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中華 歷史考察

歷史考察

乾嘉時期白蓮教起義是困擾統治者的最大社會問題。乾隆朝的社會矛盾引發了白蓮教起義，這位名噪歷史的帝王傾其全力，也沒有平息這場動『亂』。嘉慶朝為了鎮壓白蓮教為主的大起義，幾乎耗費了嘉慶一生的精力。本文就嘉慶朝對白蓮教起義的鎮壓過程進行綜合評析，以揭示嘉慶朝衰弱的原因。.

自乾隆中葉以後，在清王朝統治下的封建社會中，土地高度集中，經濟日益凋敝，財政匱乏，吏治腐敗，軍備廢弛。曾經盛極一時的清王朝逐漸走向衰落，隨之而來的，則是在全國範圍內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

清中葉以後，隨著地主階級政治、經濟勢力的日益鞏固和發展，貴族、官僚、地主、大商人開始了對土地的瘋狂兼併。滿族貴族在入關後，即以皇室莊田、宗室莊田、八旗田等名義圈佔了大量土地。康熙八年1669年清廷雖然正式下達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此後滿族貴族仍依恃政治特權繼續廣佔良田。乾隆時，僅由皇室控制的官田皇莊即達8000餘萬畝。滿族大官僚亦競相搶佔土地，乾隆寵臣和珅佔地8000餘頃。漢族大官僚對土地佔有的數目也十分驚人。康熙時的大官僚徐乾學在江南蘇常一帶佔有大量土地，僅無錫一地，佔田達10000頃。大商人對土地的兼併亦動輒成千累萬。乾隆時直隸懷柔郝氏，“膏腴萬頃”1。貴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對土地的兼併，使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裡，而廣大農民則紛紛破產，流離失所。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湖南巡撫楊錫紱即指出湖南土地高度集中的嚴重情況，他說：“近日田之歸於富戶，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2土地的集中，勢必導致“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嚴重局面。大批失去了土地的農民，或淪為佃戶和僱工，或成為耕無田，居無定所的流民。淪為佃戶的農民被迫承受地主階級高額地租的殘酷剝削。當時的地租率，至少是四六分成即地主四，佃戶六，一般是對半分成，主佃各得一半。佃農除了向地主交納正額地租外，往往還得向地主繳納名目繁多的附加租。各種節令時日，農民要向地主繳納雞、豕、魚、帛等等應時之物。除此而外，農民還需負擔清『政府』的各種捐稅。這樣，農民終年辛勤所得，已大部甚至全部被地主階級和封建國家剝奪殆盡，一遇水旱蟲災，農民竭其所有亦不能完納地租捐稅。因失去土地而淪為流民的大批農民，有的不顧清『政府』的禁令，進入清『政府』封禁的東北、蒙古及沿江沿海墾殖。他們披荊斬棘艱苦備嚐；還得設法應付官府的驅逐，顛沛流離，難以安定；有的流落城鎮。街頭，沿街乞討，朝不保夕。土地的高度集中，苛重的封建剝削，將廣大農民『逼』得走投無路，無以為生，社會階級矛盾迅速激化。在乾隆中葉社會矛盾普遍激化的情況下，川、楚、陝地區尤為尖銳激烈。這些地方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手裡，大部分農民淪為佃農，終歲勤懇勞作，所得糧食除完交地主租息外，餘存無幾。“且佃戶惟恐地主奪田另佃，往往雞豕布帛，無不搜求准折，甚至有賣男鬻女，以償租者。”3而這些地區政治的黑暗腐敗，官吏肆無忌憚地貪贓枉法更甚於他處。乾隆末年，畢沅為湖廣總督，福寧為湖北巡撫，陳淮為湖北布政使，這三人官官相護，千方百計婪索民財。當地人民形容他們三人說：“畢如蝙蝠，身不動搖，惟吸所過蟲蟻；福如狼虎，雖人不免；陳如鼠蠹，鑽『穴』蝕物，人不知之4。”乾隆末年，清『政府』為了鎮壓苗疆起義，“派及數省，賦外加賦，橫求無已”5。由於湖北臨近湘、黔，故差徭尤多，貪官酷吏，藉此“奉一派十，漁利侵肥”6。在封建統治者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下，這些地區成千上萬的農民被迫離開祖居之地，成為流民。當時川、楚、陝邊界的南山、巴山老林地區成為四川、湖北、河南、江西、安徽等省流民的集聚之地。

在四川、湖北、陝西三省交界地區，群巒起伏，叢林密佈，千山萬壑，深谷縱橫，自然形勢十分險峻。乾隆末年、嘉慶初年聚集在這裡的流民達數百萬之多。他們主要是失去土地的農民，失業的水手，以及因清『政府』的嚴緝而失去生活手段的靠私鹽、私鑄為生者。這些人扶老攜幼來到深山老林，結草為棚，或墾荒，或到木廠、炭廠、林廠做工，但仍擺脫不了地方官吏、地主豪紳、地痞惡霸的壓榨、欺凌。這些社會惡勢力串通一氣，“無風生浪，遇有棚民有事，敲骨吸髓”7。山民受其摧殘，無處可以評理，更沒有地方可以伸冤。備受凌虐的流民，被『逼』鋌而走險，走上了以鬥爭求生存的反抗之路，流民成為川楚陝農民起義的基本群眾。

川楚陝農民大起義是以白蓮教為紐帶，經過長期的醞釀、宣傳、組織發動起來的。白蓮教是一種歷史久遠的流傳於民間的秘密宗教。白蓮教向人們揭示的光明戰勝黑暗的前景，它所宣傳的“有患相救，有難相死”8的貧困相助，患難與共的互助精神和“教中所獲貲物，悉以均分”9、習教之人“穿衣吃飯不分你我”10的教義，它的傳教者採取的以行醫、貿易的合法身份、授人以拳術、靜坐、氣功等健身方法的傳教手段，對於處於水深火熱中的破產的農民，失業的手工業者有很強的吸引力，故信奉者日眾。白蓮教自傳世以來，一直是作為歷朝封建統治者的對立物出現的。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發生過多次以白蓮教為組織形式的起義，因而歷代封建統治者對白蓮教實行嚴厲禁止和殘酷鎮壓。乾隆中期以後，隨著社會矛盾的日益激化，白蓮教的組織得到迅速發展。河南、安徽等地一些著名的白蓮教首領，以祈禱、符咒、治病、行商為掩護，活躍在黃河、淮河、長江流域的廣大地區。乾隆對被抓的白蓮教首領採取“從重問擬，實力窮究，務絕根株”，（11）的殘酷鎮壓政策。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六月以後，清廷開始了對六省白蓮教的全面鎮壓行動。一時間，大批教徒被捕，許多著名教首被處死。還有許多地主官吏“竟以查拿邪教為名，四處搜求，任聽胥役多方勒索，不論習教不習教，只論給錢不給錢”（12）。武昌知府常丹葵，奉檄查緝荊州宜昌，株連羅織數千人，慘刑勒『逼』。“以鐵釘釘人壁上或鐵錘排擊多人，飢寒就斃，浮屍於江，歿獄中者亦無棺斂。”（13）四川達州知府戴如煌，“借查拿邪教為名，將殷實之家肆行訛詐”，“任內贓私狼藉，民怨沸騰”，他私設衙役至五千名之多，凡有習教之人，無不遭其索詐，以致不能安身，遂萌異志”（14）。乾隆末年清『政府』實行的查緝教徒，縱官虐民的反動措施，等於給佈滿乾柴的川楚陝地區投下了火種，醞釀已久的川楚陝農民起義的熊熊烈火迅速沖天而起。

