如果真的是新病灶……”

“別瞎說。”

“我是說如果。”李曉雲很平靜,“咱們已經盡力了,至少我多陪了你和孩子們三個月,這幾個月,比什麼都值。”

王建軍把臉埋進妻子的手心,肩膀微微顫抖。

下午四點,結果出來了。

宋子墨拿著報告單衝進病房,臉上是如釋重負的笑容:“假性進展!腦脊液中檢測到大量γ幹擾素和白細胞介素-2,這是典型的免疫啟用訊號!腫瘤突變基因的濃度反而降到了檢測下限!”

王建軍愣了兩秒,然後抱著妻子嚎啕大哭,這一次,是喜極而泣。

李曉雲輕輕拍著丈夫的背,眼淚也流下來,但嘴角是上揚的。

“不過,”宋子墨補充,“免疫反應確實很強,可能需要再次短期加強抗炎治療,控制一下症狀。”

“沒問題!只要能治,什麼都行!”王建軍擦著眼淚說。

這個插曲被記者全程記錄,當晚的報道中,旁白這樣說道。

“在尖端醫療的光環下,真實的治療過程充滿了不確定和焦慮。普惠的意義不僅在於讓普通人獲得治療機會,更在於讓他們在疾病的不確定性中,依然保有尊嚴和希望。”

影片裡,李曉雲平靜的面容和王建軍喜極而泣的畫面打動了無數觀眾。二十四小時內,全球K療法患者申請平臺新增了三萬份申請。

……

就在所有人關注兩位患者命運時,布魯塞爾傳來一個爆炸性訊息。

歐洲醫藥局(EMA)突然釋出了一份長達五十頁的“技術立場檔案”,對K療法提出七項“重大關切”。核心問題是資料安全:“治療過程中產生的患者基因組資料、免疫系統資料、腦功能影像資料,將全部儲存在位於中國的伺服器上,這可能導致歐洲公民最敏感的健康資訊外流,違反《通用資料保護條例》(GDPR)。”

檔案建議:“在資料主權問題解決前,暫停K療法在歐洲的一切審批程式。”

訊息一出,全球譁然。

銳行總部,黃佳才連夜召開危機應對會議。

“這是赤裸裸的技術壁壘。”法律顧問憤怒地說,“他們之前對資料問題隻字不提,現在看到治療有效,就突然丟擲這個問題,明顯是拖延戰術!”

“誰在背後推動?”黃佳才問。

助理調出情報簡報:“根據我們掌握的資訊,法國人和德國人在歐洲議會和EMA內部做了大量遊說工作。他們試圖推動一個修正案:要求所有在歐洲使用的醫療技術,患者資料必須儲存在歐盟境內伺服器。”

“這是針對我們的專門條款。”黃佳才冷笑,“但表面上他們可以打著‘保護歐洲公民資料安全’的旗號佔據道德高地。”

“更麻煩的是,”國際事務總監補充,“如果EMA真的暫停審批,我們正在談判的歐洲合作伙伴會立刻退縮,普惠框架在歐洲的落地可能延遲一年以上,不利於我們快速展開國際化。”

“我們需要回應。”黃佳才說,“但不是情緒化的反駁,立即起草三點宣告:第一,尊重歐洲的資料保護法規;第二,銳行願意與EMA合作設計符合GDPR的資料管理方案;第三,建議成立由中歐專家聯合組成的資料安全監督委員會,確保透明。”

“這不夠強硬。”有人反對。

黃佳才說,“這是規則層面的博弈,我們需要展現靈活性,同時堅守底線。我們的底線是資料必須由治療團隊實時訪問,因為治療決策需要基於實時資料,但我們可以接受資料在歐盟境內做映象儲存,接受聯合監督。在堅持我們的原則的同時,我們要適當展示靈活性,熟悉我們目標市場的規則,只是用強硬解決不了所有問題。”

他頓了頓,聲音轉冷:“但有一點要明確:如果EMA堅持完全的資料本地化儲存,導致治療決策延遲,影響患者安全,我們將不得不重新考慮歐洲市場的優先順序,畢竟,世界上需要這項技術的,不只是歐洲。所以,我們在應對規則的同時,也要推動輿論的波瀾。”

這是一個微妙的威脅,暗示可能優先考慮亞洲、非洲、拉美等對資料流動更開放的市場。

宣告發出後兩小時,黃佳才接到了施耐德的電話。

“黃先生,事情發展到這一步,我很遺憾。”施耐德的聲音聽起來很誠懇,“EMA的立場不代表我們的立場。我們依然希望與銳行合作。”

“但你們是推動這個議題的主要力量之一。”黃佳才直截了當。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下:“我們是提出了關切,但沒想到EMA會如此強硬。不過這也給了我們一個機會,如果銳行能與我們合作設計資料解決方案,既能滿足監管要求,又不影響治療,我們就能向EMA證明,合作是可行的。”

“所以這是一個‘創造問題再解決問題’的遊戲?”

“商業世界有時就是這樣。”施耐德沒有否認,“但我可以向您保證,只要銳行展現出靈活性,我們會全力推動方案透過,我們在EMA內部的影響力,比您想象的要大。”

結束通話電話後,黃佳才陷入沉思。

施耐德的話半真半假,但有一點是確定的,歐洲巨頭確實有能力影響監管,既能讓事情變糟,也能讓事情變好,關鍵在於價碼。

他開啟電腦,開始起草一份新的提案:《關於建立中歐醫療資料安全互信框架的聯合倡議》。核心內容:在法蘭克福建立K療法歐洲資料中心,作為中國主資料中心的映象;成立由中歐雙方各五名專家組成的獨立監督委員會,負責資料訪問審計;患者有權選擇是否將匿名化資料用於科學研究。

這份提案既滿足了資料本地化儲存的要求,又保證了治療團隊的資料訪問權,還賦予了患者選擇權。更重要的是,它把資料問題從“中歐對抗”變成了“技術解決方案”。

黃佳才把提案發給施耐德,附帶一條資訊:“如果你們能在一週內推動EMA接受這個框架,你們將在歐洲合作伙伴評估中獲得額外加分。”

開拓國際化市場不能靠強硬和一腔熱血,而需要策略,需要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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