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中華 王聰兒的幾個問題
王聰兒的幾個問題
嘉慶元年（1796年）至十年（1805年）的川楚陝農民大起義，是明末農民大起義和太平天國革命之間，也是中國封建社會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前夕，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
這次起義發動起成百萬被壓迫者，對清王朝進行了猛烈衝擊。統治者傾注了所能動用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企圖撲滅這一熊熊火焰，以維持其黑暗統治。起義者在十年當中，轉戰於鄂、豫、川、陝、甘五省的廣大地區，屢次將反動武裝打得落花流水，狼狽不堪，從各方面削弱了清王朝，使它的虛弱本質進一步暴『露』，大大鼓舞了各族人民的反清鬥志。大起義雖然由於雙方力量的懸殊，及起義者本身存在的缺陷和錯誤而終於失敗，卻成為清王朝由盛而衰的重要轉折點。
這次起義當中，湧現出一批領袖人物，王聰兒就是其中一員。
迄今為止有關王聰兒的論述，幾乎都對她給以極高的評價，如認為她直接組織和發動了襄陽地區被壓迫者的大起義，組成著名的襄陽起義軍；她統帥這支數萬人的大軍，縱橫馳騁在鄂、豫、陝、川等省，在正確的軍事路線指引下，取得一系列重要勝利，不僅支援了其他地區的起義軍，還對大起義的程序產生很大影響；她能堅持正確的路線，和叛徒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等等。總之，在這些論述中，起義軍特別是襄陽起義軍在起義最初兩年所取得的功績，幾乎都被歸功於王聰兒個人了。
無庸置疑，王聰兒是川楚陝農民起義軍的重要領袖。可是不能違背實事求是的原則，無限地抬高她，將不屬於她或不完全屬於她的功績，強加於她，甚至賦予她以超越她所處的時代和階級的某些特『色』。
為了正確評價王聰兒，首先要弄清歷史的本來面目。本文擬對有關王聰兒的論述中經常引用的若干重要材料，進行初步辨析，並透過這種辨析，試圖給王聰兒一個符合她本來面目的歷史地位。
一
為論證王聰兒是川楚陝農民大起義的重要組織者和發動者，有關論著和辭書都指出，乾隆六十年（1795年）末，她和她的丈夫齊林（白蓮教支派湖北收元教的重要領袖）曾計劃第二年（嘉慶元年）的元宵節，在襄陽城內舉行武裝暴動，因變節者洩『露』機密，以齊林為首的一百多名教徒慘遭殺害。
這種說法的唯一根據是周凱的下列敘述：湖北襄陽的收元教“謀為不軌……推齊林為首，期以嘉慶元年正月十五日破襄陽城。城中民或外徙，城外民或內徙，風謠四起。署襄陽縣知縣張翱……素習一老庫書，召入內署密詢……搜其身，得小冊，皆偽稱，知齊林為首，老庫書為相，……閉城大索，勒兵守城。時，齊林之黨悉在城外，城中不過數百人，不能拒，盡獲之……駢誅於道署之西，凡一百餘人，懸齊林首於小北門。時，正月三日也。”[1]
周凱言之鑿鑿，可是六省教案（乾隆五十九年秋，清統治者大規模鎮壓鄂、豫、皖、川、陝、甘六省的收元教和渾元教）初期，清湖廣總督畢沅就上報弘曆，在襄陽“將首犯宋之清（收元教教主）拿獲，並究出同教各犯……齊林等十八名，亦即按名全獲”[2]。不久，新任湖廣總督福寧宣判：“此案宋之清……照大逆律陵遲處死……高成功、齊林等十九犯，俱照妄布邪言為首例，擬斬立決。”[3]所以齊林已在乾隆五十九年初冬犧牲，不可能再在一年後和王聰兒一起組織襄陽城內的暴動。
其實，周凱所記載的只是襄陽一帶關於齊林的一種傳說，而它基本上又是以下述一些事件作為素材：
如《襄陽府志》的汪履安傳：“汪履安……諸生……邪匪起，助守（襄陽）西門。詗得縣戶書段瓊、段璵暨縣役侯朝綱通賊狀，密白於知縣張瑢。捕瓊，璵已颺去……質之朝綱，弗承也……於其蔽膝中得紅箋，有八字雲：‘分郡之事，速來商議’，朝綱始服輸。蓋受偽職都督，實期以是夜在各官署後舉火為內應也。所牽引城內數十百人，駢誅之，城守乃益固。”[4]
《方略》也記載了這個事件，但十分簡單：“署襄陽縣施南同知張瑢，於旬日內拿獲城內外書役、『奸』細，正法二百數十名。”[5]
又如《襄陽縣誌》記載：“嘉慶元年三月，襄陽匪首齊林之黨姚之富……稱『亂』於黃龍『蕩』……立王氏（王聰兒）為總教師……四月初七日，匪首肖應提燒樊城，遂渡河攻襄陽城……縣役王林為內應……斬以徇。應提中炮立斃，賊眾分竄，城圍遂解。”[6]
兩相比較，可以看出這個傳說確實取材於上述兩個事件，只是改動若干具體情節和人物姓名罷了。周凱在道光初年任襄陽知府，自然會聽到當地這個傳說，其後被他收入上引《紀邪匪齊二寡『婦』之『亂』》一文。
周凱的敘述並沒有提到王聰兒，可是有關論著幾乎都指出她也參加了這一密謀。史料沒有記載，不只何所根據？
可見齊林夫『婦』曾組織襄陽城內武裝暴動的說法，不能成立。因為據以立說的只是一種似是而非的傳說，並非史實。
同樣是為了突出王聰兒組織、發動這次大起義的功績，一些論著指出，著名的襄陽地區大起義，是由王聰兒在嘉慶元年三月初十日（即辰年辰月辰日）親臨現場領導的。翻閱有關史料，始終沒有發現足以證明這種看法的根據。倒是襄陽起義軍一些成員的追述，為我們提供了說明事實真相的某些依據。
襄陽起義軍由三支隊伍所組成，即王聰兒、姚之富領導的齊家營（襄陽黃號），高均德領導的高家營（襄陽白號），以及張漢朝、劉起榮領導的襄陽藍號。高均德回憶起義情況時說：“嘉慶元年本縣（襄陽）張知縣又查拿邪教，將我拿獲……彼時張漢『潮』（朝）已於二月間起事。我回家……遂隨同張漢『潮』打仗。”[7]高成傑說：“嘉慶元年……三月間，有同教的張漢『潮』謀反起事，我就跟著同走。”[8]馬應祥說得更加具體：“嘉慶元年二月裡，張漢『潮』手下聚有一萬多人，就在棗陽縣起手造反。小的師父高成傑並高二、高三、高均德、馬五們，聽見張漢『潮』造反，就同小的於三月二十八日豎起白旗，稱做高家營。”[9]
以上是襄陽白號領袖們的敘述，而襄陽藍號成員的有關回顧則更加明確，如張漢『潮』的兒子張正隆的供單上說：“嘉慶元年三月，先是劉起榮、張時（什）在襄陽起手叛逆，齊王氏也隨後反的。”[10]張時指出：“嘉慶元年三月間，張漢『潮』等先在黃龍壋桃山廟起事，齊王氏、姚之富在夾河洲、鄧洲起事，高二、高三、馬五在高家灣起事。”[11]