嘉慶元年1796年正月，湖北荊州、枝江、宜都的白蓮教首領聶傑人、張正謨等，在“官『逼』民反”的口號下，首先舉起了反抗的旗幟。宜昌長樂、長陽白蓮教眾起義響應。二月當陽教首楊起元率領教眾殺死縣官，佔領了縣城。三月初，襄陽、樊城教眾在姚之富、王聰兒、王廷詔、張漢『潮』、高均德領導下舉義響應，連續攻陷竹山、保康、來鳳等地。起義迅速由湖北向四川、河南、陝西等省蔓延。數月之間，湖北西北部五府襄陽、鄖陽、宜昌、施南、荊州一州荊門及四川的酉陽、河南的鄧州、新野，到處都燃起了農民起義的烽火。起義軍把鬥爭矛頭指向封建地主階級，提出“天上換玉皇，地府換閻王，另議孔夫子，不用四書五經”（15）的戰鬥目標。有的起義軍還建立了自己的政權，自立年號，任命官吏。在迅速發展的各支起義軍中，湖北襄陽義軍發展最為迅速，勢力最大，這支起義軍很快擁有數萬之眾，遂成為起義軍的主力。迅猛發展的白蓮教起義，使清廷驚恐萬狀。太上皇乾隆立即調兵遣將，全力展開了對起義軍的圍殲鎮壓。清軍首先將圍剿目標集中於湖北襄陽，企圖透過擊破勢力最大的襄陽起義軍，達到“群盜自瓦解”的目的。起義軍面對清廷大軍圍剿，毫不退縮，擴大活動範圍，在廣大區域內實行流動作戰，使清軍疲於奔命，勞頓不堪。在清軍集中兵力圍剿湖北起義軍時，同年九月，四川達州徐天德，太平、東鄉王三槐、冷天祿等“激於胥役”，相繼率眾起義，起義者中有乾隆在大小金川用兵失利時潰入老林的散兵遊勇，時稱“嘓嚕黨”者。其餘大部分則是失業的手工業者、運輸工人、破產農民，以及由湖北轉移來的零散起義軍。他們具有堅決的反抗意志，和“一旦揭竿如數習”（16）的豐富戰鬥經驗。而川東數州縣，皆連大小巴山，袤延千餘裡，起義軍出沒其中，清軍無可奈何。四川起義軍利用有利地形，大敗清軍。起義軍乘勝向陝西境內發展，數支起義軍分別向興安府的安康、平利、紫陽等縣發動進攻。嘉慶二年1797年正月，湖北襄陽起義軍分兵三路挺進河南。起義軍避開敵人的主力，“不整隊，不迎戰，不走平原，惟數百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17）。起義軍所到之處，窮苦農民紛紛加入起義行列。十多萬白蓮教起義隊伍，或分或合，活躍在湖北、四川、河南、陝西等數省廣大地區。從嘉慶元年開始，乾隆先後調遣陝西、廣西、山東、直隸、山西、雲南、吉林、黑龍江等省兵力以及京師健銳、火器營兵力，甚至“赦蒙古竊馬謫犯之在湖廣、河南者從軍以助騎隊”（18），都無法將起義烈火撲滅。嘉慶四年正月，太上皇乾隆帶著對農民起義的刻骨銘心的仇恨死去，將鎮壓白蓮教起義的遺願和一個日漸衰敗的王朝一同交給了嘉慶。

親掌政權後的嘉慶，面對乾隆留下的種種嚴重的社會問題，毫不遲疑地將鎮壓白蓮教起義擺到了議事日程的首位。對農民起義實行殘酷地鎮壓，是嘉慶堅定不移的方針。嘉慶四年正月初四，嘉慶在親政後的第二天，就在上諭中歷數四川、湖北、陝西督撫及帶兵大臣和各路將領“奏報粉飾，掩敗為功”，“冒功升賞，營私肥橐”的種種劣行。嘉慶在上諭中說：因為在軍營中可以撈到好處，即便是那些在京城供職的諳達、侍衛、章京等，遇有軍務，無不營求前往。那些從軍營返回京城的人，即使是平時家境很困頓的人，頓時家境也變得充實起來。這些人到軍營大撈一把之後，往往以祭祖掃墓為名，託詞請假，以所蓄之資回籍置產。正因為軍營中有這樣大的好處可撈，故而各路帶兵大員，有意遷延，藉此肥己私囊。嘉慶詰問：你們的錢從哪裡來?無非是婪索地方官所得。地方官又索之何處?又必取之百姓。老百姓的脂膏有多少?怎能供地方官不斷索求?嘉慶斷言：“此等教匪滋事，皆由地方激成！”嘉慶對各地官員、各路將領矯飾欺隱的做法尤其憤憤不已，他嚴令他們“戮力同心，刻期滅賊，有仍欺玩者，朕惟以軍法從事”（19）。此後，嘉慶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進對農民起義的鎮壓。

誅和坤，清除妨礙軍事圍剿的軍中積弊，是嘉慶採取的第一個重要措施。嘉慶認為，白蓮教起義歷經三載尚未『蕩』平，完全是因為和珅“壓擱軍報，有心欺隱，各路軍營，聽其意旨，虛報首級，坐冒軍糧”，以致“軍務日久未竣，貽誤軍國”（20）。嘉慶為此毫不遲疑地誅滅了和珅。在清除和珅後，嘉慶立即著手解決影響軍事圍剿的另一重大弊竇——軍中將領及督撫大員的冒功侵餉問題。為了圍剿起義軍，清廷自嘉慶元年至四年耗費軍餉7000餘萬兩。然而這成千上萬兩的軍餉或被諸將剋扣侵吞，用以尋歡作樂，“軍營中酒肉聲歌，相為娛樂。”（21）或被饋送轉贈，或被浮冒開銷，以彌補過去虧損。軍，正是這種軍營積弊，使得將吏“日以玩兵養寇為事”，軍營大員，“藉剿賊為名，稽延時日，不願蕆事。……以養寇為肥身之計，以糜帑為飽橐之資。縱賊蔓延，日久未滅”（22）。嘉慶為了實現“刻期滅賊”的圍剿計劃，下決心對此大加整頓。嘉慶四年八月，湖廣總督景安彈劾襄陽道胡齊侖冒功侵餉。嘉慶立命將胡齊侖逮交刑部審訊，籍沒其家產。同年十一月，查證確實，胡齊侖經手湖北襄陽局軍需，私扣銀至二萬九千餘兩，任情饋送。他還將大量軍餉據為已有。在查辦胡齊侖案件時，僅在他的官署內即抄出白銀51429兩。據有人估算，胡齊侖侵餉達數十萬之巨（23）。嘉慶憤怒地將其處絞，同時還對“公然提用軍需正項，信任胡齊侖一人經理，恣意侵扣，實為首先作俑”的已故湖廣總督畢沅加以處理，革其子世襲職。對受賄的統兵將領明亮、永保、慶成、鄂輝等人皆籍沒其家。嘉慶在處理湖北胡齊侖冒功侵餉案時，同時令魁倫、廣興嚴核四川軍需虛實，“務使領兵各員無利可圖，方能專心剿賊，以冀速蕆大功”（24）。為了及時掌握軍餉的動用情況，嘉慶採納了陝甘總督松筠提出的“令各路糧臺按旬開報，按月匯奏”的辦法，使軍餉支用混『亂』的情況得到扭轉。這樣就使財政已陷入困境的清廷有可能將軍餉最大限度地用於圍剿戰爭。

