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蔣幹 小說《三國演義》中的地理知識錯誤舉要

小說《三國演義》中的地理知識錯誤舉要

小說《三國演義》中的地理知識錯誤舉要

王長明

小說《三國演義》在文學上達到了極高的水平，但書中卻存在著為數甚多的地理知識錯誤。該書雖經多次校勘，但此類錯誤卻沒有引起重視，更沒有得到訂正。

小說《三國演義》中的地理知識錯誤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一、行政區域治所錯誤：

最典型的是“荊州”。小說《三國演義》中有七十多回涉及到荊州。作者並不知道當時荊州的治所即荊州城在何處。東漢末年劉表任荊州刺史時，將州治由漢壽(在今湖南常德東北)遷到了襄陽(今湖北襄樊市襄城區的襄陽古城)。赤壁之戰後，孫權控制了荊州的核心區域——以江陵為中心的南郡南部地區及江夏郡的南部。孫權以周瑜為南郡太守，治江陵(今湖北省荊州市荊州區的荊州古城地區)。孫權表劉備為荊州牧，治公安(今湖北公安縣西北)。後劉備從孫權手中借得南郡及江夏郡，移治於江陵，關羽大意失荊州於吳，吳荊州亦治於江陵。

而作者所寫的劉表時期的荊州城並不是襄陽，而是江陵：第34回寫劉備應邀到荊州與劉表相會，蔡瑁欲害之，不成。劉備逃回新野，蔡瑁又欲在襄陽加害劉備。其中第10段寫道：“次日，瑁稟表曰：‘近年豐熟，合聚眾官於襄陽，以示撫勸之意。請主公一行。’”後文又寫道：“蔡氏宗族，分領荊州之兵；命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守荊州；蔡夫人與劉琮前赴襄陽駐紮，以防劉琦、劉備(見第40回第5段)。”“(曹『操』)又恐水路被玄德奪了江陵，便星夜提兵赴江陵來。荊州治中鄧義，別駕劉先，已備知襄陽之事，料不能敵曹『操』，遂引荊州軍民出郭投降(見第42回第11段)”。

赤壁之戰後，孫，劉之荊州治於江陵，如我們熟知的劉備借荊州，關羽大意失荊州等故事中的荊州城均指江陵。而作者在寫到這些史實的時候，卻把荊州城，南郡城江陵(南郡治江陵)當作兩座城市來寫。如第51回寫趙雲趁周瑜與曹仁激戰於南郡城外之機奪了南郡城，該回最末一段寫道：“瑜命且回軍商議，使甘寧引數千軍馬，徑鄧荊州；淩統引數千軍馬，徑取襄陽；然後卻再取南郡末遲。”又如第49回第11段中寫道：“雲曰：‘烏林有兩條路，一條通南郡，一條取荊州。’”

再如第56回講周瑜欲用假道伐虢之計取劉備控制下的荊州，最末一段說：“戰艦密密排在江上，依次而進，看看在公安，並無一隻軍船，又無一人遠接。周瑜催船速行，離荊州十餘裡，只見江面上靜『蕩』『蕩』的。”公安縣在江陵古城東南約35公里，按作者所述，劉備之荊州在公安附近，且處公安上游，則應指江陵無疑。而也是在這一段與周瑜取荊州不成，在城下勒馬便回，這時有人來報：“關某從江陵殺來”，這就表明作者筆下的劉備之荊州城並不是江陵。

還有第75回倒數第2段寫道：“權謂呂蒙曰：‘今荊州已得，但公安傅士仁、南郡糜芳，此二處如何收復？’”按史書記載，本回所講呂蒙用白衣渡江之計所襲取的荊州城正是糜芳所守的荊州及其所轄南郡的治所——江陵。

