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競技會（八）
第一節競技會（八）
第一節競技會（八）
勢態的發展出乎人們的意料，大明首輔的更替在一片祥和中完成。六部九卿諸大臣庭推王賜爵和王家屏二人出任首輔，十月間承報天子，天子御筆批示：以王賜爵為內閣首輔，擬於萬曆二十年元旦正式接任，此之前申時行繼續留任首輔，主持政務。而王賜爵則起草施政之綱目，備天子和諸大臣參閱。
現今，申時行和王賜爵這新舊兩任首輔正坐在萬曆御前，彼此間的隔膜敵視彷彿消失了，態度極為親和。申時行即將卸任，自不願意開罪下任首輔，徒增麻煩；王賜爵取得首輔之位，心滿意足，也不願意再多事，授人以柄。因此，兩人議起事來，十分的順利。
萬曆看在眼中，說道：“人主逸於得人。國事，朕委之於諸位先生。申先生主政十年，調和陰陽，休養生息，天下大化，為世之賢臣，朕甚為滿意。”
申時行忙道：“襄贊聖主，治理天下，乃人臣之本分。臣遭逢陛下，有些許功勳，實是臣之幸運。”
“得遇先生，也是朕的幸運。”萬曆笑道，申時行是老臣，勢力在朝廷盤根錯節，自然是要安撫的。轉問王賜爵道：“先生的施政規劃草擬得如何了？”按照萬曆的批示，元旦節慶之後，將舉行首輔的交接儀式，其時，新任首輔將於天子御前，當著六部九卿，闡述任內行政計劃。這一批示，寫入大明律。
王賜爵得任首輔，春風得意，他本是內閣次輔，瞭解國情，不多時就草擬了一個計劃，列舉了些朝廷的弊病和改良的舉措，上交給天子。沒想到天子次日便駁回，令重新草擬；並且由太監轉交了萬曆的一個手本，內中寫著萬曆的主張，這才明白過來：天子是要自己為即將開展的新政制造輿論，合理規劃，減少阻力。於是，另開爐灶，按照萬曆的意思草擬計劃。說道：“陛下，大體已經完成，尚有一些些小末節需要考量。”
申時行插言道：“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陛下此舉也可取。只是朝廷行政，當量力而行，順勢而動。”他這話是意有所指，知道萬曆給王賜爵的指示是什麼！全國驛站建設，移民北方，新戶籍制度，清整大明律法，改革科舉制度，鼓勵教育，調整工商政策，外交問題，征伐日本，穩固南洋這都是關係大明興亡的大事！他生怕萬曆操切，弄巧成拙，壞了事。
萬曆當然明白申時行的心思，若非如此，也不會換首輔，笑道：“先生老成之言，朕記下了。朕準備以先生為太傅，教導幾個皇子，不知先生意下如何？”申時行離開首輔之位，一時間還不會致仕，總得安排一個體面的位置。這教導皇子是再好不過了，地位尊崇，又清閒。那皇子們都入讀致德公學，身邊又有許多師傅教導，太傅不過是個擺設。
申時行也明白，又有些感激。因為夏言，嚴嵩，高拱等首輔的悲慘下場，他在首輔任內是常懷恐懼之心，戰戰兢兢的。今日得解，也鬆了一口氣。出任太傅，弄不好會成為兩朝帝師，也算不錯的結局了。當即拜謝。
王賜爵也恭喜。
萬曆又道：“朕還有許多事情要拜託先生。朕準備清理大明律法，大明律制定多年，需要修訂。朕的意思是將刑法和民法分開，並修定專門的稅法，物權法，發貪汙法，訴訟法，繼承法，婚姻法等；並且擬定一部憲章，闡明立法的精神和原則，立下規矩，傳之後世。”
申時行和王賜爵雖然早知此事，臉色還是變了變。他們是國之大臣，通時變，自然不會迂腐的去糾纏德治和法治；但聽萬曆的意思，變動頗大。還是王賜爵道：“時變勢異，變動祖制也是情理中事。不知陛下欲如何變更，小變，小變無妨，若是大變動，恐百姓倉促，無所措手足。”
既然要改革，自上而下的推行改革，律法就必須更改以適應和推動形勢，促進社會向改革者所希望的方向發展。說道：“變更的主旨和方略，朕有些大的設想，異日交給兩位先生參考。這‘法’為世人行政的準則，其重要性不用朕說，因此必須儘量完善，必須保持律法的威嚴，必須具有可操作性。不然就會像王先生所言‘民無所措手足’了。”目光在二人身上掃了一下，繼續說道：“這事，朕已經思量多年，一直未得其人，才拖延了下來。申先生國之元勳，是擔當此任的不二人選，想先生也是願意為朕分憂的？”
就知道萬曆不會輕易“放過”自己的，不榨光自己最後的熱量不會罷手的，申時行腹誹不已。可在萬曆殷切的目光下，申時行無法不答應，半推半就的說道：“陛下吩咐，臣自當效命。只是臣一人，獨木難支。”
萬曆微笑，“朕會於全國選拔人才，協助先生。也準備因此成立一個機構，專司立法，名字就叫‘元老院’如何？”
申時行道：“立法之機構，不是有大理寺和刑部麼？”
“大理寺和刑部各有職責，刑部負責刑偵和審訊；大理可以解釋律條，辨析律法疑點，卻無制定和更改律法之權。元老院草擬律法，由天子批准，施行天下。”萬曆解釋道。設立一個類似議會的機構，制衡政府，一直是萬曆的設想。正好藉此機會佈局，以後再漸漸擴大其權力。卻見王賜爵若有所思，知道其敏銳的感覺到了元老院的設立可能給內閣帶來的影響，當下笑了笑，“先生可願意曲就？”
“臣領旨！”
因為這一句話，申時行又辛苦了二十年，二十年後當萬曆法典大體成型時，申時行已經垂垂老矣。萬曆法典在後世頗有名氣，它以“公平”和“正義”為核心準則，規定了國家的職責和權力，明確了公民的權利和義務，體現了“人”的意思，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它有濃厚的儒家色彩。它一直沿用了兩百多年後的貞明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