更易統兵大員，嚴懲不力將吏，嚴密軍事部署，是嘉慶加速圍剿農民起義的又一重要措施。嘉慶親政後，針對當時從全國各地調遣而至的各路軍營無所統屬，將領各懷自私自利之心，爭功諉過之事不斷髮生的情況，授原總統四川軍務的勒保為經略大臣，賜以印信，規定所有各路帶兵大臣及陝西、湖北、河南督撫等悉受節制，“以一事權”（25）。嘉慶令勒保“帶領重兵，或於川省，或於陝西，擇扼要適中之地，居中排程，統攝各路”。為了賦予勒保更大的權威，嘉慶還給勒保對不尊軍令、貽誤重大軍情者，“一面拿究，一面具奏”（26）的特權。在任命勒保為經略大臣的同時，嘉慶授明亮、額勒登保為參贊大臣，“別領官軍，各當一路。”這樣，嘉慶完成了親政後新的軍事部署。被委以重任的勒保，制定了先籌川陝的用兵計劃。他坐鎮四川，督率多路清軍，在川陝地區對起義軍圍追堵截。然而，時過半載，據駐達州治四川軍需的副都統福寧奏稱：“賊以脅從而日增，……據川東北各府廳州縣稟報，多者萬餘，少者數千，其不知首逆姓名者尚不知凡幾，新起之賊實多於剿除之數。”（27）這說明，四川起義軍不但沒有被消滅，聲勢反而越剿越大。嘉慶遷怒於勒保。同年七月，嘉慶以“經略半載，莫展一籌”等罪名，將勒保逮問治罪。其經略事務，以將軍明亮代之。不久，又以明亮行動遲延，將明亮免職。嘉慶四年八月，卒以都統額勒登保代之。半年之內，嘉慶三易統兵大員，充分反映了嘉慶親政後急於將農民起義鎮壓下去的急迫心情。

額勒登保系清軍中一員悍將，他在清廷鎮壓苗民及川、楚、陝白蓮教起義中，“戰績為諸軍最”（28）。額勒登保不僅因其奮勇善戰為嘉慶所看重，其軍紀的嚴明和自身的廉潔更得嘉慶的賞識。額登保注重軍紀，他的軍隊經過之地，民間竟能“無不安堵歡迎”（29）。額勒登保自律甚嚴，在清查湖北胡齊侖一案時，發現當時參預軍事的有關督撫將帥無不受胡齊侖饋遺，獨額勒登保一人是個例外。嘉慶最終選擇額勒登保為經略大臣，這就為他成功地推行剿撫兼施的反革命兩手策略準備了必要的條件。

清廷歷經數載，耗帑千萬而不能將川陝農民起義鎮壓下去，究其原因，實在和清軍各路將領及地方大員推諉塞責、畏縮避戰有很大關係。他們或者虛張聲勢，將起義軍逐出管轄地段而後粉飾奏報以塞責，或者以繞截為名，遠遠避開起義軍的鋒芒，只是逐日向朝廷奏報起義軍的行蹤為事。當時民間流傳的“賊至兵無影，兵來賊沒蹤，可憐兵與賊，何日得相逢”，“賊來不見官兵面，賊去官兵才出現”的歌謠，正是清軍將領和地方大員畏縮避戰的真實寫照。河南巡撫景安是其中最為突出的一個。景安率軍駐紮南陽一帶，任務是堵截湖北起義軍進入河南境內。然而，景安惟知遠避尾隨，故人皆呼之為“迎送伯”。嘉慶親政後，立即著手去貪懲懦，對圍剿不力的將吏加以嚴厲懲處。嘉慶以惠齡為賊所輕，令回京守制”；以宜綿“屯駐無賊之處，從未與賊交鋒，且已老病，令解任來京”；以秦承恩“上午賊『逼』西安，……不即督兵剿賊，且官聲平常，交刑部治罪”；以景安“堵剿皆不盡力，駐軍南陽，任楚賊犯豫，直出武關，惟尾追不迎截，至有迎送伯之號，……特逮下獄，擬重闢”（30）。嘉慶又針對各地官員“皆自顧疆域，以逐出為邀功，從不力加痛剿”（31）的弊端，借嚴懲不力將吏官員之機，進一步明確了各省將吏防守圍剿之責，令各省督撫將帥“各殲賊本境。倘有逸出鄰境者即治以縱賊之罪；其鄰省邊備不嚴者，即治以疏防之罪”（32）。嘉慶於親政後數月之內，更易統兵大員，嚴懲不力將吏，運轉不靈的戰爭機器，在嘉慶的調撥之下，迅速運轉起來。