綜合起義者們的回憶及有關材料，襄陽地區被壓迫者的起義情況如下：劉起榮等假借老師傅張漢『潮』的名義首先在他的家鄉附近的黃龍壋舉起義旗；隨後姚之富在他的家鄉彭家疃附近的夾河洲，高均德在其家鄉高家灣附近的三合鎮分別起義響應，後來形成著名的襄陽起義軍，而不是王聰兒直接領導或親自發動的。
傳說王聰兒在齊林被害後，“祝髮為優婆夷”[12]以避免統治者的注意。統治者在她犧牲後指出：“該逆首發剪後復蓄，長不盈尺”[13]，從而證實確有其事。可見六省教案後的一年多時間裡，王聰兒正在身居簡出，儘量避免與外人接觸，很難參加多少起義的準備工作。
令人費解的是，儘管有關王聰兒組織、發動大起義的材料很少，即使有幾條，也是經不起推敲的，可是有的論著卻以想象代替事實，無限拔高王聰兒，而對於已有若干史料證實其為湖北地區大起義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的姚之富，竟然避而不談。下引材料有助於人們瞭解事實的真相。
湖北當陽起義軍領袖陳德本說：“乾隆五十八年……認何顯明做師傅……上年（乾隆六十年）本縣查拿邪教，何顯明就說，襄陽老教頭姚姓寄信來說，來年（嘉慶元年）三月初十日是辰年辰月辰日，同教的人要收緣了，知會大家謀反，各造兵器。”[14]“襄陽老教頭姚姓”，顯然是姚之富。這一時期當地除去他之外，史料中沒有出現第二個姚姓教首。
湖北保康縣起義軍成員曾世興被俘後供稱：“小的父親曾拜姚之富、姚文學為師……本年（嘉慶元年）二月十三日姚文學帶了多人，到小的家裡，說劫數到了，要搶城池。”又說：“姚之富、姚文學父子是分路糾人，姚文學在鄖陽一路糾夥分搶，聽得姚之富在襄陽一帶，率領同教，在那附近地方四出搶劫，是以未到鄖陽。”[15]房縣收元教徒祁中耀也說：“本年（嘉慶元年）二月內，姚文學帶領同教多人，到三里坪地方，說要起手燒搶。”[16]
這些敘述表明，收元教在六省教案中遭到嚴重摧殘後，恢復湖北地區的組織、進一步準備當地武裝起義的重任，主要是由姚之富等人所承擔的。尤其是姚之富，在繼承宋之清、齊林等人的未竟事業中，作了突出貢獻。他才是湖北地區白蓮教大起義醞釀、發動階段的關鍵『性』人物。
有關王聰兒的論著中，幾乎一致肯定她是襄陽起義軍的最高領導者，認為這支隊伍由她“率領”和“負責指揮”。可是事實卻遠遠不是這樣單純。
首先，襄陽起義軍是由三支獨立的隊伍所組成，彼此雖長期密切合作，還是沒有產生一位軍事總指揮。
襄陽白號由齊林師兄高成功之子高均德直接領導，“高家的人最多，原叫高半邊”[17]。這是它能和襄陽黃號分庭抗禮的一個原因。高均德本人也承認：“營裡一切事情……其實還是我指撥排程。”[18]
襄陽藍號具有更大的獨立『性』。張漢朝並不屬於宋之清的收元教系統。張正隆說：“白蓮教有南北二會，南會是小的父親，傳習劉起榮、張時……等；北會是齊王氏，傳習姚之富、張天倫……高均德。”[19]這裡，北會顯然指齊林弟子姚之富及高成功之子高均德分別領導的襄陽黃號和白號，他們都屬於宋之清系統。張漢朝的教派，張正隆不曾指出，但不會是宋之清的門下，否則就無從解釋它為何被稱為南會，以與宋之清、齊林一派相區別。六省教案有關收元教的材料中，沒有涉及張漢朝這個派系的任何情況，也是兩者不屬於同派的印證。襄陽藍號初期的重要領袖劉起榮，乾隆五十八年曾見到渾元教教首劉之協，後者給他“黃綾一塊，上寫經咒，說帶在身上可避災難”[20]。宋之清與劉之協因“爭教”事件（收元教為擺脫對渾元教的依附地位，引起宋、劉之間的一場衝突），已在乾隆五十七、八年間決裂，而劉起榮卻還和劉之協交往，這是張漢朝不屬於收元教派系的又一證明。
嘉慶二年五月初三日，當襄陽起義軍由湖北向四川作戰略轉移，途經陝西興安時，襄陽藍號曾單獨發出佈告，闡述起義軍的作戰目的和某些政策、措施。佈告的開端說：“欽命東土興漢滅滿張漢朝子為招討掃北都督大元帥張月梅，年二十七歲，統領兵丁，為天承運事，示諭軍民人等知悉……今真明（命）天子已出……吾主本大明之脈緒……。”[21]佈告從一個側面表明，襄陽藍號只受這位“真命天子”的領導，張漢朝父子有權以個人名義領銜，對外發布文告，而無需考慮王聰兒或其他的人。
其次，川楚陝農民大起義的最初一個階段，襄陽起義軍最重要的領袖並不是王聰兒，而是姚之富和其他幾位老教首。襄陽黃號的一份宣傳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這個事實。
嘉慶二年（1797年）三月，襄陽雙溝地區發現起義軍散佈的“逆詞”，“逆詞內有偽稱兵馬大元帥姚、張、王、黎四姓”[22]。清統治者經過調查後指出：“姚、張二姓即系姚之富、張富國。其黎姓系名黎數，賊夥稱為黎叔。王姓稱為大叔，更在姚之富之上。”[23]
姚之富是齊林弟子，襄陽黃號領袖。張富國即張漢朝，襄陽藍號領袖，門徒眾多，很有威信，起義時已年近七十。王姓即王廷詔，黎數即李全，他們在教內輩分很高，深受起義軍將士愛戴，被尊稱為叔。王廷詔是渾元教的領袖，在激勵起義軍將士們的鬥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李全突出地表現了軍事指揮才能，被清統治者稱為“逆首中極為狡猾之賊”[24]。
“逆詞”的來源，據被捕者“武致雍供稱，上年該犯與姚之富同謀起事。今年（嘉慶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姚之富因人少，令同武致和……等七人一同出來，招集各處逃散之人，抵敵官兵。書稿是賊營內葛應宗所寫，我帶出照樣謄寫、佈散”[25]。
襄陽起義軍為重新招集在戰鬥中與隊伍失去聯絡的戰士，在有關宣傳品中自然要以他們所熟悉的最有威信、地位最高的領袖相號召，這就說明姚、張、王、李四人是襄陽起義軍初期階段最重要的領導者。不過他們除去親自掌握的隊伍外，對於其他部隊也是沒有直接指揮權的。
王聰兒是襄陽黃號的領袖，“逆詞”正是這支隊伍的成員所寫，卻偏偏將她“忽略”，因而從一個側面反映，起義初期，王聰兒在襄陽起義軍中，甚至在襄陽黃號中的威信、地位，還沒有達到後來那種高度。
