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三章 三足鼎立
第二百五十三章 三足鼎立
說起衍聖公，當然不能不說大明建立以來孔家的發展歷程了。
蒙元時期，藉助其殘暴的本性，元帝結束了南北宗的分裂局面。南宗最後一位衍聖公孔洙於至元十九年讓爵於北宗，孔氏南宗失去了衍聖公，開始走向衰敗。在此後的二百餘年中，南宗政治上、經濟上都大不如以前，家廟破舊了，無力整修，祭田免稅特權被廢，族人中入仕做官的很少，少數的幾位也只是做書院山長、儒學提舉之類的學官。
孔氏南宗在經歷了一百餘年的衰落之後，建文四年，在楊傑等人的奏請下，朱允炆下詔南宗重新復爵，正式授於南宗孔議為翰林院五經博士，子孫世襲，享受減免祭田賦稅的優遇，中斷了近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孔氏南宗重新恢復襲爵，但其爵位低於北宗衍聖公，只相當於衍聖公次子。
但是天下士子出江南，從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就可以看出，北方的士子遠遠遜色於南方士子，由此天下人都已經認可了南宗正宗的地位，對北宗很少去關注。雖然都是孔子的後人，可是在士子的眼裡卻是天淵之別。
而且大明的第一代衍聖公孔克堅，在蒙元時期曾經任禮部尚書，知貢舉之事。隨後又擢升為陝西行臺侍御史。當時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為爭奪秦隴地區而相互攻殺，朝廷無力加以制止，看到蒙元的大勢已去，孔克堅遂辭去為國子監祭酒之職，不再願居官任職了，就以病為由謝絕了，回到故鄉，在距今曲阜城十里多的地方修築了一座別墅，名“終吉村”，種植花草松柏及棗、梨、桃、杏等果樹自樂自娛，直至元朝滅亡。
或許正因為有過這樣的經歷，接到朱元璋的諭旨。孔克堅頗有點為難，一方面，他是元朝的舊臣。元王朝在北方還有一定的軍事勢力，未必沒有轉機；另一方面，朱元璋造反稱帝，是個起事的“賊”。能否稱霸天下尚未可知。為穩妥起見，他便以有病為由，派其子孔希學進京謁見。
朱元璋對孔克堅這種首鼠兩端的態度大為惱火，立即親筆敕諭孔克堅，這份敕諭恩威並施。既表明我大明王朝仍將尊禮孔子，同時又威脅孔克堅：我朱元璋雖出身布衣，卻也是一個皇帝，不容你不來朝見我。
果然，朱元璋的敕諭起了作用，孔克堅接到敕諭後，誠惶誠恐，兼程進京朝見。為了表示尊孔崇儒的誠意。朱元璋當即賜給孔克堅宅一區。馬一匹，米二十石。令孔克堅回曲阜代祀孔子。
與此緊密相關聯的是，朱元璋一直厚待孔克堅的同時，對孔克堅之子、蒙元時所襲封的衍聖公孔希學也予以承認。充分顯現了朱元璋利用孔子儒學鞏固其封建政權的目的。
從這一目的出發，朱元璋對孔子後裔進行了前所未有的高規格優禮：命孔希學繼續襲封衍聖公，秩進二品。官階為資善大夫，且每歲入朝。班亞丞相，皆加宴賚。朱元璋廢除丞相之後。又令衍聖公班列文官之首。衍聖公每次朝見，都給予優厚的禮遇。
洪武十七年正月孔訥襲封，朱元璋命禮官以教坊樂導送至國學，學官率諸生二千餘人迎於成賢街。之後，孔訥每年進京朝見，皇帝都給符乘傳。在蒙元時期已有掌書官、管勾官、典籍官、司樂官的基礎上，又新設知印一員、書寫一員、尼山138看書網院山長各一員、孔顏孟三氏學教授和學祿各一員。各屬官的任用，均由衍聖公保舉，呈省擢用。
不但如此，比如賜祭田二千大頃，分為五屯、四廠、十八官莊，撥佃戶承種。其所收入供廟祭及屬官廩給，餘者為衍聖公俸祿。撥孔廟等灑掃戶一百一十五戶，在曲阜附近州縣選民間俊秀無過子弟充應。下詔孔氏子孫皆免差發稅糧。詔定樂舞生一百四十六名，禮生一百名，以供祭祀時樂舞贊禮之用。
可以說，朱元璋對孔子後裔的優禮，奠定了孔氏的地位。朱允炆即位之後，在方孝孺、黃子澄等人的奏請下，又對孔子後裔進行了某些方面的優禮，繼續抬高衍聖公地位。繼續賜田，並蠲免租稅等。