實行剿撫兼施的兩手政策，是嘉慶鎮壓白蓮教起義的重要手段。清廷鎮壓農民起義歷久不能奏效的事實，迫使嘉慶不得不改變乾隆時的單純軍事圍剿政策，採取剿撫兼施的新政策。嘉慶宣佈：“除著名各首逆自當悉數殲擒，斷難寬宥外，其餘『逼』迫附和之眾，若有臨陣投降，悔罪乞命者，不妨剿撫兼施，以期解散賊黨”（33）。嘉慶四年正月，嘉慶在一份上諭中把這種政策闡釋得更具體：“各路賊隊中之良民，如有能縛獻賊首，悔罪立功者，不但宥其前罪，尚可……格外邀恩。否則或潛行散去，或臨陣投降，亦必釋回鄉裡，俾安生業。”（34）嘉慶令勒保將此諭遍行曉諭川陝豫各地。此後，剿撫兼施政策被嘉慶採取各種具體辦法將其付諸實施。優擢“良吏”，懲辦貪官酷吏，是嘉慶推行剿撫兼施政策的重要措施。嘉慶如歷史上所有的封建統治者一樣，當他們面臨農民起義的急風暴雨、陷於沒頂之災時，總是企圖以懲辦幾個貪官汙吏的辦法，來逃脫覆沒的命運。嘉慶親政後，抓住起義軍首領王三槐供詞中“官『逼』民反”一句，將封建剝削、壓迫罪責歸咎於和珅一人，並將和珅作為替罪羊加以誅滅的做法，即是毫無新鮮之處的故伎重演。然而，和珅既伏誅，川楚陝豫人民起義仍如火如荼。處於惶急窘迫之中的嘉慶，只好丟擲更多的替罪羊。於是，老病貪劣在他治下民怨沸騰的四川達州知府戴如煌以及在奉檄查緝時，株連無辜數千，慘刑『逼』勒的武昌同知常丹葵均被逮京治罪。與此同時，一些為官清廉，官聲尚好，政績卓著的官員則被嘉慶視為推行剿撫兼施政策的得力工具被優擢任用。當時，四川廣元縣知縣劉清、巴縣知縣趙華，渠縣知縣吳桂，均被破格保薦。後來的事實證明，嘉慶“害民之官必宜去，愛民之官必宜用”的政策，對推行剿撫兼施政策確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那些久負清名的官員。他們的被破格提拔，為嘉慶的招降撫綏政策所起的作用是其他措施無法與之相較的。廣元縣知縣劉清，字天一，廣順人，由拔貢議敘，授四川冕寧縣丞，尋擢南充知縣，政聲為一省之冠。嘉慶元年當白蓮教起義爆發時，劉清即利用其聲名，募鄉勇500人，與總督英善所率清軍相配合，進攻四川達州徐良德部起義軍，又奉命赴羅其清、王三槐等部起義軍中實行招撫，無功而返。嘉慶三年1798年，劉清署廣元縣事。總督勒保進攻駐紮安樂坪的王三槐部，久攻不下，復令劉清前往招撫。王三槐為清廷招撫宣傳所誤，對自白蓮教起義來屢次率鄉勇血腥鎮壓起義軍的劉清深信不疑，竟“自詣大軍”，被勒保拘執。勒保卑鄙地以“生擒首逆奏”，並將王三槐械送至京。嘉慶親自訊問王三槐。當嘉慶責問王三槐何以背叛朝廷揭竿造反時，王三槐答以“官『逼』民反”。嘉慶又訊問：“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對劉清仍執『迷』不誤的王三槐答稱：“惟有劉青天一人。”王三槐所指劉青天即劉清。嘉慶聽了王三槐之供大喜過望。有青天之名的劉清是可以在推行剿撫兼施的政策時發揮重作用的。嘉慶立即傳諭總督勒保：“朕聞劉清官聲甚好，每率眾禦敵，賊以其廉吏，往往退避引去。如果始終奮勇，民情愛戴，著勒保據實保奏。”（35）勒保遵命將劉清治績戰功奏上，嘉慶立即將其晉秩同知直隸州，賜花翎。於是劉青天之名聞天下。劉清獲此殊遇，更加不遺餘力地推行剿撫兼施政策。嘉慶四年1799年，已被加知府銜的劉清，奉參贊額勒登保之命，赴通江、巴州招撫起義軍。起義軍中先後投出20000餘人，劉清以功加道銜，又擢建昌道。嘉慶五年1800年，劉清糾集民團守潼河，又奉勒保命繼續招撫活躍於通江、巴山之間的起義軍。劉清屯要隘，且剿且撫。起義軍或被鎮壓，或被招撫，“巴州匪遂滅”，劉清大功告成。由此可見，嘉慶破格提拔像劉清一類的“清官”，對他最終地鎮壓白蓮教起義是起了極大作用的。僅劉清一人，在軍7年，先後招撫30000餘人。對受撫群眾的安置，是剿撫兼施政策成敗的關鍵。嘉慶深知，經過多年戰火，許多地方室廬焚『蕩』，田畝拋荒，受撫之民“欲返則無所歸，即歸亦無所食，其勢不得不託賊巢為棲身之所，藉盜糧為煳口之資”（36）。這樣，勢必使招撫成為空談。嘉慶為了使“此番安集，即成永遠規模”（37），遂命劉清及四川素有清名的州縣官，悉心妥議，對於他鄉流落者如何資送還農?失所無依者，如何編丁佔籍?四川各地遵嘉慶之命採取各種形式安置、遣散接受招撫的起義群眾。劉清採取“向富室鉅商貸金”的辦法重犒遣散起義者。勒保於四川採取了撫卹難民，給資安『插』的做法。嘉慶對此深表讚許，認為勒保這樣做“使民生既獲安全，賊黨又可解散，為一勞永逸之計，是用所當用”（38）。繼而，嘉慶認為，只是官給銀兩，仍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難民就撫之後，無家可歸，無地可種，即官給銀兩，藉資口食，只能贍給一時，亦豈能久安生計?若資糧用盡，無以自存，勢必故智復萌，仍為草竊之事”（39）。嘉慶為此提出撫綏三策：“或清查叛產；或量給流亡絕戶；或於南山老林墾荒，暫免升科。”（40）嘉慶四年十月，嘉慶獲悉陝西終南山地區起義軍已被鎮壓，於是提出將綿延八百餘裡的終南山山內老林，量加砍伐，“其地畝可撥給流民自行墾種，而所伐樹木，即可作為建蓋廬舍之用”（41）。嘉慶令地方官根據山內地方形勢廣狹，或分建縣治，或設立廳署，並安設營汛，移駐兵弁，對新安置地區的群眾加以管束彈壓。嘉慶以為，在採取了這樣一系列做法之後，可使流民成為土著，各安本業，“有恆產必有恆心”，就可以從根本上解決招徠安撫的問題了。然而，清『政府』對起義軍的招撫及安置政策，並沒有如嘉慶所期望的那樣發生“翕然來歸”的預期效果，起義軍並沒有因嘉慶的一紙詔令即“聞風踴躍，爭先來歸”。結果是“雖有招撫之空談，總未能收解散之實效”（42）。惱羞成怒的嘉慶除了一面令經略勒保繼續廣為傳諭朝廷的招撫安置政策而外，又釋出了一道又一道殘酷的圍剿令，嘉慶五年正月，嘉慶在上諭中嚴命各地將吏：“必能剿而可以言撫。……一處未盡即一日不能蕆事”，對起義者“必須痛加殲戮”（43）。嘉慶對招撫失去了信心，聲稱：“看來此等匪徒，怙惡已深，愍不畏死，勢難藉招撫為解散之計，惟有痛加剿殺，剗盡根株。”（44）其實，嘉慶提出的剿撫兼施政策中的剿和撫都是服務於迅速將農民起義鎮壓下去這同一目標的，二者之間並沒有本質的區別。嘉慶在實施這兩手政策時，也是始終將血腥鎮壓置於首位的。嘉慶五年，面對剿、撫都不能立見成效的膠著之局，嘉慶親制《邪教說》一篇，申明“習教而奉公守法者，不必查拿，其聚眾犯法者，方為懲辦”（45）。這種“但治從逆，不治從教”的虛偽宣傳，也欺騙不了廣大農民群眾。因為清廷歷來把白蓮教視作異端邪說而嚴加禁止。從乾隆五十八年開始，更對白蓮教徒實行殘酷的鎮壓。川楚陝白蓮教大起義正是由於清『政府』對白蓮教徒濫捕濫殺而引起的。嘉慶的《邪教說》使廣大人民進一步認清了清朝封建統治者的偽善面目。