姚、張、王、李四人中，姚之富在嘉慶二月五月前又被清統治者當作襄陽起義軍最主要的“首逆”。他的名字在連篇累牘的諭旨、奏摺中頻繁出現，是必欲得之而甘心的“要犯”，其重要行僅僅次於劉之協。這因為他是湖北地區大起義的主要組織者和發動者，在整個襄陽起義軍中也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
如大起義初期，統治者發現在湖北襄陽、保康、竹山及陝西商州等地，秘密擴充隊伍的一些起義軍成員，都是奉姚之富的命令。又有一件材料指出，嘉慶元年十一月上旬，雙方在襄陽東北的草店一帶發生激戰，起義軍的“『婦』女幼童亦手執刀矛助勢”，“姚之富……見官兵較前倍增……先行退回營中，向各頭人商議，目下雨雪泥濘，道路難行，官兵一時斷不能進攻……尚可支援數日。我們酌帶些人，乘此速往黃龍壋一帶，招集從前打散之同教多人前來幫助，可以救應決勝。即於是夜有五六個頭人，各帶自己得用之人陸續前往，姚之富亦在其內。”[26]可見姚之富是襄陽起義軍中主要的運籌帷幄者，他的意見對其他領袖有很大影響。
姚之富的重要地位還在於襄陽黃號主要是由他的門徒所組成，而黃號又是襄陽起義軍的主力部隊。前引陳德本的供詞稱姚之富為“襄陽老教頭”。湖北枝江、宜都起義軍領袖張正謨說：“姚之富系襄陽一帶掌教。”[27]又一教徒王蘭說：“姚之富有四十八個徒弟，分為四十八線。”[28]曾世興、祁中耀也指出：“竹溪、竹山、房縣、保康各處之教，皆姚之富、姚文學父子所傳，教中人皆稱為老師傅。”[29]顒琰曾根據奏報說：“現獲匪犯，多系姚之富之徒。”[30]總之，姚之富是個廣收門徒的老教頭，特別是在六省教案後組織起義的過程中，自然會吸收更多的人入教，從而使他的弟子在襄陽黃號中佔居主導地位。白蓮教各支派教首的地位、權力，歸根到底取決於門徒的多寡，起義後也是“以糾合人數多者稱為大頭目，人數少者為小頭目”[31]。這是姚之富成為襄陽黃號的實際領袖，並在襄陽起義軍中有著很大影響的一個重要原因。
與清統治者嚴重注意姚之富的情況相反，齊王氏（王聰兒）一名直到嘉慶二年三月，即襄陽大起義一年之後，才見於統治者的記載[32]。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王聰兒在起義初期，並非襄陽起義軍的最重要的領導者。
最後，川楚陝農民大起義初期，王聰兒在起義軍中的威信既然不算很高，為什麼又被推舉為總教師呢？這主要是由齊林生前在收元教內所處的重要地位決定的。
六省教案中被捕的陝西省收元教徒供稱，教內傳說“彌勒佛轉世，現已生在河南無影山張家，要保護牛八起事。牛八即喜朱字”[33]。無影山是白蓮教經卷中的地名。所謂河南無影山，暗指襄陽收元教。教徒們還傳說：“河南無影山上掌事之人，聞系漆姓、宋姓。”[34]宋姓顯然就是宋之清，漆姓即齊姓，指齊林。據《實錄》記載：“現在研訊韓隴，供稱所得靈文經咒，曾向肖貴問過，據稱系伊師樊學鳴傳授，樊學鳴之師是張志坤，張志坤之師是齊林，即漆林。”[35]所以齊林是收元教內僅次於宋之清的領導人物。
史料表明，襄陽黃號及四川起義軍的大部分領袖，都是齊林系統的教徒。
襄陽方面，“齊王氏是老師傅（齊林）的女人。姚之富、樊人傑、王光祖……這都是齊王氏的徒弟”。[36]按，姚之富等是齊林的弟子或再傳弟子，王聰兒既是“（齊二）師孃”，所以也可稱為她的弟子。
四川方面，齊林“轉收伍公美……為徒，伍公美轉收樊學鳴為徒……樊學鳴轉收……肖貴為徒……肖貴抄得經文，攜回陝西安康縣，輾轉招徒入教”[37]。肖貴被捕後說，他的弟子包括尚貴和孫賜俸（即孫士鳳、孫老五），尚貴的一個弟子即通江藍號起義軍領袖冉文儔；而四川起義軍其他重要領袖徐天德、冷天祿、王三槐、羅其清、龍紹周等人，則都屬於孫士鳳系統的教徒，“凡陝西之興安，四川之達州、巴州，湖北之來鳳等處，該犯（孫士鳳）傳徒甚眾”[38]。川東雲陽縣教首高名貴，也屬齊林系統[39]，著名的雲陽月藍號起義軍的一些領袖，都出於他的門下。
由此可見，齊林生前已超越宋之清，成為湖北收元教內的最大實力派，甚至可以說川楚陝農民大起義，基本上是由齊林系統的教徒所發動和領導的。
齊林所以擁有眾多弟子，在收元教內處於顯赫地位，與他充當襄陽縣總差役有關。
差役是統治者的爪牙，欺壓、掠奪人民的具體執行者，為被壓迫者所深惡痛絕。不過也有少數差役秘密參加白蓮教及其組織的武裝鬥爭，清中葉後這種情況屢見不鮮。
乾隆末年隨著統治機構的日益龐大，以及階級鬥爭的激化，州縣差役（大部分為“逾額官役”）劇增，四川達州竟有五千人之多，湖北當陽縣也達到一千六百人[40]。齊林作為襄陽這種“繁劇”州縣的總差役，因而所掌握的有關人員最少也在千人以上。他的這種地位和實力，有利於秘密開展傳教收徒活動，所以終於成為收元教內擁有最多教徒，實力最強的教首。有的記載說：“（齊）林遂為襄鄖總教，號大師父。”[41]這個說法並不確切，因為齊林之上終究還有宋之清，但也可看出齊林在教內的聲勢了。
六省教案中收元教遭到嚴重破壞，宋之清遇難，他的第一代弟子也幾乎全部犧牲，由於齊林的門徒眾多，所以各地的倖存者不在少數。姚之富等人承擔了恢復湖北地區的組織及準備起義的重任，其後成為襄陽黃號的領袖和骨幹。為表達對齊林的懷念與尊重，他們在起義後推舉“師孃”王聰兒做總教師，稱這支部隊為齊家營。（襄陽縣誌）所載：“嘉慶元年三月……姚之富稱『亂』於黃龍『蕩』（按，應為夾河洲），立王氏為總教師”[42]，就是此事。估計襄陽白號和藍號對此也不會有反對意見，因為擁戴王聰兒的姚之富很有威信，而且王聰兒雖不是他們的“師孃”，在教內的輩數終究很高（因是齊林之妻，輩數僅次於王廷詔、李全等個別老教首），何況有了總教師，也並不妨礙他們的獨立行動。
有必要對總教師這一名稱，作如下說明：
“教師”的稱號在白蓮教及川楚陝起義軍總並不經常使用，在某些情況下，它也只是個榮譽職銜。如四川達州青號西路先鋒張書漢，因與徐添德發生矛盾而率領部下獨立活動，被人們稱為元帥。張書漢說：“因我與徐天德是親家，就稱我為老教師。”[43]王聰兒是齊林之妻，因而被襄陽黃號加以總教師的尊稱，也是可以理解的。
總教師可能是總傳教師或傳教總師的簡稱。如川東奉節線號起義軍領袖龔文玉，“在夔州一路為傳教總師”[44]，似乎就是總教師的同義語。
