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年代 第三章 只為取悅你

2000年，秋天。

王朝酒店2000年秋天的悉尼演唱會，是我主導的中國紅河民族交響樂團的首次商演，能否成功，其實我心中也沒有底，也感到很大的壓力。1984年我大學畢業後，考上了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由國家公派到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攻讀碩士和慱士學位。可以說:如果不是雲南，準確地說如果不是邊城迤薩，那讀研究生和到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深造的機會都不會輪到我。那年從雲南迴到北京後，我就以雲南紅河縣阿扎鄉哈尼族多聲部唱法為論文主題，寫岀了論文《中國民族音樂的發展方向〈兼論雲南紅河哈尼族多聲部唱法的世界價值〉》。我否定了人們普遍認為的只有歐洲才有多聲部音樂藝術的觀點，人們一直認為中國民族音樂是感性的、單一的、單線條的。而歐洲音樂是理性的、邏輯的、複合性的、是經歷過西方工業革命和義大利文藝復興的，從而否定了一些專家學者的民族音樂虛無論，音樂藝術在歐美的觀點。我也因此被一些掌握話語權的學術權威譏嘲為狂妄之徒。我承認我的狂妄，同時也承認中國音樂史就是一部被割裂撕爛了的歷史，包括音樂在內的文學藝術是不可能遊離於特定的歷史環境的。在歷史的沿革中，中國音樂不斷地被革命的暴力打斷乃至消解，很多藝術形式在漫長的歲月中，於時間中腐爛、流失、以至消亡了。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自己的文化傳統。就我們中國而言，也存在著地理的差異性、文化的差異性。就是這種差異性，讓雲南紅河阿扎鄉哈尼族多聲部唱法這種藝術形式留存了下來。因此，我始終認為阿扎鄉就音樂藝術而言，不僅是中國的阿扎鄉，而且還是世界的阿扎鄉。因此，我的結論是歐洲有的藝術，我們有，歐洲沒有的藝術我們也有，並且是從來都有。如果誰否定了這點，就是對中國千年文明史的質疑。

當年我的狂妄，也緣於對一些人的心理上的反感，開口就是肖邦、舒伯特、還有什麼柴可夫斯基，這些大師當然好，可阿扎鄉土地上的人，人人都是歌者，人人都是舞者，他們在大地上舞蹈，難道就不能是大師嗎？當然，我得感恩於我的早已不在人間的老校長，是他把我的論文送給了一位據說是什麼首長，首長批示說我是一個有民族大義的好學生，是中國民族音樂的未來，也由此而改變了我的命運，我這個被視為亂說亂講的學生被派到了英國。（此處要與後面自圓其說）回國後，我一直在國家交響樂團研究中國民族音樂。我離開國家交響樂團有太多的原因，但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讓紅河阿扎鄉這樣的中國民族音樂讓世界知道，讓這個時代知道。

阿索對我說：“黃，黃老師，不要有什麼壓力，賺錢不賺錢無所謂，就當我們去悉尼耍一把。”

阿索早就不是什麼文聯辦主任，子承父業接手了父親在東南亞國家的產業，名為奕車（跨國）集團公司董事局主席，名下的產業有玉石、礦產、木材、房地產、酒店等，擁有緬北最大的玉石基地，擁有寮國的黃金開採權和木材開採權，在國內也有不少的產業，是上福布斯富豪榜的中國商人之一。因此，就財產歸屬而言，中國紅河民族交響樂團的所有者是阿索，我這個團長只是主事者而己。

我對阿索說：“我不能無所謂，我一輩子晃去晃來就是想幹成這件事情，讓世界聽到中國人，阿扎鄉的人，唱出的最動人的聲音。”

阿索說：“這，這我知道，我們奕車人從小就唱歌，唱給天空聽，唱給大地聽，唱給布穀鳥聽，我們是用心唱，秋天豐收的時候，我們就相信神靈天空大地布穀鳥聽懂了我們的心願，所以才有了豐收。就事論事，我相信黃老師你，但不想你有壓力，我虧得起。有錢當然重要，但還得有尊嚴。”阿索的漢話還是結結巴巴的。

我和阿索都回避不談阿玥的事。

阿索輕描淡寫的說：“這麼多年還一個人過嗎？還是應該有個伴才行”。

我說：“習慣了。”

我和阿索的偶遇還是在悉尼歌劇院。

那是1995年的冬天，我在悉尼參加一個活動，友人約我到悉尼歌劇院觀看烏克蘭歌舞團表演的歌劇，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

我這邊的一個日本女人指著前面的一箇中國人說：“中國人，暴發戶，跑歌劇院睡覺來了。”

不料這個中國人睜開眼睛說:“我就睡覺了不可以嗎？你知道音樂是用心來聽的而不是用眼睛看的，你懂嗎？你一個日本娘們知道什麼是音樂？中國人從來都是你們的祖宗，將來還是。你想不想聽，我讓你在這歌劇院聽中國人最好的音樂？你們日本人除了中國的東西還有什麼？”

日本女人一時無語。我一看這黑臉漢子不是阿索嗎？在歌劇院吵架終究不雅，我上去悄然拉著阿索的手，走出了歌劇院。

走出歌劇院，見一女的和兩黑衣人緊跟阿索，在歌劇院門口，兩黑衣人上來就把我架住。阿索厲聲說：“鬆開，我的老師，一點眼水沒有，你們看他像殺手嗎？”黑衣人恭敬地說：“是，主席。”

原來女的是他秘書，黑衣人是保鏢，搞得像黑社會似的。

這是他鄉遇故知啊！

想起多年前的相遇晃若隔世。

我別了友人，上了阿索的黑色的林肯轎車，直奔阿索在悉尼的分公司。就是這次偶遇，萌生了中國紅河民族交響樂團。

那天晩上，阿索說：“黃，黃老師若有意，我就在昆明蓋一紅河歌劇院，像悉尼歌劇院一樣。”

阿索的口氣真的有點像暴發戶，但我還是動心了。

阿索說：“你答應主事，我就投資。”

就是這次悉尼的偶遇，讓我下決心離開了可能相伴一生的國家交響樂團。從組織機構、人員配置，到紅河歌劇院的建成，花去了五年的時間。2000春天，紅河歌劇院的首次演出《大地狂歡》成了當年中國娛樂界的十大事件之一。但我們的目標是悉尼，是世界，是中國民族音樂的復興，我們要讓世界知道，最好的聲音最好的音樂在中國，在雲南，在紅河阿扎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