實行寨堡團練的堅壁清野政策，是嘉慶為平定白蓮教起義提出的各項政策中最為毒辣、亦最行之有效的政策。所謂堅壁清野，即“並小村入大村。移平處就險處，深溝高壘，積穀繕兵，移百姓所有積聚，實於其中。賊未至則力農、貿易，各安其生，賊至則閉柵登陴，相與為守”（46）。這種寨堡團練堅壁清野政策的提出和在部分地區實行，並不是在嘉慶親政後。早在白蓮教起義之初，一些起義軍活動地區的地方將吏，針對起義軍流動作戰，隨時隨地得到人民的支援，而腐敗不堪的八旗兵和紀律敗壞的綠營兵因人民的反對而閉目塞聽，只能對起義軍尾隨追擊、被動捱打的情況，於湖北襄陽孝感的一二村市和長江沿岸的一些城鎮修築堡寨，以割斷起義軍與人民之間的緊密聯絡。這種做法收到了一定成效。嘉慶二年1797年九月，將軍明亮、德勒泰建議清廷，於起義軍活躍地區“勸民修築土堡，環以深溝，其餘因地制宜，或十餘村為一堡，賊近則更番守禦，賊遠則乘暇耕作。”以使起義軍“野無可掠，夜無可棲，敗無可脅”（47）。清廷在當時尚沒有認識到這種政策在撲滅白蓮教起義中的重要作用。乾隆將築堡團練的建議束之高閣。嘉慶親政後，歷經數月，多方整頓排程，仍不能置起義軍於死地，遂廣為推行寨堡團練的堅壁清野之策。嘉慶四年六月，嘉慶根據湖北孝感隨州“寨堡團練”堅壁清野的經驗，肯定這種政策為鎮壓起義之“良策”，且“行之已有成效”（48）。嘉慶命經略勒保等，於川、陝、豫等省各處村堡，仿照辦理，“堅壁清野，以期賊蹤斂戢”（49）。寨堡團練、堅壁清野之策從此開始被廣泛推行。嘉慶四年七月，額勒登保繼任經略，首先於川東川北各地“扼險築寨，大者數千人，亦數百家，團練守禦”（50）。額勒登保又令陝、楚“曉諭築寨”。額勒登保不遺餘力地推行寨堡團練政策，使嘉慶大為讚賞，令各地從速推行。既而，那彥成、松筠、檯布、長麟將其行之於陝甘；後來，書麟、吳熊光將其行之於湖北。“先後三四載，堡寨告成”，使起義軍“所至俱有堡寨星羅棋佈”（51）。然而，這項政策在推行過程中，也不是很順利的。有的省份推行得不十分迅速，其具體做法也不盡一致，效果自然也就不同。嘉慶為此大力加以督促。嘉慶五年，川東、川北因普遍實行“寨堡團練”，給起義軍造成極大困難，起義軍不得不離開川省轉戰陝甘。嘉慶因而指責陝甘督撫並未認真辦理“寨堡團練”。嘉慶為此作了一個規定：“自後以剿捕責成領兵將帥，而團練守禦則責成督撫。”（52）嘉慶再次嚴命“陝甘、湖廣督撫嚴飭所屬：山地則扼險結寨，平地則掘壕築堡。其團練防守有成效者保奏，違者罪之”（53）。在嘉慶這一番實力督促之後，寨堡團練的政策才被普遍推廣。面對“費帑不下十千萬，調兵不下十餘萬，而賊奔突滋蔓如故”的現實，嘉慶深感八旗、綠營及各省所募散勇之不得力，同時各地也紛紛奏報兵力之不敷呼叫。因此，嘉慶在嚴命各地大力推行“扼險築寨”、“掘壕築堡”時，還極力提倡借鄉勇之力來堵剿起義軍，企圖以團練鄉勇的辦法，節省“養疲兵，募散勇之資”，收“事半功倍”之效。嘉慶令各省督撫轉飭地方官“聚集壯健，結隊保守，賊至則合力迎御，賊去則仍安生業。……如百姓中有首先集勇御賊立功者，先行賞給頂戴，俟軍務告竣後，送部引見。其辦理妥協之地方官，亦據實奏明，候朕量加獎擢。儻不能實力督辦，毫無守禦，將地方官以軍法從事”（54）。為提高鄉勇的戰鬥力，嘉慶令各省改變過去“隨時召集，賊至則聚而防守，賊去則散歸本業”，以至“技藝生疏，毫無紀律，徒有虛名不得實用”的狀況，要求對鄉勇“勤加『操』練”，要“團而不散”（55）為了刺激各地鄉勇頭目更積極地為清王朝賣命，嘉慶又令改變過去軍營中“臨陣輒令鄉勇居前，綠營兵次之，滿兵、吉林、索倫又次之，……及戰勝，則後隊弁兵又攘以為功，而衝鋒陷陣之鄉勇反不得與，是以保奏皆滿兵居多，綠營兵間有之，而鄉勇見章奏者百無一二”的弊端，規定“嗣後鄉勇有功，一例保奏，陣亡一例議恤”（56）。然而，嘉慶的一紙詔令，並不能杜絕軍營中已成慣例的弊端，軍中“無功者屢邀獎賞，而有功者轉置不錄”的情況仍然普遍存在。嘉慶不得不為此繼續尋找對付的辦法。嘉慶五年二嘉慶在上諭中宣佈：“此後如再有鄉勇出力，不行據實保奏，甚至將平日優待之人，冒名舉薦，以及官兵等並未出力，攘他人之功以為己功者，並準鄉勇自行首告，隨時懲治。”（57）為了更有效地利用各地地主武裝，嘉慶將團勇、鄉勇嚴加區別，以各專責成，增強效用。他說：“如隨營打仗，防守卡隘，官給鹽菜、口糧，聽候調撥者，謂之鄉勇；百姓等自出己貲，修築堡寨，擇其中年力精壯各備器械，里民自行捐給口糧以為守禦者，謂之團勇。”嘉慶全力推行的“寨堡團練”堅壁清野政策，給川陝農民起義帶來嚴重後果。這種政策嚴重削弱了起義軍賴以縱橫馳騁、機動靈活地打擊敵人的基礎。因為它割斷了起義軍與廣大貧苦人民的血肉關係，使起義軍在人員的補充、糧秣的供給、情報的獲取等方面產生了極大的困難。而各地鄉勇、團勇或為清軍查詢道路、遞送情報，成為清軍耳目；或“百十成群，乘夜劫營”（58），”使起義軍防不勝防，處處遭受突然襲擊，日夜不得安寧。自清廷實行“堡寨團練”堅壁清野政策以來，白蓮教農民大起義高漲的形勢急轉直下，“五年以前，賊勢之熾者，以其到處裹人，脅從日眾，搶掠民食，因糧於我也。自堡寨之議行，民盡依險結寨，平原之地，亦挖壕築堡，牲畜糧米，盡皆收藏其中，探有賊信，民歸寨堡，憑險據守。賊至，無人可裹，無糧可掠，賊勢自衰矣”（59）。從封建統治者得意洋洋的矜誇之辭中，足見“堡寨團練”堅壁清野政策對川陝農民大起義的巨大破壞作用。