龔文玉是奉節（夔州）地區擁有眾多門徒的教首，實力雄厚，被稱為“傳教總師”，名實相符。王聰兒門徒不多（詳見下文），被稱為“總教師”，顯然屬於虛銜，並不是她真的就擁有這種地位和權力。
又如天理教的領袖林清，也是總教師，他是該教的一位重要創始者，因而擁有實權，“總教師所傳號令為大令”，而元帥“所傳為小令”。這是和王聰兒的不同之處。
總之，大起義初期階段，襄陽起義軍的主要領導者是姚、張、王、李四個老教首。他們在全然缺乏軍事實踐的狀況下，直接或間接領導從未經過戰陣的被壓迫者，在與敵人正規軍的搏鬥中，不斷從勝利和失敗中總結經驗，迅速提高軍事指揮能力，在某些方面避免重蹈湖北地區其他起義者失敗的覆轍，取得一系列重要勝利，給與敵人以沉重打擊。襄陽起義軍所以能成為川楚陝起義軍的主力部隊，對當時的反清鬥爭作出重要貢獻，除去廣大將士們的奮戰外，這四個老教首的領導也起了很大作用。不過，他們在鬥爭中也犯了不少錯誤，導致起義部隊實力的削弱，加以客觀上的一些原因，終於被迫向四川轉移。
王聰兒雖然也在戰火中迅速成長，不斷展現其指揮才能，作出不少貢獻，終於在嘉慶二年上半年起義軍向四川轉移途中，進入姚、張、王、李四個老教首的行列，成為襄陽起義軍的重要領袖。清統治者所以在起義軍進入四川前後開始注意王聰兒，正是這一情況的反映。尤其是統治者由於注意王聰兒，必然會探聽到她是襄陽起義軍的總教師，因而也就將她作為這支隊伍甚至川楚陝起義軍的“首逆”了，因為他們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始終是將襄陽起義軍作為整個起義軍的代表者來看待的。
王聰兒成為襄陽起義軍的重要領袖後，在襄陽黃號中的實際地位，也還在姚之富之下，因為黃號成員主要是姚的門徒。她和姚、張、王、李相同，都沒有直接指揮襄陽起義軍全體部隊的權力，因為它實際上只是個相當鬆弛的聯盟。她也沒有超過姚、張、王、李四個老教首，成為襄陽起義軍的統帥，而只是其中平等的一員。
有的論著認為，王聰兒還在組織、發動大起義時，已表現出“驚人的智慧和才能”。“年僅二十歲”的王聰兒在起義後就成為“智勇雙全”、“叱吒風雲”的“卓越的女統帥”，等等。這些既缺乏史實根據，也與人們才能的成為過程不相符合。陳玉成在鹹豐六年（1856年）天京事變後，成為太平天國卓越的將領時，年齡也在二十歲上下。但是他當時已經歷了金田起義後長達六年的戎馬生涯，飽經戰火的鍛鍊與考驗。王聰兒曾在各地走解賣藝，固然增長閱歷，開闊眼界，養成堅強鬥爭精神，但這並不等於掌握了軍事指揮才能，而掌握它卻絕非一朝一夕之功。所以上述說法未免過於誇張了。
二
襄陽起義軍在嘉慶二年初，從湖北經河南、陝西，向四川作大規模的戰略轉移。同年六月，在四川東鄉與徐天德、王三槐兩支起義軍相會合。這就是著名的東鄉會師。
王三槐叛變投敵後，曾就會師的情況說：“從前齊王氏、姚之富也是逃命到四川的。他們曾差人來說要合夥，我們還恐怕是官兵假充，設計誘我們的。我們也差人去探聽，與之對話。後來大家商量，我們四川地方不犯著叫他們湖北人來糟蹋，不肯與之合夥，所以他們又回陝西去了。”[45]
有的論著僅僅根據這一點就作出結論說，王聰兒作為正確路線的代表，在東鄉會師期間，曾與王三槐的分裂主義路線展開激烈的鬥爭，粉碎了他的陰謀，等等。
持上述觀點的同志，對王三槐的供詞作了隨心所欲的解釋。這一供詞明白無誤地說，不願與襄陽起義軍合作，是經過“大家商量”的，怎麼能解釋成王三槐個人的建議和決定呢？而王三槐等大家“不肯與之合夥”，王聰兒等就“回陝西去了”，又怎麼解釋王聰兒和王三槐進行了激烈的路線鬥爭呢？
其次，王三槐供詞的其他部分卻又說，嘉慶二年六月，“小的同徐添德們逃到東鄉中河，遇著湖北的齊王氏、姚之富、樊人傑、王光祖們又陝西過來，就同他們從開縣溫湯井一路，到雲陽、奉節、大寧。因官兵來追，小的又同徐添德、冷添祿、樊人傑、王光祖們轉回溫湯井，由太平到了巴州地方。”[46]
據此，人們可以得出與前者完全相反的結論，即東鄉會師後，兩省起義軍曾聯合抗敵，而且襄陽黃號的重要領袖樊人傑、王光祖等還留下來，繼續和四川起義軍並肩作戰。綜合各方面的記載來看，實際情況也恰恰是這樣。
所以有必要結合當時的具體情況，分析王三槐的有關供詞，辨別其真偽，得出一定的結論。
襄陽起義軍向四川轉移，是因嘉慶元年秋，湖北其他各支起義軍除去林之華、覃加耀所部還在鄂西苦戰外，都已陸續失敗。而湘黔苗民大起義也進入尾聲，使清軍得以集中優勢兵力，向襄陽起義軍進攻。戰況日益激烈，雙方都遭到重大損失。前述姚之富等人一再派遣教徒，秘密返回襄陽等地，就是為了動員教徒等參加起義隊伍，以扭轉急遽減員的局面。但因統治者的嚴密封鎖，這個計劃基本失敗了。而起義軍在戰略上的一些錯誤，也是造成作戰失利的重要原因。與此同時，徐天德、王三槐所部卻在嘉慶元年末，一舉攻克東鄉縣城，聲威大振，隊伍迅速擴大，鬥爭形勢不斷發展。
對於這種情況，襄陽起義軍成員追述道：“到了二年三月間，眾人見湖北、河南都反不成，聽見四川反的人多，我們的人少，想要過四川去會同教的人。”[47]另一成員也說：“四川的人很多，地勢險要。”[48]此外，收元教早在乾隆末年醞釀起義時，就已有進軍四川的設想。川東雲陽教首高名貴在嘉慶二年閏六月被俘後說，齊林的再傳弟子樊學鳴，在乾隆五十八年曾吩咐過他：“輕易不要動手，只等他的教內人到來才可起事。”[49]可見襄陽起義軍入川，既是迫於形勢，也是起義前的原定計劃。
不料嘉慶二年五月襄陽起義軍進入四川前後，當地鬥爭形勢卻發生了重大變化。原來徐天德、王三槐所部在此期間沒有采取分散作戰的方針，而是先後在金鵝寺、重石子、香爐坪等據點，與不斷獲得增援（包括鎮壓湘黔苗民起義後的回川隊伍）的敵人展開激烈的攻防戰，因而連戰失利，損失嚴重，老師傅孫士鳳犧牲，將領亢作俸及徐天德的母親、王三槐的母親、妻子和女兒也被敵人俘獲。“徐添德、王三槐等，節經官兵追殺，只剩一千餘人……因到處多有兵勇堵截，並不能逃出東鄉縣界。”[50]襄陽藍號著名領袖張世虎事後也說：“徐添德、冷添祿、王三槐們，已被官兵殺散了。”[51]同時，四川起義軍的另外兩支主力羅其清、冉文儔部，也被敵人圍困在巴州方山坪一帶，無法來援。可以想象，徐天德等起義軍將士該是多麼盼望襄陽起義軍的來臨。
