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六章

第一百四十六章

第一百四十六章

而左權犧牲後，當時曾經和左權多年的**非常難過，他對左權的夫人劉志蘭說：“左權從黃埔畢業後要是不去蘇聯就好了”這委婉地表達出他認為左權是因到蘇聯才“沾了託派的包”，政治上的“緊箍咒”與左權的犧牲有關。輕易不動筆不動情的“三猛將軍”當著劉志蘭的面，一口氣寫下了“悼左權同志”的抒情長詩：

“左權親愛的同志，親愛的戰友，你你躺下了在你鮮紅的血泊中躺下了，靜靜的無言的永別了。我慚愧，我們本來是在一起的，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戰鬥。然而當著你戰死沙場的時候，我卻沒有親自在你旁邊，看著你、救護你、撫著你，握著你脈搏跳動停止了的手，馬革裹屍還葬你的遺體。當著噩耗傳來的時候，我從談笑中立刻轉入了沉默，墜入了沉思：‘這是巨大的損失可惜一個忠勤篤實的**者啊’一九三二年年我們東征打下了樟洲，這是我們共事的開始。你不說空話，你忠心幹實事。……在五次‘圍剿’時你被調到同我們一起工作，這時恰是紅軍最艱苦時期的開始。……你所處理的事情是最繁的事情，白天行軍作戰，夜間又要計劃周詳，指揮有方，電話的鈴聲一夜不知多少次地催你醒來，過度的繁勞使你好說夢話，你說的句句都是戰鬥的安排。記得吧？親愛的同志多少次的險惡的戰鬥，只差一點我們就要同歸於盡，好多次我們的司令部投入混戰的漩渦，我們曾各自拔出手槍向敵人連放，我們屢次從塵土中濃煙裡滾了出來，我們是越打越起勁的……”

這些句子，生動記述了左權、**這對青年將領並肩戰鬥的歲月。**以“凌霄”的筆名將其發表於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九日的解放日報上。

所以說左權當時的犧牲可以說相當的讓人覺得相當可惜的事情，現在在黃埔的畢業生中，已經因為王明那個時候的政策讓許繼慎給犧牲了，所以張心一定要避免左權再次重蹈覆轍。

如果說在左權犧牲的問題上面，當時的中央還不是直接的原因的話，而皖南事變最後的發生這就是可說要承擔直接的責任了。

新四軍的前身是項英、陳毅領導的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作為大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項英理所當然地成為新成立的**中央東南分局和軍委新四軍軍分會書記，同時兼任新四軍唯一的副軍長。在實行黨委負責制的新四軍軍中，項英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和權威。而作為國共兩黨商定的新四軍軍長人選、非黨軍事幹部葉挺四軍裡的地位則有些尷尬，無法參與黨委的決策，他作出的決定沒有大權獨攬的項英的點頭是無效的。這樣，葉挺、項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

葉挺、項英二人在新四軍創建初期的合作還是很愉快的。他們在新四軍的改編、組建、集整訓等工作中，有過密切的配合。這一時期，他們的分工很明確，葉挺主要管外，跟國民黨打交道，爭取港澳和海外僑胞的支持，軍內工作則側重軍事訓練、作戰指揮。項英主要管內，與黨中央、東南分局的直接上級長江局打交道，軍內主要抓幹部配備、黨的建設等。

葉挺、項英的分歧，是從怎樣執行黨中央有關迅速挺進敵後，獨立自主發展游擊戰爭這個決策開始的。葉挺認為這一決策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非常正確，應該及早執行，但項英對此猶豫不決。令葉挺最難以接受的是，對這類與軍事作戰密切相關的問題，項英在與中央磋商的過程中，根本不徵求他這個軍事首長的意見，也不向他通報中央的有關指示，好像這是什麼“黨內機密”，對他這個“黨外人士”和“統戰對象”需要保密。葉挺的處境是困難的，正如陳毅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華中工作總結報告》中說的一句十分尖銳且貼切的話:“項英對葉挺軍長不尊重，不信任，不讓其獨任軍部的工作，一直到包辦戰場指揮，強不知以為知。”

項英不僅在軍事上不尊重葉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對葉挺也頗多微詞。葉挺到部隊視察時，喜歡以馬代步，帶的副官、參謀、衛士等隨行人員也比較多，前呼後擁一大幫。項英到部隊去則習慣於輕車簡從，所以他認為葉挺是擺官架子，舊軍人作風，不符合紅軍官兵一致的作風。葉挺儀表堂堂，穿著整潔，平時不是穿黃呢將軍服，就是穿皮夾克、西裝等便衣，很少穿新四軍的深灰色制式軍裝。項英則剃光頭，無論冬夏，新四軍制式軍裝不下身，隆冬時節也只是穿一件舊棉大衣。葉挺單獨吃小灶，還從廣東帶來一個廚師。他的交際活動較多，常叫他的廚師做些廣東客家名菜，邀請軍部領導同志、來訪的國內外人士、國民黨三戰區駐新四軍的聯絡參謀，以及隨他來新四軍工作的老朋友一起聚餐。項英也被邀去吃過一兩次，但後來感到“不妥”，就再也沒去過。項英對此頗有微詞，認為這不是無產階級的生活作風。