類似地書還將兗州城(兗州時治鄄城)與鄄城，徐州城(徐州時治下邳)與下邳分別當做兩座城市來寫。

二、“赤壁”雜『揉』諸說

關於赤壁在何處，千餘年來學術界有蒲圻(今湖北省赤壁市)、黃州(今湖北省黃岡市)、漢川(湖北省漢川市)、漢陽(指漢陽縣，即今武漢市蔡甸區)、武昌(指武昌縣，即今武漢市江夏區)等五種說法。歷史小說當然不同於歷史學專著，它對這個至今尚無定論的問題，取哪一種說法都無可厚非。關鍵是不能雜糅幾種說法，弄得幾不象。小說《三國演義》恰恰犯了這方面的錯誤。

第45回寫赤壁之戰前，周瑜率軍“依西山結營（見第1段）”，劉備帶兵“至樊口屯紮(見第4段)。”其中樊口、西山(又稱樊山)均在今湖北鄂州西郊，北與黃州赤壁隔江相望，這就證明作者採用的是“黃州赤壁說”。但在第48回第3段中寫赤壁之戰前夕，曹『操』在水寨內與諸將飲宴，其中有一句是：“『操』見南屏山『色』如畫，東視柴桑之境，西觀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北覷烏林，”南屏山在蒲圻赤壁的南面，烏林則位於湖北洪湖市境內，南與蒲圻赤壁隔江相望。既然曹『操』在位於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夏口(在今湖北武漢市市區)之間，南望樊山(即西山)的黃州赤壁，那他又如何能看到直線距離約150公里以外的蒲圻赤壁附近才有的南屏山和烏林呢？

還有第49回第8段寫周瑜在赤壁之戰中的兵力部署，第50回寫曹『操』赤壁兵敗後的西撤到南郡江陵的路線時又將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市東南)、宜都(在今湖北省宜都市)當作黃州赤壁附近的地點來寫。殊不知，彝陵、宜都到五個赤壁中最西的蒲圻赤壁的直線距離就有240公里和220公里，二者到最東的黃州赤壁的直線距離更是達到了350公里和330公里，二者與“赤壁”可謂風馬牛不相及也。

並且作者所寫的曹『操』從赤壁西撤南郡的路線更是“『亂』”得一塌糊塗。他說曹『操』赤壁戰敗後，“只得望彝陵而走”，經過“烏林之西，宜都之北”，再走南彝陵大路，又過華容道，抵達南郡城。如前所述彝陵、宜都與“赤壁”不相干，而作者不但把它們生拉硬扯到了一起，而且還把彝陵、宜都從南郡城、華容(縣治在今湖北潛江市西南)的西面“搬”到了東面。另外，曹『操』西撤途中並未經過彝陵、宜都的轄境。史書中記載的曹『操』撤軍路線為：自赤壁經華容道抵南郡城，然後留曹仁鎮守南郡，自己率部回北方。

不僅如此，作者還把赤壁之戰寫成了三江口之戰，作者認為曹『操』的營寨在三江口附近，第50回第2段有“此正是：三江水戰，赤壁鏖兵”一語，第49回的標題就叫“七星壇諸葛祭風，三江口周瑜縱火”，顯然他把三江口與黃州赤壁混為一談。看來作者並不知道黃州赤壁就在他所寫的周瑜、劉備屯兵的西山、樊口的斜對岸，這裡到位於黃岡、鄂州兩市交界的三江口已有三十里之遙。

三、地理方位錯誤，例如：

1、第6回第6段講“(董卓)劫了天子並后妃等，竟望長安去了。”接下來第9段講董卓行至滎陽，其部將徐榮、呂布與曹『操』發生激戰，董卓取勝後，“自往長安”。滎陽在洛陽以東，董卓挾天子及后妃由洛陽西去長安，應經過新安、澠池，陝縣等地，怎麼可能走到洛陽東面的滎陽呢？史實是董卓當時並未與漢獻帝一同去長安，而是留在了洛陽畢圭苑中。此後，董卓的軍隊與曹『操』，孫堅等反董勢力先後在滎陽、梁縣等地交戰，董卓直至次年農曆四月才到長安。並且本回第6段講董卓焚燒洛陽宮室，“長東宮庭，盡為焦土”，長樂宮與未央宮齊名，均為西漢建在其首都長安的宮殿，而不在東漢的首都洛陽。故此句應改為“洛陽宮庭，盡為焦土”。