由於嘉慶親政後，針對軍中積弊和起義軍本身的弱點，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新的政策，特別是寨堡團練堅壁清野政策，使起義軍遭遇到極大困難，力量逐漸削弱。嘉慶五年下半年，許多著名的白蓮教首領和起義軍領袖相繼被捕和戰死，起義軍不得不向川、陝、楚三省交界處的南山、巴山老林處轉移，依託南巴老林堅持鬥爭。對於這些拒不接受招撫、誓與清王朝鬥爭到底的起義軍，嘉慶企圖用重金懸賞的花招來捕殺起義軍首領，使起義軍因群龍無首而陷於癱瘓、瓦解。嘉慶六年1801年二月，嘉慶在詔書中對仍堅持鬥爭的義軍首領實行列名懸賞：“現在群賊中，徐天德、王廷詔為起事首犯，高二即高天升、馬五即馬學禮、高三即高天德屢經戕害大員，元惡大憝，……因通諭立格，五逆擒殲一名者，官擢二等，兵勇超補守備，賞銀二千；賊黨縛獻者，拔用千總，賞銀一千。餘如樊人傑、冉學勝、龍紹周、苟文明等，視此降一等有差。”（60）嘉慶在懸賞輯拿起義軍首領的同時，又不斷督促經略額勒登保與參贊德楞泰率軍分路會剿，起義軍面臨的形勢更加險惡。嘉慶六年二月，王廷詔被俘，接著徐天德、馬學禮、高天德等義軍首領相繼戰死或被俘。至這年六月，起義軍活動地區僅侷限於川、陝、楚三省交界的老林寨堡之地，範圍日見縮小，人數銳減至24000餘人。然而，起義軍沒有放下武器，他們出沒於叢山老林中，遊擊於清軍力量薄弱的地帶，“陝剿急則入川楚，楚剿急則入川陝”（61）。前僕後繼，“即殲斃首逆，而去一人，復立一人”（62）。為了對付起義軍，嘉慶六年六月，清軍各路將領于山西平利舉行會議，確定了分兵合擊的策略。德楞泰由西南『逼』攻，而額勒登保由東北邀擊，兩路會剿於三省之交。德楞泰還分選兵勇，每200為隊，“冒教匪服『色』、旗號，以降賊為嚮導，或佯為合隊，或乘夜襲營”（63）。起義軍被內外夾攻，損失更為慘重。至嘉慶六年十月，起義軍僅餘10000多人。急於求勝的嘉慶限令額勒登保於嘉慶六年冬將起義軍悉數殲滅。然而，嘉慶的限令並沒生效。嘉慶七年1802年正月，活動於川北的義軍首領苟文明聯合其他零散起義隊伍，聚眾2000餘人、騾馬數百，渡嘉陵江上游之略陽河進入川東。自以為已穩『操』勝券的嘉慶，因勞師糜餉、曠日持久而不能殲滅起義軍而大動肝火，以懲辦統兵將帥洩其憤。嘉慶以額勒登保撤防江兵勇及“追賊落後”，將其奪爵褫翎。五月，又以曠日持久、無方略，將其革職留任。同時，命令額勒登保“遍訪將士，獻擒渠之計。並懸重賞購”（64）。又給額勒登保立下“限六月內滅賊”的限令。額勒登保在嘉慶的催『逼』下，傾全力率軍撲向起義軍活動地區。義軍首領樊人傑，苟文明等相繼壯烈犧牲。但六月限期已過，起義軍仍活動在叢山老林中，不斷出擊清軍。直至嘉慶七年十一月，當起義軍的著名首領大部分被俘或戰死後，零星起義軍千餘人只能分散活動，其活動規模已非昔日可比。這一年十二月，經略額勒登保、參贊德楞泰會同川督、陝督、湖督，以大功戡定，用黃表朱裡折六百里馳奏嘉慶報功請賞。嘉慶獲報，大喜過望，立即“祭告裕陵，宣示中外。”對鎮壓白蓮教起義的有功諸臣論功行賞，大封領兵將帥、地方大吏。嘉慶雖然以大功底定宣示中外，但沒有立即下令撤兵罷戰。嘉慶深知“一賊不盡，皆可滋蔓”的教訓，因此，他命令經略、參贊“毋遽來京”，領兵諸帥也不要忙著解甲，仍要他們屯兵險要，窮追殘餘的起義軍。直至嘉慶八年1803年七月，當嘉慶得到額勒登保“三省肅清”的奏報後，才令大批清軍撤離。然而，嘉慶始料不及的是，在川、陝、楚三省交界處，起義軍餘部乘清軍紛紛撤離之機，紛紛突出老林，四出活動。而大批鄉勇與起義軍的聯合，使瀕臨最後失敗的川楚陝農民大起義大有重振雄威的勢頭。清王朝在宣佈“徹底肅清”後，大量撤裁鄉勇。每名鄉勇規定由官府給銀五錢繳刀矛，銀二兩資送回籍。但是，絕大多數鄉勇系貧無立錐之地的流民，他們本無家可歸，無業可就，無田可耕。被遣散的鄉勇紛紛進入深山老林，和起義軍餘部結合起來。而這時的起義軍餘部，人數雖不多，然而皆歷經百戰之餘，有豐富的作戰經驗，且“具悉官軍號令及老林徑路，忽陝忽川，忽聚忽散”（65）使清軍剿不勝剿，防不勝防。統兵大員們一時束手無策，“分軍遏之則不利，大隊趨之則兔脫，僅餘二三百賊而三省不得解嚴。”（66）嘉慶九年1806年二月，嘉慶只得再次派遣還京不久的額勒登保出都，以欽差大臣頭銜赴陝，會同德楞泰圍剿起義軍。至這年九月，各路皆報肅清。然而，起義軍餘部的活動一直沒有停止，直到嘉慶十年1805年五月，起義軍的最後一個元帥王世貴犧牲，川、楚、陝農民大起義歸於失敗。

歷時九年、遍及五省的白蓮教農民起義被殘酷地鎮壓了。嘉慶為鎮壓起義，先後調集了全國十六個省的兵力，耗費白銀2億兩。清『政府』在鎮壓起義中，損失一二品高階將領20多人，副將、參將以下的軍官400多人，清『政府』擁有的武裝力量因而受到極大的削弱，清王朝受到自立國以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擊。清廷鎮壓白蓮教起義久久不能奏效的事實，充分暴『露』了清王朝外強中乾的本質。從此，這個王朝走向衰落的趨勢益發不可遏止。