葉挺是一個自尊心極強、性格極倔強的人。廣州起義失敗後他不服從中央李立三和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的壓制，憤然脫黨出走，就是這種性格的典型反映。葉挺的這一瑕疵，在他出任新四軍軍長前夕，幾乎淹沒了他過去的光榮和貢獻。項英一看到葉挺，就用有色眼鏡看他:“他對黨對**還能忠誠嗎？”“他能接受黨的領導嗎？”這些想法中央領導人開始也有過，項英也知道**、黨中央開始對葉挺並不信任，可是經過面談和一段時間的觀察中央對葉挺已經完全信任。可項英的思想一直沒有轉過彎來，一直把葉挺作為統戰對象來看待。所以在新四軍中出現了軍長的命令，需要副軍長批准的怪現象。

葉挺在實行黨委負責制的新四軍內，職權行使難免受到一些限制。作為黨在新四軍的最高領導人，項英無視黨中央的重託，始終以關門主義的態度對待葉挺，與葉挺的關係搞得非常僵，加之葉挺無法出席某些會議和看不到黨中央的指示電報，在工作時心情不愉快，甚至產生了想擺脫項英離開新四軍的想法。

一九三八年六月初，葉挺為繼續解決新四軍的經費問題，來到武漢。他向駐漢的**中央長江局領導周恩來、葉劍英等彙報工作，傾訴了自己雖是軍長卻又有職無權的苦衷，並建議成立一個共同議事的新四軍委員會，以解決這一問題。對於葉挺的困難處境，周恩來和葉劍英很同情，也很理解他的心情。他們當天便向延安發了一個電報，請求中央批准葉挺的建議。

黨中央很重視葉挺的意見，很快作了批覆，回電表示“同意組織新四軍委員會，項英為主任，葉挺為副主任”。但由於項英對此抱有牴觸情緒，新四軍委員會雖然成立了，但實際上並沒有發揮多大作用。葉挺依然沒有發言權。自尊心很強的葉挺感到難於忍受，遂致電長江局，表示準備辭去新四軍軍長職務。八月二十八日，王明、周恩來、博古覆電表示挽留:“項英赴延安開會，新四軍工作請你實際負責。待會議結束後，我們擬去一人幫助檢查整理新四軍工作。”九月，項英去武漢述職，隨後又由武漢去延安參加屆六中全會，葉挺遂離軍出走，回到廣東老家。

在廣東期間，葉挺接受執掌廣東大權的餘漢謀的邀請，準備出任東江遊擊司令。但對於這一任命，中央認為不妥。中央認為，華中的戰略地位比華南更重要，若葉挺不回新四軍，勢必引起蔣介石的不滿，從而影響國共兩黨的統戰關係。中央通過在粵的廖承志，將這個指示傳達給了葉挺。葉挺的出走，在國民黨方面也引起很大的反響。十二月，在西安開會的蔣介石召見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主任林伯渠時說:“是你們**排擠、打擊葉挺，逼他出走與辭職。這樣一位優秀人才都不能與你們合作，將無人能與你們合作。”國民黨當局揚言，將對新四軍採取兩種辦法:一是另派更難相處的軍長；二是改新四軍為游擊隊，減少軍款2萬。

在這種情況下，剛參加完屆六中全會、接替王明出任**中央南方局書記的周恩來一回到重慶，便發電報請葉挺返渝。鑑於此，葉挺只好回到了重慶。周恩來把黨中央希望葉挺留在華中發揮更大作用的意見，再次面告葉挺。葉挺表示，願意顧全大局，但仍有與項英難以相處的種種顧慮，不願再回皖南。他問周恩來，可不可以讓他到八路軍去直接帶兵打仗，如可以，不論到哪個師，擔任何種職務，他都願意。

周恩來緊握葉挺的手，內疚地說:“我代表**同志向你賠禮道歉。項英給你的工作帶來諸多不便，真對不起你。”針對葉挺想去八路軍的想法，周恩來明確指出，華中戰略地位非常重要，而且經兩黨商定的新四軍軍長職務，不好隨意變動。同時告訴葉挺，經過他的建議，黨中央同意新四軍委員會改由葉挺任正職，項英為副職。軍事工作多交葉挺辦理，項英實際為政委。並在全軍再次進行教育，確立葉挺的軍長權力。對項英在新四軍發展方針和內部團結方面所犯錯誤，黨中央很重視，正在設法糾正。鑑於項英在六中全會上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態度曖昧，中央對他在會後能否在新四軍中貫徹執行會議精神很是擔心，故授權周恩來在適當的時候到皖南去一趟，就新四軍貫徹六中全會的決議和解決葉、項矛盾等問題，給予指導和推動。