2、第52回第4段講劉備得荊州南郡後，欲南征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玄德大喜，遂問：‘四郡當先取何郡？’曰：‘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先取之；次取武陵。然後湘江之東取桂陽，長沙為後。’”事實上，由荊州城(南郡江陵)往南先為武陵郡(治今湖南常德市西)，後為零陵郡(治今湖南永州市)，長沙郡(治今湖南長沙市)、桂陽郡（治今湖南郴州市）一近一遠，則在荊州城東南方向。並且零陵郡地跨湘江東西兩岸，郡城也處在湘江之東，並非作者所謂“湘江之西。”故而可按逆時針方向的南征路線將此句改為：“荊州以南，武陵最近，可先取之，次取零陵；然後取桂陽，長沙為後。”

3、第57回第9段寫龐統到荊州城投靠劉備，劉備對他說：“荊楚稍定，苦無閒職，此去東北一百二十里，有一縣名耒陽縣”，耒陽時屬桂陽郡，其地在今湖南衡陽市所轄的耒陽市，耒陽在荊州城(江陵)東南約九百里(指直線距離)，而不是荊州城東北一百二十里，荊州城東北一百二十里則是在今湖北潛江、沙洋一帶。

4、第57回第1段，寫周瑜取荊州不成，便率軍與吳候之弟孫瑜一同去取西川，行至巴丘，人報上流有劉封、關平截住水路。此時又接孔明書信，周瑜被氣死。巴丘即今湖南嶽陽市，巴丘在荊州城江陵下游，周瑜由荊州城逆江而上去西川，怎麼能走到荊州城下游的巴丘呢？史實是：劉備借得荊州之前，時任南郡太守的周瑜赴京（今江蘇鎮江）向孫權提出：他與奮威將軍孫瑜一道去取益州(即作者所謂西川)，奪漢中，然後留孫瑜鎮守，並與涼州馬超結盟，自己回師與孫權一同取襄陽，北圖中原。此建議得到孫權的批准。周瑜於是返回江陵，欲將此計劃付諸實施，不料途中染病，卒於巴丘。

四、誤解地名含義，例如：

1、“浙江”。

“孫策出馬，謂王朗曰：‘吾興仁義兵，來安浙江’”(見第15回倒數第5段)顯然作者將“浙江”理解為浙江省，實際上“浙江”本為河流名，即今錢塘江的舊稱。唐置浙江東、西道，“浙江”始用於政區名，明置浙江省，“浙江”才成為政區名稱。浙江省之地在兩漢及三國時分屬吳郡和會稽郡。本回所講孫策大戰嚴白虎一事，《三國志．吳志．孫策傳》中相應的記載有“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一語，故此處當改為“來安會稽”。

2、“陝西”。

“張濟統領大軍，自陝西來到(見第13回第14段)。”這句話在《三國志．董卓傳》中對應的記載是：“張濟自陝和解之”，《後漢書．董卓傳》也有“張濟自陝來和解”的記載，這個“陝”字係指弘農郡陝縣，即今河南省的陝縣、三門峽市一帶，而不是作者理解的陝西省。“陝”作為地名本來專指始設於秦的陝縣及始設於北魏的陝州(二者治所均在今河南省陝縣、三門峽市一帶)。直至北宋置陝西路以後，元置陝西省，“陝”才逐漸成為今陝西省的簡稱。本回倒數第4段又出現“承、奉保駕(即董承、楊奉保漢獻帝)走陝北”的敘述，這個“陝北”也不是指陝西北部延安、榆林地區，而是指陝縣以北，當時董承、楊奉在此保漢獻帝渡黃河進入河東郡(在今山西省境內)。