嘉慶竭盡全力、盡其所能剛剛把白蓮教大起義鎮壓下去，東南海疆警報又起。福建同安人蔡牽領導的起義軍，自嘉慶五年1800年即發難於閩浙沿海，力量逐漸壯大。嘉慶九年1804年，起義軍戰船80餘艘，進入福建沿海。福建水師避而不戰，起義軍擊敗浙江總兵胡振聲。嘉慶憤而將金門鎮總兵吳奇貴、副將張世熊等治罪，以福建水師提督李長庚總統閩浙水師，率溫州、海壇二鎮為左右翼，專剿蔡牽起義軍。然而起義軍仍不斷發展。嘉慶十年1805冬，蔡牽聚集戰船百餘艘，率眾2萬多進攻臺灣，自號鎮海王。義軍的迅猛發展，引起嘉慶的重視。這時，白蓮教大起義已被鎮壓，這使嘉慶得以增強對蔡牽起義軍的鎮壓力量。嘉慶十一年1806年二月，嘉慶派將軍賽衝阿，調四川兵3000赴剿。但是，起義軍依靠戰船武器的優勢，和沿海人民的大力支援，頑強地抵禦清軍。起義軍歷經酷戰“篷朽硝缺，一回閩地，裝篷燂洗，煥然一新，糧『藥』充足”（67）。足見起義軍和沿海人民的密切聯絡以及沿海人民對起義軍大力支援的作用。而清軍戰船不得力，督臣又以費時費財不肯造新船，福建文武大員亦不能與海上的軍事行動協調行動。嘉慶針對以上情況，不斷採取措施，克服這些弊端。嘉慶為此撤換了督撫大員。嘉慶十一年1806年二月，嘉慶詔責閩浙總督玉德歷年廢弛。不久，將其褫職，逮問治罪，以阿林保代之。後來，嘉慶又指責阿林保蒞位苟且，忌功掣肘，專以去李長庚為事。嘉慶十四年1809年，又以方維甸代之。除了撤換剿辦不力的督撫大員而外，嘉慶又故伎重演，把在川楚陝鎮壓白蓮教起義的成功經驗搬到了東南沿海。嘉慶十四年八月，嘉慶令於福建廣東“近海各處村莊勸諭鄉民各衛身家，自行團練，賊來既可抵禦，賊去仍安舊業”（68）。嘉慶企圖再次以寨堡團練的辦法來割斷沿海人民和起義軍的聯絡，並增強圍剿起義軍的力量。同年，嘉慶還採納了兩廣總督吳熊光的建議，“盡改粵糧水運為陸運，其南澳廳及瓊州隔海者以兵護送，其硝磺各廠亦改商歸官”（69）。企圖以此斬斷起義軍糧食、火『藥』的來源。蔡牽起義軍在清軍的全力鎮壓下，於嘉慶十五年1810年二月陷於失敗。嘉慶王朝渡過了又一次危機。

東南海疆的警報剛剛解除，嘉慶十八年1813年，對清王朝造成更大威脅的天理教農民起義又在中國的北方、清王朝統治的心臟地區爆發了。

天理教又名八卦教，屬白蓮教的一個支派。直隸大興的林清和河南滑縣的李文成是著名的天理教教首。林清，祖籍浙江，後移居直隸大興黃村，曾當過大興巡檢司書吏、江南糧道和丹陽縣衙門的長隨。嘉慶十一年1806年入教。因他經常賑濟窮人，“有告貸者，輒給之，鄉村仰食者萬餘家”（70）。故深得教眾擁戴。入教不久，即被推為首領，主坎卦，稱“天皇”。李文成，木工出身，嘉慶十六年1811年被推為教首，掌震卦，稱“人皇”。天理教教首除林清、李文成而外，尚有馮克善、牛亮臣等。天理教盛行於山東、河南、河北、山西數省地區。由於它反映了貧苦群眾擺脫貧困壓迫、避劫消災的願望，故貧苦群眾爭相信從。教徒主要是農民、城市貧民、小手工業者和清『政府』的下級屬吏、宮廷的低階太監等。教徒須每月納錢少許，名曰根基錢、種福錢等，期待將來得到數十倍的補償，甚至得到農民夢寐以求的土地。“輸錢百文，許地一頃”的許諾，對廣大農民無疑有很強的吸引力。

林清秘密於近畿一帶宣傳發動群眾，尤其注重聯絡宮中低階太監入教。清宮中太監大多來自直隸農村貧苦之家，許多家庭素習天理教等宗教。加上他們入宮後，極端低下的社會地位和備受凌辱的生活境遇，使他們很容易就成為各種宗教的信仰者。李文成活躍在直隸、山東、河南一帶，擁眾數萬，勢最盛。林清、李文成南北呼應，積極準備發動武裝起義。嘉慶十七年1812年正月，各地教首聚會河南滑縣道口鎮時，決定於嘉慶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午時起事。約定屆時李文成首先於河南滑縣發動。同時，河南、山東、直隸各地即時響應，隨後各路起義軍直搗幽燕。林清則潛發於北京城內，在宮內太監的接應下，直搗內廷。內外配合，首先奪取北京城。起義計劃確定後，李文成私買戰馬，蓄養士卒，鑄造甲仗，頒發旗號，開始了緊張的起義準備工作。李文成等人的活動為滑縣知縣偵知，立即密封告知河南巡撫高杞、衛輝知府郎錦騏，但沒有引起他們的重視。滑縣知縣強克捷決定自行其事，將李文成、牛亮臣等二十四人被捕下獄。李文成等遭嚴刑拷打，李文成足脛被夾斷。天理教的其餘首領以事迫不能俟期，被迫提前發動。嘉慶十八年1813年九月初七日，天理教徒3000餘人攻進滑縣縣城，於大獄中救出李文成等，知縣強克捷被憤怒的起義群眾殺死。起義軍據滑縣，李文成於縣署內設帳理事，封官拜將，受封者計有90多人。起義軍還佔領了軍事重鎮道口鎮。滑縣天理教起義後，早有準備的河南，山東交界處各縣天理教徒紛紛響應。直隸境內的定陶、金鄉、曹縣亦同時“殺官圍城”。嘉慶聞報，急令河南巡撫高杞，督同河北鎮總兵『色』克通阿防堵，防止起義軍渡河北上。以直隸總督溫承惠為欽差大臣，偕古北口提督馬瑜剿滅長垣、滑縣起義軍。又命山東巡撫同興巡防山東邊境，平定曹縣、定陶等地起義軍。又命陝西提督楊芳赴直隸“協剿”。河南、山東天理教起義軍受到清軍的四面阻遏。因而沒能如約北上進攻北京。而蟄居京畿黃村的林清沒有等待北上援軍，在原定日期開始行動。林清將教徒200餘人分為東、西兩隊。一隊以祝五、屈五為首，由東華門進攻禁城；一路以李五、宋進財為首，由西華門進攻禁城。九月十四日，起義軍由宣武門分別潛入北京城，“藏兵器，混入酒肆中”（71）。九月十五日午刻，東隊由太監高泰、高廣福引領進西華門。按照預先約定，太監王福祿、閻進喜在內接應。林清居黃村，坐待河南起義軍至而後進。進入東華門的起義軍，很快即被防守禁城的官兵覺察，城門立即被關閉，起義軍大部被迫於混『亂』中撤離，衝入宮廷者僅陳爽等十數人。衝入內廷的起義軍在協和門下遭到清廷侍衛的頑抗。起義軍捨生忘死，拚死搏戰，打傷許多護軍，最後起義軍也因力量過於單弱，被官兵擒殺。西路起義軍80餘人，進入西華門。起義軍西向進攻大內，“誤由尚衣監、文穎館斬關入”，內廷侍衛得以關閉通向大內的隆宗門。在隆宗門外，起義軍和官兵展開了一場生死搏鬥。隆宗門久攻不克，二名起義軍土兵奮勇越牆進入內廷被內監殺死。部分起義軍又奮不顧身地由門外諸廊房“逾牆窺大內”，越牆進入內廷。這時，大部分起義軍仍聚攻於隆宗門外，準備焚燬隆宗門。午後申時，諸王大臣率兵自神武門入內，鎮國公奕灝將準備徵發去鎮壓滑縣起義的1000多火器營官兵調入增援。起義軍很快陷入眾寡懸殊的境地，起義軍被擒被殺者70多人。當北京城內這場驚心動魄的搏鬥發生時，嘉慶正行圍熱河，不在京師。皇子旻寧等先還京師，身臨其境。急迫中，旻寧用鳥槍擊中兩名欲逾牆而入的起義軍。事變發生的第二天，嘉慶才得到詳細報告。嘉慶十分震驚。十七日，下詔罪己，裝模作樣地作了一番自我批評，同時，又把發生事變的責任完全推給下面，指責諸臣“因循怠玩”，“致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72）。嘉慶在熱河還宮的途中，即迫不及待地諭令新任步軍統領英和於京城及近畿大肆搜捕，“其三品以下官員以及軍民鋪戶人等俱著逐戶挨查”（73）。在清軍的大搜捕中，林清於黃村被捕。十九日嘉慶還宮，於瀛臺親訊林清及內應太監，令“皆磔之，傳首畿內”（74）。天理教起義軍進攻皇宮的壯舉被嘉慶淹沒於血泊中，起義失敗了。然而，隆宗門匾額上至今仍殘留的箭鏃痕跡，是中國農民階級英勇無畏地反抗清朝封建統治的見證，它將成為中國人民的一筆精神財富，鼓舞千千萬萬的後來者。