東鄉會師後襄陽起義軍所以又匆匆離去，情況比較複雜。其中一個原因是王聰兒等剛剛入川，清統治者就已擬訂出集中兵力，“聚殲”楚川起義軍於川東北地區的計劃。顒琰指出：“今（襄陽起義軍）全夥逃至川境，即令與……徐添德、王三槐合成一夥，正是天奪其魄，自投陷阱。從來賊匪利分不利合，官兵宜合不宜分……大兵雲集，四面功圍，更可剋期集事。是現在賊匪渡江入川，思欲合為一處，未始非不幸中之幸事。”[52]
當時尾追襄陽起義軍的清軍惠齡等部，及圍攻徐、王、羅、冉起義軍的宜綿所部，總兵力已達四萬人以上，還有大量鄉勇。起義軍的兵力，據清軍將領估計：“徐添德等餘黨，現在不過千餘（按：估計過低），而楚匪人數，實不下二萬有餘（按：襄陽起義軍轉移途中，大批教徒參加隊伍）。”[53]如將羅其清、冉文儔、龍紹周等部計算在內，估計也只有三萬餘人，其中還包括不少隨軍家屬。在兵力相差懸殊的情況下，東鄉會師後，起義軍必須迅速轉移，以免陷入清軍正在形成的包圍圈。
東鄉會師在嘉慶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次日兩省起義軍與清軍展開激戰，當晚就向川東的開縣、雲陽、奉節一帶轉移，顯示出襄陽起義軍從這裡返回湖北的跡象。而統治者獲得的情報，就直接證明瞭這一點，“開縣之臨江市，其地為水路衝途，屢獲賊犯，俱供賊目等欲仍回湖北滋擾。”[54]
王聰兒等所以取道川東返回湖北，徐天德、王三槐部也向此地轉移，是因開、萬、雲、奉等地的收元教徒力量比較雄厚；這些教徒準備發動一連串的起義，以迎接他們的到來。統治者指出，東鄉會師後，起義軍“都說陝西、四川交界地方，今年八九月裡還有起事之人”[55]。這反映兩省起義軍已和川東的教徒取得聯絡，所以才傳出“還有起事之人”的訊息。所謂“川陝交界”，只不過是有意『迷』『惑』敵人罷了，因為此後這一帶並沒有出現武裝起義的情況。
川東各地收元教徒起義後，組成著名的雲陽月藍號及奉節線號等部隊。還有不少起義者，分別加入襄陽起義軍及徐天德等部，壯大了他們的力量。
襄陽起義軍向鄂西進軍後，留下部分戰士，由李全、樊人傑、王光祖率領，援助徐天德、王三槐所部。其主力則以襄陽黃號為前隊，經過一個多月的激戰，終於衝破敵人的層層阻擊，由巫山進入鄂西巴東、歸州地區，並向襄陽進軍，準備回鄉。這一動向使湖北的大小統治者及地主士紳措手不及，狼狽不堪。
由於襄陽起義軍重返湖北，以及川東教徒的紛紛起義，使得清軍的兵力由集中轉向分散，於是獲得襄陽起義軍及川東起義軍的援助而迅速恢復實力的徐天德、王三槐所部，乘機回師川東北，協同羅其清、冉文儔部，佔領巴州、通江等一系列城鎮，控制川東北大片地區。被壓迫者紛紛加入起義隊伍，在四川戰場上出現了新的鬥爭高『潮』。
由此可見，襄陽起義軍重返湖北，並不是因四川起義軍反對進行合作，而是根據形勢變化作出的一種決策。
總之，當襄陽起義軍來到東鄉，對處於困境的徐天德、王三槐部給以及時援助，並決定回師湖北的情況下，四川起義軍內反對與襄陽起義軍合作的那部分人，顯然不敢明確提出他們的主張。因為這既是無的放矢，更是忘恩負義，必然會遭到四川起義軍絕大部分將士的斥責，使自己陷於被動、孤立的地位。
問題到此並未結束。嘉慶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即王三槐被四川清軍總統勒保誘擒、變節的前夕，一條上諭說：“前聞陝匪竄入川境後，川匪以伊等桑梓地方，不容他省教匪前來擾害，是以齊王氏、姚之富、高均德等仍由川折回陝省，而劉成棟亦由川東竄回湖北。”[56]
按，襄陽起義軍嘉慶二年五月第一次由陝入川后，重返湖北，並沒有折回陝西。同年十一月，這支隊伍再次由陝西大舉進入川北，但是很快又回到陝西，只有少部分人經川東來到湖北。所以上諭所指，顯然是姚之富等的第二次入川。
襄陽起義軍二次入川前曾長期在陝西漢水南岸活動，尋找北渡漢水的時機。對此，清統治者除去嚴密封鎖漢水外，還集中兵力，企圖“聚殲”起義軍於漢南地區。
襄陽起義軍再次由陝入川，目的在於吸引清軍主力明亮、德楞泰部南下，以便出敵不意，大踏步北上，搶渡漢水。清軍果然中計，於是高均德部首先趕回漢南，十二月下旬北渡漢水。當明亮等部倉皇北追時，王聰兒、姚之富所部也乘機抵達漢水北岸地區。張漢朝、劉成棟部則“由巫山縣……至巴東羅溪壩地方……共領一萬二三千人，欲從歸州、興山一帶……往河南、陝西等處”[57]。
可見襄陽起義軍再度由陝入川，隨即折回一舉，並不是因四川起義軍拒絕他們入川的緣故。
襄陽起義軍二次入川，僅僅到達川北，當時徐天德、王三槐所部遠在重慶附近的長壽、涪州、墊江、大竹一帶活動；羅其清、冉文儔部則與清軍激戰在儀隴、營山、渠縣地區，所以兩省起義軍很難進行聯絡。史料記載，十二月初，姚、王、高等人聽到冉文儔來到廣元縣百丈關活動的訊息，於是立即前往，希望“會上冉文儔一股，可以抵敵官兵，一面攻打廣元，一面由棧道回陝”，其後冉文儔部已經轉移，而“未能趕上”[58]。這就可以看出，四川起義軍沒有提出過“不容前來擾害”的問題，兩省起義軍並無芥蒂，否則就很難理解姚之富等人盼望會合冉文儔的迫切心情了。
那麼，前面所引的上諭又如何解釋呢？其來由可能如下：
四川起義軍領袖們討論與襄陽起義軍合作問題時，反對的意見在四川起義軍中散播，清軍將領如勒保之流，透過諜報人員的刺探，或被俘人員的供述，而獲悉這種流言。於是以此解釋姚之富等二次入川又立即折回的原因，並作為兩省起義軍存在嚴重分歧的重要證據，上報清王朝。
嘉慶四年正月以前和珅用事階段，清軍統兵大員與和珅相勾結，掩飾敗績，謊報軍情，以及為迎合太上皇弘曆迅速平“『亂』”的心理，誇大、歪曲甚至捏造事實之風很盛，因而勒保等偽造情報，亦屬情理中事。
果然，弘曆對此十分重視，立即在六月二十九日的上諭中，命令勒保等在兩省起義軍中“設計離間，俾其內潰……務須相機妥辦，毋得坐失機宜”[59]，等等。
不久，王三槐就被勒保誘擒，隨即叛變。勒保及其幕僚們，在審訊過程中可能透『露』了上諭的內容。叛徒王三槐迎合敵人的需要，供詞中捏造出上述情節，以進一步證實兩省起義軍的分歧由來已久，並非二次入川時才發生。至於王三槐的供詞所以將王聰兒第一次入川后重返湖北一事，竟然講成“他們又回陝西去了”，這說明他確實受到暗示，也反映這個叛徒為了迎合主子的需要，毫不掩飾地編造謊言，以致『露』出了馬腳，而審訊者也沒有看出這個破綻。