3、“山東”。

第12回寫曹『操』打敗呂布，奪得兗州，本回倒數第2段及第13回第6段分別寫道：“山東一境，盡被曹『操』所得”，“卻說曹『操』平了山東”。作者顯然將兗州等同於後來的山東省，當時的兗州轄今山東省西南部和河南省東北部，州治在今山東鄄城。山東省的東北部當時設青州，且不是呂布的地盤。故而此兩處的“山東”當改為“兗州”。還應指出的是山東最早並非行政區域的名稱，而是地域名稱。秦漢三國時期稱崤山或華山以東的地區為山東，通常是指崤山以東的黃河流域。春秋時的晉國、建都於平城時代的北魏、五代時的晉國，以地居太行山以西，故稱太行山以東為山東。這與始設於元代的山東省的地域範圍相去甚遠。

五、濫用後世地名

寫歷史小說當用歷史事件發生時的地名，而作者卻採用了大量的三國以後才出現的地名，這正如寫元朝時的作品，管“大都”叫“北京”一樣叫人笑話，例如：

1、“東川”、“西川”及簡稱“川”或稱“兩川”

在書中出現的次數非常多，如第59、66、67回等等。書中以四川為西川，以漢中為東川。而當時管轄今川、滇、黔、渝三省市大部及甘、陝、鄂三省各一部的是益州刺史部。“東川”、“西川”是唐肅宗時設東川、西川節度使於後才出現的地名。北宋初年，將東川路併入西川路，又另置峽西路；後又合西川路、峽西路為川峽路。至宋真宗時，又將川峽路分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合稱川峽四路，簡稱四川路。元代設四川行省後，“川”才成為四川省的簡稱。此前，多以“蜀”作為今四川省中東部地區、重慶市及西南地區大部的簡稱。

還應注意的是這個治於成都益州刺史部的轄區內還設有一個益州郡，在今雲南境內。蜀漢建興三年(225年)，諸葛亮平定了益州郡雍叛『亂』，將益州郡改為建寧郡。故第87回寫諸葛亮平定了益州郡雍叛『亂』事。第二段“建興三年，益州飛報：蠻王孟獲，大起蠻兵十萬，犯境侵掠。建寧太守雍闓，乃漢朝什方侯雍齒之後，今結連孟獲造反。牂牁郡太守朱褒、越嶲郡太守高定，二人獻了城。止有永昌太守王伉不肯反。”其中“益州”、“建寧”都應該改為“益州郡”。

2、“彝陵”

這個地名出現的次數也非常的多，如第49、50、51、82回等等。“彝陵”本作“夷陵”，戰國末，秦將白起拔郢，燒夷陵，即有此名。西漢置夷陵縣，此後直至清初的一千八百餘年間，除三國東吳統治時期有五十八年(222-280年)改稱西陵外，“夷陵”之名一直未變。清順治五年（1648年）改夷陵州為彝陵州，因古代漢族中原王朝常以“夷”蔑稱少數民族，滿清入主中原後忌諱“夷”字，故作此更名。我們現在印行的《三國演義》是以清康熙年間著名文學評論家『毛』宗崗的評刻本為底本，其中的“夷陵”當然都被改作“彝陵”。因此，我建議現在應將書中的“彝陵”全部還原為“夷陵”。

3、“許都”、“許昌”

這兩個地名出現的頻率也非常高，作者也知道“許都”、“許昌”實際上是指同一座城市，即今河南許昌市，但在書中一會兒是“許都”，一會兒是“許昌”，這都不正確。歷史上並無“許都”這個地名，許昌在公元221年以前叫許縣。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將漢獻帝遷都於許縣。公元221年即曹丕篡漢後的第二年，取“魏基昌於許”之義，才將許縣改為許昌縣，故而書中第80回“曹丕廢帝篡炎劉、漢王正位續大統”及以前各回中“許都”，“許昌”均應改為“許縣”。