一九三九年二月，周恩來來到皖南雲嶺新四軍軍部。為了保證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確定的戰略方針在新四軍中真正得到貫徹，他在軍部進行了許多重要活動。由於項英對於黨中央早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便已決定的新四軍向東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始終抱著將信將疑、既執行又打折扣的錯誤態度，而是總想實施他自己的向南發展的想法，因此周恩來此行還負有重申黨中央的正確戰略方針，糾正項英在這方面錯誤的重要責任。為調解葉、項關係，周恩來向新四軍領導人傳達了**中央關於葉挺工作安排的重要意義，就由來已久的葉、項關係問題批評了項英。周恩來專門指出:“中央認為葉挺作為黨外人士是暫時的，這對國共合作更為有利，如果不是考慮這一點，他的黨籍問題很容易解決的。”周恩來要求項英主動地採取團結葉挺的具體行動，並嚴肅指出:團結葉挺是新四軍內部團結的關鍵所在，這是一件大事，如果處理不好，就要犯錯誤。

對於周恩來這些富於原則性與情感的耐心勸導、批評，項英表示願意接受。他在周恩來主持的軍部領導人會議上，作了洋洋萬言的自我批評，主動提出將軍事指揮權、軍事幹部的安排權交給葉挺。

七月底，葉挺回到了皖南。這次葉挺回來之後，項英主動向葉挺表示友好，工作上儘量做到多和葉挺商量，生活上也有所關照，隔三差五還到葉挺那裡，和他一起吃頓小灶，有時飯後還要下幾盤象棋。

葉挺為了顧全大局，也做出了友好的姿態。經過一番思考，葉挺給自己定下了行動準則:凡屬自己職權範圍的事情，應該做而又能夠做的，一定要努力做好；凡屬葉、項兩人職權範圍的事情，自己應該做，但項英不採納他的意見，或不願讓他多參與的，那就滿足項英“大主意由我來拿”的讓他去決定。

項英為了執行**中央有關尊重葉挺地位、職權的指示和表示自己的坦誠，所有電文都送葉挺過目，由兩人聯合簽署，並將自己與**中央的分歧告訴了葉挺。對於**中央早已確定的新四軍向東、向北發展的指導思想，項英一開始並不積極，猶豫不決。出於對軍部安全的殷切關懷中央屢次致電項英，提出“皖南軍部以速移蘇南為宜”。**、陳毅、粟裕等同志也紛紛給項英發電報、寫信，勸他早下決心，爭取主動把軍部遷往江北或蘇南。但項英由於長期從事游擊戰爭，害怕東進、北上深入敵後無山地依託，難以生存與發展，仍然下不了移動決心。他給中央發了不少很長的電報，還是強調移動有困難，有危險。

葉挺認為中央立足全局提出的軍部轉移的要求，及時而重要，應當堅決執行，不應從中作梗。他向項英明確表示:他理解黨中央的意圖，擁護黨中央的指示。但葉挺也清楚，自己一個黨外人士的意見又能算得了什麼？他抱定這樣的態度:自己有意見要說明白，項英聽不聽，那是他的事，他有決定權。

一九四零年十月，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已佈置了“圍剿”新四軍的方案。國民黨方面以七個師八倍於新四軍的兵力，在貴池、寧國、涇縣、郎溪等地，布成袋形包圍圈，企圖殲滅新四軍。但項英還沒有下定決心按時北移和在北移中打破頑軍圍攻，他的思想還在撤和不撤兩者之間打圈圈。葉挺處在這樣一個兩難的境況下，心情極其難過，把自己的處境比作“好像是夾在兩個輪子中間的一粒砂子，很不好過”。

一九四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央給葉挺和項英，電報裡面指示:“你們可以拖一個月至兩個月比如說和顧祝同要開拔費或者要求他們要停止江北進攻，但是必須認真準備北移。”到了十一月月二十四日中央致電葉挺和項英:“你們必須準備於十二月底全部開動完畢。”十一月三十日做了如下分析:“日蔣決裂，日汪拉攏，大局從此有轉機，蔣對我更加無辦法，你們北移又讓他一步，以大勢判斷，蔣介石、顧祝同是不會為難你們的，現在開始分批移動，十二月月底移完不算太遲。

一九四零年十二月，皖南的形勢日趨嚴峻，項英這個時候著急了，急忙的致中央:“近顧忽令我軍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軍事佈置，皖南頑軍之暗中調動，對我包圍，阻我交通，並故意對彈藥遣散之推諉，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難我們，而便於進攻江北，然後可再借口對付皖南……部隊早已整裝待發，兩方交通因敵頑兩方面不能順利北渡……情形如此，我們的行動應如何？請考慮後即速示，以免陷於進退兩難之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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