從王三槐的供詞可以看出，四川起義軍內部存在著反對與襄陽起義軍聯合抗敵的人。不過他們只是極少數，而且他們的主張必然遭到絕大多數成員的反對，沒有在實際鬥爭中造成什麼危害。兩省起義軍的合作日益密切，共同戰鬥到最後一刻，這個歷史事實就是最有力的說明。
透過上述各個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王三槐的有關四川起義軍拒絕與襄陽起義軍合作的供詞與事實不符，屬於虛構。即使能夠證明王三槐是反對聯合的極少數人的一個，也不能得出結論說：王聰兒在東鄉會師期間，與王三槐進行了一場圍繞團結還是分裂的激烈的兩條路線鬥爭。
最後一個問題是東鄉會師期間，王聰兒是否被推舉為兩省起義軍的軍事總指揮，即“八路兵馬總指揮”，甚至成為全體起義軍的“總領袖”，即最高領袖。
有些論著認為，東鄉會師是一次盛大的集會，兩省的各支起義軍集中在一起，達十餘萬人，聯營三十里，聲勢浩大。在這種大好形勢下，起義軍進行了整編，推舉王聰兒為軍事總指揮，等等。這種說法與事實有很大出入。
人們往往以兩省起義軍會師後，“分屯土黃壩至五保頂，延長三十餘裡”[60]的情況，說明他們人數眾多，並得出當時形勢大大有利於起義者的結論。
其實，起義軍紮營時延長幾十裡一事，在統治者的記載中多次出現，有的還明確反映出紮營的裡數並不與起義軍人數成正比的這個事實。如襄陽黃號重返湖北後，“合為大隊，移屯歸州之白馬灘……等處，連續二十餘裡，均距州治甚近，人數不過萬餘。”[61]又如冉文儔、高均德等部在四川“大神山屯踞……各股匪眾二萬餘人，互相結寨，綿亙五六十里。”[62]等等。
可見，分散駐紮是起義軍經常採取的紮營方式，目的在於遭到敵人偷襲、包圍時，可以互相支援，減少損失。在大多數情況下，聯營幾十裡，並不是起義軍人數眾多的反映。
本文已經指出，東鄉會師時，兩省起義軍的總人數只有三萬多人，其中還包括若干家屬，與敵人正規軍和鄉勇相比，在數量上顯然處與劣勢。
當時軍情緊迫，兩省起義軍面臨的壓倒一切的問題，在於火速擺脫即將合圍的敵軍包圍，其他事項則處於次要地位。而且在東鄉會師的只有襄陽黃號、白號、藍號和達州青號、東鄉白號五支隊伍。其他四部分，即巴州白號、通江藍號、太平黃號及大寧陳崇德部並未參加（雲陽月藍號和奉節線號還沒有起義）。在這種情況下，顯然不可能推舉軍事總指揮，或作出涉及全體起義軍的任何重大決定。
而且川楚陝起義軍的組織狀況，已經決定了他們在東鄉會師期間，不可能解決組成統一隊伍的問題，其中也包括推舉全軍總指揮。事實也是如此，象襄陽起義軍的三支隊伍，雖然關係密切，長期合作，尚且不能產生一位眾望所歸的總指揮，更何況兩聲起義軍之間？東鄉會師前夕，清統治者指出：“刻下賊匪既已竄入川省，則較之蔓延各省之時，自覺易於剿辦。但賊匪狡詐，伊等雖名為同教，而勢力各有不同，察其形跡，自必欲各踞一處，以為牽制官兵之計。”[63]“各踞一處”固然為了分散敵人兵力，更重要的因素則在於“勢力各有不同”。
起義軍之所以長期處於分散狀況而不能形成集中統一的領導，原因如下：
白蓮教發展到清代，已遍佈大半個中國，但是派系林立，各派獨立活動，互不相屬。
白蓮教“政體尚專制”[64]，始終實行嚴格的家長制統治，等級森嚴。派系的教首掌握本派大權，採取父死子繼的權力繼承方式，不容外人覬覦。不過，教首的弟子門，隨著本身力量即所收教徒人數的不斷增長，獨立傾向也在逐步加強，如條件成熟，最後也會走上獨樹一幟的道路。
川楚陝農民大起義是由白蓮教支派收元教等所組織、發動，因而上述封建管理制度，基本上由起義軍所承襲。每一支起義軍最初都是由起義前的教首和他的一批親友、門徒，以及他們所分別號召、組織的被壓迫者所組成，人數由幾千到幾萬不等。教首（即老師傅、老掌櫃）獨自掌握這支起義軍的一切大權，其他人不得干涉，由他指派嫡系門徒分別擔任元帥、先鋒、總兵等職。不過，這些門徒的地位，歸根到底取決於他們各自所招收的門徒和群眾的多寡。而實力雄厚的門徒，在種種情況下，可以組成另一支獨立隊伍，自由行動。
這種情況的出現，歸根到底是因為白蓮教及川楚陝農民大起義軍的主要成員，屬於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及自耕農民，封建社會這種分散經營、互不聯絡的個體小生產者，正式產生上述組織上的分散『性』及家長制統治的階級基礎。
川楚陝農民起義軍受到這種落後的組織形式的嚴重危害。起義軍的大部分儘管都由齊林系統的教首所分別領導，實際上卻成為一個個獨立王國，彼此雖可合作，但離心力始終起著主導作用，從而大大妨礙了起義軍領導核心和統一隊伍的形成。
所以東鄉會師期間，王聰兒沒有也不可能被推舉為“八路兵馬總指揮”，史料中也未發現足以證實此事的跡象。
至於王聰兒是川楚陝起義軍的“總領袖”，即最高領袖一事，也與史實不符。
六省教案前，宋之清為首的收元教，與王懷玉、劉松為首的渾元教，各有本派系所擁立的最高領袖，即所謂牛八。宋之清、齊林等犧牲後，收元教的牛八不再被提起，而渾元教的老教首王廷詔參加起義軍後，則仍念念不忘本派的牛八，一心想使他充當川楚陝起義軍的最高領袖。
高均德被俘後說：“我曾向王廷詔詢問，我們鬧事，究竟輔佐何人做主？廷詔說，一個人叫做朱添全，是我們的主兒……你如今尚不能見他，他如今還不出來呢。”[65]這個神秘的人物即王懷玉的兒子王法僧，他十五歲時被清統治者流放到甘肅，六省教案後又改發新疆為奴[66]。他也就是前引張漢朝佈告中的“本大明之脈緒”的“真命天子”。由於王法僧還被清統治者所控制，為著他的生命安全，因而王廷詔對此事嚴守秘密，甚至在襄陽白號領袖高均德面前都含糊其辭，不肯透『露』真相。
所以川楚陝起義軍的最高領袖另有人在，並不是王聰兒。
三
王聰兒的身世及其起義前的活動，留下來的文字記載極少，只知道她是湖北襄陽人，大起義時的年齡一說二十歲，一說“年末三十”。王聰兒的父親曾是“湖北安襄鄖荊道衙內茶役”[67]。她“少孤，隨其母，以走解往來襄樊”[68]。顒琰曾汙衊說：“從前教匪首逆齊王氏，即系械馬倡伎。”[69]