4、“南徐”

書中第53、54、55回均提到“南徐”，南徐即今江蘇鎮江，也就是作者在53回倒數第2段中所說的“南徐潤州”(潤州亦為後世地名)，當時稱“京”，孫權曾以此為首府，這個“京”為地名專名，而不是首都的通稱，按後世習慣用雙名的慣例可稱為“京邑”。孫權遷治建業城(今南京)後京改稱京口，東晉初失淮北地，置徐州於此，後收復淮北，又以彭城(今江蘇徐州)為北徐州。南朝時改徐州為南徐州，改北徐州為徐州，始有“南徐”之名。

5、“黃州”(如第49、55回)，黃州始置於隋，其了東漢時屬江夏郡，建安三年曹『操』入荊州分，江夏郡立蘄春郡轄之。

六、行政區劃等級概念錯誤，例如：

1、“次日，人報九郡四十二州官員俱已到齊。”(見第34回第12段)

“孔明變『色』曰：‘汝主… …佔據六郡八十一州。”(見第54回第1段)

東漢的行政區劃實行州一郡（王國）一縣（侯國）三級制，作者卻在書中以郡領州，大錯特錯。

2、“沛國譙郡”(見第1回第21段、第75回第2段)，應為沛國譙縣，沛國為王國，相當於郡，譙為其轄縣，沛國譙縣（今安徽亳州）為曹『操』、華佗的故鄉。

3、“青州太守”(見第1回第16段)、“外郡刺史”(見第3回第14段)、“徐州太守”(見第10回第9段)，州的長官稱為刺史或者牧，尊稱使君；郡的長官稱為太守，尊稱府君。因此第11回中稱徐州牧陶謙一會兒為“陶使君”(第11段)，一會兒又是“陶府君”(第16段)是不正確的。

七、兩地點間的距離嚴重失實，例如：

1、“小沛離徐州只有四五十里，上馬便到。”(見第14回倒數第3段)

小沛即今江蘇沛縣，徐州當時治於下邳(今江蘇睢寧縣西北)，由小沛到徐州不是四五十里而是二百四五十里，自然不能上馬便到。

2、“卻說先主從巫峽建平起，直接彝陵界分，七十餘裡，連結四十餘寨。”(第82回最後一段)。

“卻說先主自猇亭佈列軍馬，直至川口，接連七百里，前後四十營寨。”(見第83回倒數第4段)。

巫峽建平(郡)治今重慶市巫山縣(不過書中講亭之戰時尚未設建平郡，應稱宜都郡巫縣)，該地正當川口，而猇亭則在彝陵(今宜昌市東南)東南方約20公里處，因此上面二處所述的距離應相差不大，怎麼會是一個七十餘裡，一個七百餘裡，實際上沿長江從重慶市巫山縣到宜昌市亭區的距離為200公里。

雖然說是瑕不掩瑜，但一部優秀的歷史小說出現這麼多的地理知識錯誤，的確是件非常令人遺憾的事。誠然，我們無需用歷史學專著的標準要求歷史小說，但正如歷史小說所反映的主要人物和基本事件必須符合歷史事實一樣，保證它所傳達的地理資訊的基本準確也絕對算不上什麼苛求，而是進行歷史小說創作必須遵循的一條基本要求。

並且《三國演義》中所犯的地理知識及其它文化、風俗、典章制度方面的錯誤，都並不是出於組織情節、塑造人物的需要，而是作者的知識侷限、錯誤，或者是傳抄、刻印中的錯誤。所以這種錯誤應該得到訂正，對這種的錯誤訂正，也不會對小說的故事情節、人物形象產生什麼影響。從《三國演義》所承載的文化、社會意義與功能的高度來看，這種訂正是完全必要的，否則將會弄得謬種流傳，混淆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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