但是楊傑等人卻對於欽封的衍聖公不太認可，命永嘉學派名士黃磊、彭方等人為首，奏請以衍聖公弟襲封五經博士，主子思子祀事。不斷拉高已經沒落的南宗孔子後人的地位，其實，孔子後人無形中成為兩派互相追逐的戰場。
方孝孺要扶植曲阜孔氏的地位，而楊傑等人就要扶植衢州南宗在讀書人之間的地位，兩者起了很難調和的矛盾。這種矛盾是隱藏在暗處的，不能說透，也永遠說不清楚的矛盾。
僅僅是文化的一種衝突也就算了，朱允炆最不願意看到的情況也出現了，那就是這兩種矛盾終於開始在朝堂上對立，不但是有了黨爭之勢，而且參雜進儲君之爭來。
朱允炆將方孝孺、黃子澄等人為領袖的儒家學派稱為復古派，而將提倡事功之學的一個江南儒家稱為激進派。一直命令內廠監視著雙方的舉動。只要不起大的衝突，一些口舌之利就由的他們。
但是出來這兩支儒家學派的分支之外，隨著拜占庭傳教士的進入大明，也產生了一種新的學派，當然這個學派依然披著儒家的外衣。
踏著威尼斯商人的足跡，西方傳教士也蜂擁而至。建文十五年，大明全面開放海禁，基督教會的傳教士經過千辛萬苦之後終於抵達距廣州。設法向中國內地滲透。建文十六年，得到皇帝的批准，進入中國內地，在廣東肇慶天寧寺居住，正式傳教。
他們懷著對宗教的狂熱，極快地熟悉了大明，並適時地變通其傳教原則，因而得以在大明長期居住和傳教。傳教士一般都受過良好的教育，具有極高的科學素養，能解釋一些中國人尚未知道的事物，輕而易舉地震懾了大明之人，這也是朱允炆允許其進入內地進行傳教的原因，因為這些傳教士知道的雖然不會比他多。但是傳播速度卻遠遠高於他這個大明皇帝的教諭。
特別是關於歐洲和大明之間隔著無數海陸地帶的解釋，有效地化解了大明對歐洲的恐懼。使大明的官員和文人很容易地相信他們是善良和有學問的人。當時文人、學士紛紛信其說，投刺交歡。倒屣推重，傾一時名流。
傳教士在向大明傳遞西方文明的同時，也對中國固有的文化成就表示極大的尊敬，他們真誠地希望能從與中國正常的文化交流中獲益。使歐洲文明獲得更大的進步。朱允炆投其所好，正好讓道教和基督教派進行交流，以完善道教的發展體系。在基督教會進入大明的同時，道教作為交換，也開始陸續進入中亞等地區進行傳教。在短短的十年期間，也到過歐洲一些地方，獲取了大量的資料。
作為西方傳教士，他們當然也極容易地看到儒學的缺點和內在不足。早期傳教士普遍認為，中國固有文明的精華無疑只在於早期儒學，孔子所開創的道德哲學是世界上其他民族無以倫比的，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彌補歐洲文化之不足。
不過，他們也指出。由於儒家早期道德哲學主要是著眼於個人、家庭及整個國家的道德行為。以期在人類理性的光芒下對正當的道德活動加以指導。
在傳教士看來，就人類認識發展的一般規律而言，早期儒學的基本精神與基督教文明並無二致，儒家經典中的“天”，與基督教中的“上帝”具有同一的內涵和外延，都是唯一的至高無上的創造者和主宰者。是全知全能全在的，是無始無終的。是善惡的審判者與賞罰者。
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來聖聖相傳的“尊天、畏天、事天、敬天之學”和基督教的基本精神是一一相符的，都是人類精神的最高升華。然而他們在研究了到當時為止的整個中國儒學史之後也明確指出。基督教文明與中國儒學的一致性，僅僅在於早期儒學，並不包括漢代以後的異端思想。他們認為，先儒是真儒，後儒是偽儒、俗儒或拘儒。後儒不察正理，專於虛句，而曲論古學之真意，雖與佛老不同，實則殊途而同歸。
基於對先儒、後儒的區別，這些傳教士一般主張，中國文化的發展應該是批判後儒而退於先儒，迸而再通過對先儒精義的闡釋與重建，最終達到超儒，以建立中國文明的新體系。
