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河奔流 四

四

在“砸爛公檢法”的年代，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的威嚴一度排在公安警察之前。一幫為餬口到處趕集的人被打辦圍追堵截，一旦被他們逮著了，一定是活生生進去，死翹翹地出來。

那年頭工人的概念很模糊，除了修地球的農民，凡是吃商品糧的都屬於工人階級的範疇，打辦兼帶“割資本主義尾巴”的使命，成員相對複雜，你說他們是幹部，可他們的衙門只是掛靠在供銷社一個部門裡當差，他們的身份性質應該到文革後期才成為工人階級的一員。在那特殊的年代，整人被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力量備受大眾推崇，因此文革末期活躍在城鄉的打辦成員都是“大革命”中“修成正果”的一群有頭有臉的人。不過，他們也有尷尬的時候，在行使職權中的行徑，多少年以後還成為人們的話柄。

這都怪五亭鎮政治風氣過於昌明。在一段時間裡，組織憶苦思甜活動都成了制度化，主事者特意找一些在舊社會苦大仇深的人，將他們請到臺上，讓他們講述民國時期那些最負面的經歷。可有一次組織者遇到了一次意想不到的事。那天公社革委會在學校禮堂安排憶苦思甜，主事者請到了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太婆，她衣衫襤褸地站在話筒前講述她怎麼做童養媳、怎麼幫地主家做清娘奶媽，一溜話說下來，不留神想起了幾天前一籃紅棗在集貿市場被打辦粗暴執法的事。

打辦認為，成品紅棗不屬於自產自銷的農產品，拿到市場上兜售屬於投機倒把行為，必須馬上收繳。可苦難深重的老太婆如同命被揪走一般，她求爺爺告奶奶，推搡中把一籃紅棗給灑了，地上盡是汙泥，老太婆捶胸頓足，癱在路邊哭了好幾個小時。

在憶苦思甜會上，老太婆氣不打一處來，三言兩語的把這個事給控訴了，最後聲淚俱下地說：“以前土匪在山上，現在土匪在街上！”

主持人都聽傻了，當即把老太婆定性成現行反革命，義憤填膺地宣佈，憶苦思甜會改成批鬥大會，把老人家推到臺前，按下了她的頭，主持人正在找人發言揭批，性子爆裂的老太婆一屁股坐在地上，耍無賴道：“日子反正這麼苦，你們抓去讓我有個吃飯的地方也好！”

老太婆的舉動引得臺下鬨堂大笑，由於下面大部分都是些可塑性很強的學生，主持人尷尬得不知如何收場，只好俯身勸慰賴在地上的老太婆，輕輕地告訴她說：“好了好了，不抓你了，趕快回家吧！”

憶苦思甜被迫終止，可憂心忡忡的主持人卻很多天還在牽掛那個事，他是個公社革委會幹部，很擔心有人抓辮子整人，在那樣的社會背景裡，稍有頭腦的人都知道，這差不多是個政治事件，為了這事如何處理，他專門跑到打辦調查。

可人家那個“衙門”裡這類事件太多，誰都想不起有老太婆什麼紅棗打翻的事，為了配合處理，打辦一個姓朱的成員鄭重其事地出具了相關證明，理直氣壯地說：“打擊投機倒把任重道遠，我們會不遺餘力！”

這裡暫不提紅棗打翻事件結局到底怎麼樣，但有一點可以說明，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是一個讓老百姓生畏的場所，當中的成員自恃政府給予的權力，那氣勢絕對是衣服角都能軋死人。現在他們隊伍中有人出事了，大部分老百姓都擺出幸災樂禍的態度，甚至有人質疑，那麼多東西被收繳，難道只有一個張副主任貪汙？這種傳言一出，打辦上下人人自危，在批鬥會上爭先發言，為了表示清白，除了在毛主席畫像前虔誠地鞠躬宣誓外，對張副主任的行徑都做了深惡痛絕的揭批。

據說張副主任到有革命者的背景，當初調他到五亭當打辦副主任時都曾有人為他感到屈尊，然而他毫不理會，認定革命工作不分卑賤。不過，在物資匱乏的年代，人的私慾沒有相應的滋生條件，一旦有一種縫隙可鑽，當事人或許會在利益的問題上偏向自己一點，而這種“偏向”一經被周圍的火眼金睛覺察，很容易被上綱上線，如果再參入一點勾心鬥角的因素，情況就可能導至不可收拾。

張副主任算是輪上了，他顧不上臉顏掃地，還以為在接受調查中只有低頭認罪，當下的那點事會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可讓他沒想到的是，一味地想快一點走過場，其結果就是被專案組誘導、稀裡糊塗地承認很多有待辨別的事實，最終被推到群情激憤的批鬥大會上當反派主角。

在砸爛公檢法的年代，批鬥會就等於審判會。張主任低著頭從臺上下來，接管他的是縣中隊兩個武裝官兵，他們倆拿出冰冷的手銬將他押送看守所，臨行前還進行了遊街示眾。

這樣一來，五亭街道上不可避免地要上演一幕很多革命影片經常出現的畫面，一個壁壘森嚴的場面，兒女們在一旁無助地哭喊，一個高大而又遍體鱗傷的革命者父親，被國民黨反動派的囚車帶走......

雖然今天的場景很負面，是貪汙犯張主任沒有長成的三個兒女站在路邊絕望地哭泣，但幾個未成年孩子釋放的親情和電影裡絕對一樣。她們為了能多看爸爸一眼，全然不顧別人的白眼，傻傻地跟在遊街隊伍中，直到父親被送上囚車。

路旁一位愛管閒事的大媽，逮著打辦工作人員問：“這位同志，姓張的他到底貪了多少錢啊？”打辦工作人員還沒有從義憤填膺的氛圍中釋緩過來，一臉憤恨地說：“這個革命隊伍中的蛀蟲，前後加起來最起碼有兩百多塊錢！”

老大媽張著嘴巴半天緩不過神，也不知道她在感嘆貪汙的錢多、還是少。不過，在路旁稍知內情的人私底下嘀咕：“這是內部鬥爭的必然結果，鬼都知道，收沒的東西除了上繳外，在打辦工作的人多少都有得分，就是張主任多了二百多塊而已，那裡出現革命的蛀蟲，其實是權力之爭的結果！”

在文革的政治生態裡，無須去評斷老張同事是否卑劣，因為“大革命”的一切都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再說蒼蠅也不會叮咬沒有縫隙的雞蛋，有把柄在別人手裡，免不了要在陰溝裡翻船，何況“莫須有”的罪名在那個年代層出不窮，因為那本來就是整人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