走解賣藝（雜技）在封建社會裡被統治者看作最卑賤的職業，欺壓凌辱，無所不至，因而他們具有強烈的反抗精神。康熙末年至乾隆初葉將近三十年中，清王朝在各地大肆鎮壓的“卦子”，就是周行各省的中型或大型馬戲雜技團體。它們曾以種種方式展開鬥爭，引起統治者的警覺，感到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反抗力量。王聰兒從小經歷了這一社會最底層的悲慘生活，在她幼小心靈裡埋下了對壓迫者仇恨的種子，並養成日後堅強鬥爭的精神。
王聰兒何時參加收元教，史料無記載。不過她在六省教案前，已開始進行傳教收徒活動，“收萃女流，號二師父”[70]。大起義後在襄陽夾河州被捕的“賊目”散李氏，就是“已死教頭散允恭女人，又是女賊首齊王氏徒弟”[71]。她的弟子顯然以『婦』女為主，不過人數也不會很多，因為從史料上看不出她有眾多門徒的任何跡象。
嘉慶三年七月，鄂東蒲圻縣收元教徒曾發動武裝起義。起義失敗後，它的組織者王天萬陳述起義的一方面原因是：“乾隆五十八年……拜齊林為師……五十九年聞知齊林犯案正法……嘉慶三年五月間，聞得齊王氏已被官兵殺了，小的因齊王氏平素相待甚好，要想替他報仇。”[72]
王天萬“向做木匠”，是個手工工人，一般教首，他的敘述反映出王聰兒還在六省教案前，就很關心、團結教徒，深受人們的愛戴。
這些都說明王聰兒是齊林的得力助手，早已是收元教內有一定影響的人物。襄陽起義軍推舉她為總教師，而未選擇齊林家族其他成員，如齊國謨、齊國典等，並非偶然。
現存的少量文字記載，多少反映了川楚陝農民大起義后王聰兒的一些情況：
襄陽起義軍向四川作戰略轉移的途中，“三月二十一日在羅曲灣打仗，齊王氏左臂中了一槍，跌下馬來，被賊夥扶救去了”[73]。可見王聰兒不僅親臨前線指揮，還直接參加戰鬥。清人一些筆記描述她有一身好武藝，在戰場上“驍勇特甚”，看來是有一定根據的。
在襄陽起義軍重返湖北的戰役中，襄陽黃號作為先頭部隊，在奉節到巫山的險峻山路上，突破敵人的層層阻擊。襄陽黃號英勇頑強的戰鬥，迫使清軍主力明亮、德楞泰部，不得不改乘船隻，倉皇趕到鄂西的巴東、歸州，重新設立防線，進行阻擊，但也未能奏效。
這次戰役充分顯示出襄陽黃號在襄陽起義軍中的主力部隊作用，因而引起清統治者對它的領袖姚之富、王聰兒的極大恐懼和仇恨，顒琰甚至認為“若得生獲姚之富、齊王氏，則功成八分”[74]。
如果說王聰兒在襄陽起義軍入川前後開始引起清統治者注意，那麼從這次戰役起，她就在官方文書總頻繁出現，甚至被認為是超越姚之富的“首逆”了。
王聰兒不僅驍勇，而且有智謀，是個頗有見識的軍事領袖。
嘉慶二年十一月，襄陽起義軍再度入川，意在吸引敵人南下，以便乘機折回陝南，強渡漢水。但因清軍尾追不捨，所以“姚之富說，不如……往百丈關，會上冉文儔一股，可以抵敵官兵，一面攻打廣元，一面由棧道回陝”[75]。可是趕到百丈關，冉文儔部已經轉移，“又遇官兵，打敗”。王聰兒提出建議：“且折回五郎廟一帶，如過得去，即仍由原路回陝。若再遇官兵，即入獨山一帶，山內小路甚多，大半與陝西交界，官兵總不能路路擋住，就仍折回陝西。”[76]實踐證明，這一建議是正確的。襄陽黃號和白號就是按照王聰兒的這個方案，經獨山折回陝西，突破漢江，開啟通往河南、湖北的道路。這一切實可行的作戰方案，終於解決了襄陽起義軍入陝三個多月來，北渡漢水的大問題。
嘉慶三年三月初六日，襄陽黃號被清軍圍困在湖北鄖西縣三岔河，戰鬥異常激烈。起義軍突圍不成，求援無方，敗局已定。王聰兒、姚之富等在最後關頭，毅然跳崖，壯烈犧牲。他們的英勇行動，成為鼓舞革命人民的精神力量。
王聰兒、姚之富犧牲後，高均德部與敵人在陝西洛南縣發生激戰，起義軍“揚言欲為齊王氏等復仇，相誓死鬥”[77]。這說明王聰兒和姚之富在起義軍中享有很高威信，他們的寧死不屈的革命氣節，贏得了起義軍將士的崇敬。
川楚陝起義軍中出現這樣一位突出的女領袖，並非偶然。原因之一是白蓮教徒中『婦』女佔相當大的比例。這一秘密宗教在傳教收徒方面，沒有『性』別限制，女教首大有人在，她們在發展組織等方面，都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川楚陝農民起義軍中也有一定數量的『婦』女參加作戰，可能還出現『婦』女組成的部隊，如嘉慶二年十二月，襄陽起義軍由川北折回陝西，強渡漢水時，就“有騎馬女賊數百人”[78]。統治者還記載了所謂“持械女賊”、“督戰賊『婦』”，以及從事各種活動的女領袖（包括高均德、張世龍、冷天祿等人的妻子）的情況。而王聰兒則是她們當中的傑出代表。
姚之富、王聰兒等人所領導的襄陽起義軍，在激烈的武裝鬥爭中，固然機動、靈活、英勇、頑強，屢次重創敵軍，成為川楚陝農民起義軍的主力部隊，但是在鬥爭全域性上，卻嚴重缺乏遠見。這支隊伍初次入川到鄖西三岔河戰役將近十個月的戰鬥歷程，很能說明這個問題。
襄陽起義軍向四川作大規模的戰略轉移，意圖顯然是聯合四川起義軍，逐步奪取這個地廣、人眾、富饒、險要的天府之國。前引高名貴、張什、張士虎等被俘後的有關供詞，在在可作證明。
既然如此，姚之富、王聰兒等為什麼又決定重返湖北，難道僅僅是為了避免優勢清軍的包圍？這個決策當時固然取得一系列效果，但從根本上說並非上策。
在兩省起義軍到達川東，和當地新起的起義軍會合，實力迅速加強後，襄陽起義軍並沒有必要重返湖北。因為廣闊的四川地區有著更大的迴旋餘地和發展前景，何況還有四川起義軍的合作，可以大大減少人地生疏的困難。如果兩省起義軍在協助羅其清、冉文儔等部開啟川東北局面的同時，還以一部分兵力及時向川中、川西進軍，根據當時階級矛盾相當尖銳，清軍在那裡的兵力十分空虛，調兵入川，路途遙遠，曠日持久等情況，嘉慶五年（1800年）春冉天元等進行川西戰役時所興起的鬥爭高『潮』，將有很大可能提前出現。這就不僅會使清王朝“聚殲”起義軍的部署全盤破產，還將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遭受沉重打擊，起義軍的力量和影響則將急速擴大，鬥爭的程序可能有所改觀。所以留在四川屬於上策。
姚之富等重返湖北的主要動機，在清統治者的記載中，基本上得到反映。