因此，這些傳教士心目中提倡的儒學概念和方孝孺等人的復古學派概念基本一致，但是傳教士們對漢以後的儒學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以為漢以後的儒學，特別是宋明時期的道學，溺於佛教與道教的“邪說”，以形而上的手法，將反映皇權和家統意識的“天理”、“太極”取代“天”和“上帝”，這就不僅和基督教的“創世記”觀點相矛盾，而且也與先儒的觀點相沖突，勢必混淆自然世界與超自然世界之間的區別。
關於這一點和方孝孺等人所倡導的復古學派有了衝突，方孝孺等人學習的正是兩宋時期發展的理學，怎麼會和這些紅毛綠眼的怪人走到一起呢？
但是朱允炆心中就是想把這水給攪渾，在暗中支持著基督教的超儒論調，因為他知道無論是復古派還是激進派都有著良好的底蘊和基礎，但是基督教所提倡的超儒論調卻是一個新生事物，很容易引起復古、激進兩個學派的圍攻，以至於夭折，所以他一直在暗中支持者超儒學說。
朱允炆派遣了很多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年輕人跟隨這些傳教士進行探討、學習。在排斥後儒的同時，對先儒的理論也作了相當的修正。爭取將其融合為自己本土的學說之中，省的被外人所乘。
傳教士的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預想的效果，他們不僅在不太長的時間內“歸化”了成千上萬的中國老百姓，而且受到了中國官僚階層的廣大知識分子的普遍歡迎。十餘年的時間，大明上下的信徒呈幾何狀的增加。
其中在朱允炆的授意之下。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就不在少數，傳教士對先儒後儒的區別，特別是對後儒的抨擊正符合大明現在的學術潮流，因而極容易在官吏、士子階層引起共鳴。
儒家學術發展到現在，幾經變遷，已和原始儒學有較大的差異。正如傳教士所分析的那樣，兩宋儒學吸收了佛道二氏的思想因素。試圖以太極、天理取代早期儒學中天的觀念；在學術風氣上，愈發使本來就不講究邏輯規則的儒學變得更加空疏。
當然，不可否認後儒具有某些自發的啟蒙思想因素。但對整個大明的士子階層來說，提倡九年的免費教育，造成了讀書人的泛濫，現有的儒家學派已經不能滿足日益增多的讀書人了。儒家已部分地失去了信仰的權威。處在一個新的轉型期的前期。
在這個轉型期，儒學的前途有多種可能，一是否定永嘉、永康學派，向程朱理學復舊。這是方孝孺正在努力做的；另一種可能是對儒學本身進行改造，使之適應現實需要。而以楊傑、黃磊、彭方等人的永嘉學派正是這樣做的。
相對說來。永嘉、永康學派在全面開放海禁的情況下，可塑性很大。由於這一學派代表新興階層利益。要求抵禦外侮，維持社會安定，主張減輕捐稅，恢復工農生產，強調買賣自由，尊重富人，提倡實事和功利。
而恰當此時。傳教士給大明士子帶來一個全新的世界。這就難怪一些讀書人等趨之若鴛了。
就文化心態來說，中原的讀書人向來以一事不知而為恥，他們面對傳教士帶來的全新世界，在驚歎之餘便是努力地瞭解它、掌握它，從而最終超過它。這和傳教士所提出的合儒、益儒、補儒和超儒等觀念一樣，都是一種正常的文化交流心態。
基督教的觀念有中原昔日先賢所未及通者。正可彌補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之不足。他們所向往的是那種濃厚的宗教氛圍和聖潔的儀式。在很多人看來，這種宗教式的精神安慰正可彌補只重現世的儒家思想的內在缺陷。而其緒念更有一種格物窮理之學。凡世間萬物之理，即之無不河懸響答。絲分理解；退而思之，窮年累月，愈見其說之必然而不叮更易也。這種判斷基本上代表了現在大明相當一部分讀書人的看法。