進攻皇宮的起義軍被鎮壓了，但燃及河南、直隸、山東的天理教起義仍在迅速發展。李文成起義軍據滑縣，精銳集中於“臨運河，有積糧”的道口鎮。嘉慶從天理教教徒突入宮門的嚴酷現實中意識到活動於清朝統治心臟地區的天理教起義軍給清朝統治帶來的巨大威脅，因此在對北京及近畿天理教徒大力鎮壓以後，立即重新部署兵力，妄圖一舉撲滅天理教起義。嘉慶以陝甘總督那彥成代替溫承惠為直隸總督，佩欽差大臣關防，令其節制山東、河南諸路清軍，陝西提督楊遇春副之；又調滿洲健銳、火器營兵2000及西安、徐州兵數千前往圍剿。十月，那彥成至衛輝。因滑縣、道口起義軍兵力強盛，那彥成遂以“厚集兵力，一鼓滅亡”為辭，屯兵不進，並請俟調山西、甘肅、吉林索倫兵5000而後進。那彥成的遲疑觀望，使求勝心切的嘉慶很惱火，“詔切責之”，那彥成在嘉慶的催『逼』下開始採取軍事行動，漸次攻陷起義軍據守的道口外圍的周潭村、連莊、羅家寨等地。起義軍撤回道口，挖壕固守。十月二十七日，清軍會攻道口。起義軍據城固守，終因抵擋不住清軍猛烈的炮火及馬步兵的連續攻擊，道口失陷。數以萬計的起義軍死於敵人的炮火中，道口鎮中“屍骸枕藉，盈街滿屋”（75）。起義軍的力量受到嚴重損失。嘉慶在清軍攻陷道口後，一面令清軍進圍起義軍基地滑縣，同時遣將調兵，鎮壓直隸開州起義軍，山東曹州起義軍，妄圖一舉撲滅三省起義軍。在清軍全力圍攻下，十月，山東境內的數支起義軍先後失敗。十一月，直隸天理教重要首領馮克善在獻縣被清軍俘獲，直隸境內的起義軍亦歸於失敗。嘉慶在剿滅山東、直隸起義軍後，立即命令將兵力集中進攻滑縣。滑縣為滑州舊治，城牆堅厚，外磚內土中沙，清軍炮火也奈何它不得，再加起義軍為堅守滑縣作了充分準備，儲備的糧食足支一年。面對這樣一座壁壘森嚴的城池，清軍以10000餘兵力將其重重圍困。滑縣的形勢日益危急，據守桃源的義軍首領劉國民潛入滑縣城，輕車載負脛創不能騎的李文成突出因一葦塘清軍無法圍困的北門，進入輝縣山中的司寨。那彥成立命將領率軍追擊。十一月十九日，清軍設伏白土崗，將突出司寨的起義軍2000餘人擊潰，清軍緊緊圍困住司寨。二十日，清軍對司寨發動總攻擊。起義軍據險守禦，自晨至午，雙方傷亡很大，“墜澗壑死者無算，屍與澗平。”10清軍踏著枕藉的屍骸越壕而入，起義軍與之展開了激烈巷戰，起義軍退守十餘座以磚石作牆的碉樓，抗擊著數倍於自己的敵人。無計可施的楊芳殘忍地下令焚寨。立時寨內煙火蔽天，起義軍被燒死無數。李文成、劉國民被圍困於一碉樓中，誓不投降，舉火**，“數十人群相擁抱而死”（77）。據守司寨的起義軍數千人全部英勇戰死。司寨失陷後，滑縣成為起義軍最後一個據點。嘉慶令將各路軍馬調集滑縣，晝夜環攻。這時，陝西岐山縣三才峽木工又舉起了反清武裝起義的旗幟，嘉慶更急不可耐地“督諸將刻期破賊”（78）。由於滑縣城牆堅厚，起義軍堅持不懈地守禦，使清軍圍攻滑縣數旬不克。清軍於城外掘隧道十餘條，都被起義軍發現，“或水灌之，或濠截之”（79）。詭計多端的楊芳佯築他柵，吸引起義軍的注意力，同時遣人仍掘舊壕，實滿火『藥』。十二月初十日，隨著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西南角城牆被地雷崩裂二十餘丈，清軍乘勢湧入。起義軍據民房頑強抵抗，“巷戰至夜”。滑縣縣城被清軍攻陷，滑縣內的起義軍二萬餘人在血戰中犧牲。清軍攻陷滑縣後，進行了殘酷的大屠殺。城內“積屍若山阜”。起義軍首領大部戰死，牛亮臣、徐安國等被檻獻京師，嘉慶令將其凌遲處死。嘉慶在繼鎮壓白蓮教起義後，又殘酷血腥地鎮壓了直隸、山東、河南的天理教起義。

綜覽嘉慶一朝，人民的反抗，幾乎沒有停止過，這正是當時社會階級矛盾極度尖銳化的反映。嘉慶企圖以對農民起義的殘酷鎮壓來挽救王朝的統治危機。然而，壓迫愈重，反抗愈烈。嘉慶對人民起義的血腥鎮壓只會激起人民更大規模的反抗。嘉慶朝歷久不衰的人民反抗鬥爭浪『潮』，預示著清王朝不可避免的日漸走向衰亡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