襄陽起義軍剛剛進入湖北西部，敵將的奏報就說：“連日拿獲賊匪……審訊僉供，兩路之賊約在宜昌、荊州等處會合，總要同赴襄陽。”[79]又說：“拿獲活賊，據供，姚之富等自興山分起奔竄，旋又分股在於保康、房縣、遠安等處焚掠，南漳距襄樊甚近，欲乘不備，奔赴南漳北竄（襄樊）。”[80]“屢次獲犯，僉稱賊人總思北渡襄江，竄入豫省。”[81]當起義軍在鄂西受到敵人攔截，未能返回襄陽地區時，就進入陝西，沿漢水南岸西進，尋找渡過漢水的機會，以達到繞過陝西東南部返回湖北、河南的目的。
對此，統治者一再指出，“姚之富、李全、齊王氏、高均德等，皆籍隸襄、樊（城）、南（陽）、鄧（州）等處，是以總思北竄漢江，逃回本地。”[82]“此夥陝楚之人甚多，四川地方生疏，不原前往，立意總欲渡江回鄉。”[83]
據不完全統計，現存嘉慶二年七月到四年十二月這一階段的有關史料內，王廷詔、李全、姚之富、王聰兒，張漢朝、高均德、張天倫、宋蹷子等襄陽起義軍領袖，準備返回湖北、河南的記載，在五十條以上。張漢朝的回鄉願望，尤其強烈，甚至因“不能回湖北去，向眾人痛哭”[84]。
由此可見，襄陽起義軍在這個階段產生了濃厚的思鄉情緒，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個體小農經濟所形成的安土重遷思想，在發揮消極作用。即使姚之富、王聰兒等也未能避免這種習慣勢力的影響。這就是他們作出重返湖北這一缺乏遠見的決策的根本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襄陽起義軍二次入川前夕，起義軍被俘成員的口供中透『露』：“各賊頭因川北地窄山多，市鎮稀少，難於覓食，發誓必欲分股衝突，北竄陝楚繁富地方滋擾。”[85]起義軍還未進入川北，為何竟有這種看法？這顯然是他們第一次入川后在川北的感受。可見他們“顧戀鄉土”也有經濟方面的原因。
起義軍回鄉雖然也是為了“找尋同教合夥”[86]，即擴充兵力，不過從他們向四川作戰略轉移途中，吸收大批被壓迫者入伍的事實，表明川、楚、陝各地當時都有很多擴大隊伍的機會，沒有必要因此回鄉。即或在襄陽一帶擴軍成功，吸收大批老教徒和親友、同鄉，但因沒有建立根據地的思想，還會走上戰略轉移前四處流動的老路，最後在統治者集中兵力進攻下，依然無法在家鄉立足，只有再行轉移。
綜合上述情況可以看出，起義軍的回鄉，除去滿足本身的思鄉之情外，並沒有更明確的考慮，戰略上有很大的盲目『性』。張漢朝關於“到荊州、襄陽再作計較”[87]的說法，就突出的反映了襄陽起義軍領袖們，對這一階段戰略全域性心中無數的狀況。
在這種錯誤思想的支配下，起義軍重返湖北後，長期徘徊在鄂西、陝南，固執地尋找回鄉的道路，日趨被動。襄陽起義軍的被俘成員說：“自到湖北以來，被官兵處處繞道抄殺，傷了我們好幾千人，如今東去不的，西去不得，已被官兵『逼』到房縣了。”[88]反映出起義軍當時所處的不利境地。最後，襄陽黃號終於被敵軍圍困在鄖西三岔河，王聰兒、姚之富及大批將士犧牲。襄陽黃號、白號和藍號密切合作的時期從此結束，襄陽起義軍在川楚陝起義軍中的主力部隊的作用大大削弱，對全域性產生了深遠的不利後果。
嘉慶二年二月下旬，即三岔河戰役前夕，襄陽起義軍領袖李全一度率部進『逼』西安，引起統治者的很大震動。有的論著認為，這是王聰兒親自部署，以奪取西安為目的的一次戰役。事實並非如此。
清陝西巡撫秦承恩上報說：“訊據盤獲『奸』細……供稱，此股賊首系李全、張添文，賊眾七八千人……欲由郿縣、周至徑撲西安，沿途搶奪馬匹，奔往河南。”[89]隨後又指出：“訊據獲犯供稱，賊營內已搶馬三四千匹，商議將近省城，即由大路衝突而去，直走河南。”[90]可見李全等的目的並非攻佔西安，而是借路返回河南。當時姚之富、王聰兒及高均德等部正遠在山陽、商州一帶活動，也在為開啟通往河南、湖北的道路而戰，沒有任何跡象說明他們也將向西安進軍。從襄陽起義軍總的部署看，秦承恩的說法大致可信。這是起義軍一心回鄉的又一反映。
總之，襄陽起義軍在具體的戰鬥、戰役方面，多次顯現出才能和創造，但是涉及根本『性』的全域性問題時，就暴『露』出狹隘、固執、缺乏遠見等弱點。可見作為這支部隊領導人之一的王聰兒，並沒有超越川楚陝起義軍的其他領袖，同樣受到時代和階級的侷限。
川楚陝農民大起義的主要歷史作用，在於削弱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動統治力量，使中國人民的反封建鬥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從而為以太平天國革命為中心的各族人民反清大起義，開闢了道路。
襄陽起義軍是川楚陝農民大起義初期階段起義軍的主力部隊，它給與敵人以沉重打擊，有力地支援了起義軍的其他部隊。王聰兒是這支隊伍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對這一時期起義軍鬥爭的發展，也作出一定程度的貢獻。
作為封建社會的青年『婦』女，王聰兒在激烈的武裝鬥爭中迅速成長，衝鋒陷陣，運籌帷幄，並參加對襄陽起義軍的指揮工作，這在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史上是不多見的。『婦』女在封建社會中受到百般束縛和沉重壓迫，勞動『婦』女尤其如此，王聰兒以其實際鬥爭行動，衝破這種牢籠，顯示出『婦』女作為歷史創造者的才能和智慧。清代中葉幾次農民起義當中，『婦』女都積極參加，併發揮重要作用。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結束前夕的一種新現象，值得注意和研究。
但是，王聰兒並不是襄陽起義軍的唯一創立者，也不是最高領導者。在農民戰爭中，並不存在兩條路線鬥爭，當然王聰兒也不是堅持正確路線的傑出代表。所謂與分裂主義者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我們的任務應該是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認識王聰兒，正確地評價她的歷史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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