當然，朱允炆嚴格控制著，在熱情地歡迎西方文化的同時，也不能對固有文化尤其是儒學傳統失去信心，並沒有採取文化虛無主義的態度，而是持一種多元開放的文化心態。認為固有文明自有其優長之處，與西方文明相比，大明文化有弱點，也有優點，文化的未來發展決不是也不可能是廢棄固有文化特別是儒學，以讓西方文化在中國專行，正確的選擇只能是取中西古今之所長，“參合諸家，兼收西法”，重建中國文化的新體系。
在這種心態的指引下，大明上下吸收西方文化，他們在接受西方宗教的同時，更竭誠地歡迎西方的科學技術，並計劃大規模地翻譯西書。在這十餘年裡，西方的科學技術與文化源源不斷地傳入中國，確實為古老的中華文明注入了勃勃生機。138看書網必將出現一個新的轉折和大發展，似乎已沒有太多的異議了。
朱允炆不敢輕易的去動搖儒家在政治上的地位，卻十分巧妙的利用當時的情勢將其分立出來幾個分支。其他的小學派先不說。在建文二十三年的大明，儒家大的學派已經成為三足鼎立的局面。
方孝孺所代表的復古理學，楊傑所代表的激進永嘉學派，還是就是吸收了西方文化的超儒學派，但是在朝堂之上的地位卻不太高，還處於萌芽狀態，暫時沒有十分明顯的代表人物，暗中是以朱允炆為首。但是隨著科技的發展，他們也在尋求著走向政治官場，因為那樣才能穩固的站定腳跟。
三足鼎立的儒家學派格局，讓作為皇帝的朱允炆有些欣慰，但是隨著自己年紀的增長，大明儲君位置的爭端顯現，復古理學和激進學派之間的矛盾已經勢同水火，兩者的領袖人物都知道，當今聖上的地位不能改變，而下一任帝王的歸屬將見證自己學派的興衰，他們都不會輕易放棄的。
問題是朱文奎從朱允炆即位之後，就被立為太子。現在已經二十餘年了，如不不像他爺爺朱標那樣早逝的話，繼承帝位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朱允炆雖然不太喜歡這個有些迂腐的兒子。但是如果真的可以利用他有生之年構建出三權分立，皇權凌駕於上，有效的相互節制的話。兒子縱然有些迂腐，但是對於大勢也無法改變。
但是面對著現在的情況。朱允炆陷入了兩難的境地。
首先，讓太子在北平執政是為了鍛鍊太子的執政能力，同時向全國表示了大明對於北方的重視，他立下訓示，但凡太子必須經歷北平執政的過程。是為了建立儲君對於北方的感情，使作為皇帝的子孫們都不會放棄北方。
除了這些之外，這種做法也表示了朱允炆的一些無奈，那就是關於遷都北平的事情可以暫時擱置。遷都的確是一個勞民傷財的舉動，而且受到的壓力也不會小，至少江南的士大夫階層就不會輕易答應。
在另一個時空朱棣遷都北平，有很深層的原因在裡面，從朱棣自己來說。他原來被封燕王。北方是他自己的老巢，根深蒂固，而且經過靖難之役，朱棣得罪了很多士大夫階層，遷都有利於打擊不順從的頑固勢力，有利於他自己的統治。
再從當時的邊疆形式來看。天子北遷，有天子守邊的思想在裡面。有利於打擊當時還沒有完全倒下的蒙古勢力。從地理上看，北京北連朔漠。南控江淮，地理位置優越，也是有利於統治的。
朱允炆不止一次的有著遷都的情結，但是遷都不好一點，就是造成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分離，在當時交通不發達的情況下，很容易讓自己的子孫們起禁海的心思。
而且現在北方已經徹底平定，只是靜靜的等待著人口增長後的移民，朱棣幾乎席捲了八成的蒙古人、女真人、高麗人、日本人在軍中，開始西征，一路上不順則亡。一直打到了帖木兒的老巢。
雖然很少屠城，但是其他方面比當年的成吉思汗還要狠，在和自己侄子的協議中，將這些異族帶的越遠越好，讓這些異族替大明侵略其他國家，吞併、兼併等手段交錯著使用，目前在哈密以東的地區，基本上很少有部落存在，基本上都被朱棣捲走了。
所以那些蒙族、女真在幾十年甚至百年的時間都無法翻身，北方現在只是發展的重點，而不是戰爭的重點，所以在此時遷都的必要在朱允炆的心裡又低了幾分。
但是不遷都也要有所表示，讓太子朱文奎在北方鎮守執政，也是為了發展遼東、西北。但是朱允炆的這個考慮造成了現在的隱患。
南北的距離加上現在交通的不發達，要讓太子鎮守，就必須為太子組建班底，給予一定的權力，開始朱允炆想著，反正太子要繼承帝位，所以並不擔心有造反的可能，所以將自己心目中的能吏給了太子不少，其中為人方正的方孝孺就是其中之一。
正是這樣的決策，造成了方孝孺等人支持太子在北平嘗試著復古，嘗試著新政，他們一邊學習著皇帝辦報紙，鼓勵開荒和發展工業。一邊又在積蓄力量準備日後的改革，所謂的改革也就是按照程朱理學的治國方針去改變。
所做的一切，瞞不住身為皇帝的朱允炆，也沒有能瞞住和他們政見不合的楊傑、黃磊等人，讓楊傑等人對於這個隱憂充滿了忌憚。
可能他不不在乎自己本人的身家性命，但是對於學派的存亡卻十分看重，特別是永嘉、永康學派，經過蒙元的嚴酷統治，已經斷層了百餘年，這百餘年中苦苦執著的硬撐著，好不容易看到一線希望，絕對不可能眼看著自己的學派再次受到打擊。
他們通過手裡掌握的商賈，以及江南的大部分繁華、雄厚的財力進行著反擊。對於北平也造成了一定的困惑，也讓朱允炆有些擔心起來。
要和平解決這個事情，也不是沒有辦法，但是朱允炆不想那樣去做。因為那樣有著更大的隱患。
第一個辦法，就是廢除太子守國門之說，不讓朱文奎在北平被方孝孺等人擺佈，而放在自己身邊自己慢慢的教導，那樣方孝孺的復古學派肯定會受到打擊；第二個辦法就是遷都北平。把政治中心北移，不過那樣的話，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分離，同樣會給激進學派造成一種打擊。
朱允炆想讓這些學派順其自然的自由發展，所以註定了要承受一些不安。他對政治並不擅長分析，要不也不會有當時的失策，讓自己的兒子在北平發展出一股力量和自己的意願作對，早知道如此，他絕對會將朱文奎留在身邊細心的教導，就好像當初朱元璋對待自己一樣，手把手的教導。
可能也就是自己深有體會，當初十幾歲的時候做了皇太孫，那種被朱元璋操縱的戰戰兢兢的模樣，他不想讓兒子有同樣的經歷。
而且，自己在這個時空的大明，不到二十歲就有了這個兒子，現在自己還正春秋鼎盛，而兒子卻已經二十多了。這種情況使他想起了通古斯人的康熙皇帝來，當初那個太子的下場使朱允炆心有餘悸，為了防止那種情況的發生，還是將朱文奎送到了北平執政。
至少不在自己身旁，朱允炆就會少想一些這事，那樣對於兒子的成長和父子關係有著良好的作用。
但是他還是錯了，顧此失彼這個詞是朱允炆心中對自己的寫照，但是有什麼辦法呢？
杭州的天氣轉晴，朱允炆召見杭州知府以及浙江布政使等人，詳細詢問了關於法律法規的落實情況，杭州是一個富庶的地方，也是一個古城，這次他主要落實的是《公共場所衛生法》和《古建築保護法》等一些關於約束道德的法律，他不想一下子就讓司法部制定關於國事的法律，而是用一些無關精要而又能提高百姓素質的法律來鍛鍊司法部的能力，還有就是鍛鍊官員的落實情況。
浙江的古城、園林最多，也是最需要保護，所以他選擇了在這裡考察落實情況。
正在這時，葉子玉送來內廠最新的消息，葉子玉是葉孝天的兒子，葉昇的孫子，承襲父親的職司，現在為內廠負責人之一，他此次送來的消息，正是楊傑、黃磊和彭方等人的談話內容，楊傑等人為首的激進派要進行反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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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廢話說完了，大家一定看的很悶，但是一下子將場景跳到十年之後，很多事情都要交代，看了這幾章之後，大家應該能看出蟲子想寫什麼了，至於朱允炆怎麼應對，請繼續支持蟲子！！！！！！，如欲知後事如何，請登陸，章節更多，支持作者，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