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青春花正开 第四章 童年轶事

我妈妈在外婆家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都生于五十年代。他们50后这代人的命运，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很深，所以三个人被分在了三个不同的城市。

我大舅是文革前的最后一批大学生。当年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认识了我舅妈。我舅妈是上海人，因为是家里的独女，所以大舅毕业后便留在了上海，在上海成家立业后，便生了比我小一岁的表弟“王宁”。

我妈妈当年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期高考。虽考上了大学，但由于外公的思想非常保守，总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便让我妈妈放弃了读大学的梦想，留校当了一名辅导员，后经人介绍认识了我爸，有了我。

而我的小姨，则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爷爷提出“上山下乡”决策时，感到最光荣的知识青年。她年轻气盛、意气风发、一心向党，主动请缨去了湖北最穷的唐县。在接受唐县贫困中农再教育时，认识了在那里土生土长的姨爹。

我姨爹虽生在贫困山村，但人却长得一表人才，不但性格温和，做事更是能干利索，对我小姨那是百依百顺，两人很快便陷入了热恋之中。后来小姨未婚先孕，不经家人劝阻，硬是在那偏僻的乡村落了户安了家，还先有了大我一岁的表姐。

表姐还未出生的时候，我姨爹便取好了孩子的名字。因为我小姨叫“王晶萍”，所以姨爹说不管男孩女孩，都叫“陈爱萍”。幸好生出来的是女孩，如果是个男孩，我还真难以想象长大后会如何接受这么女性化的名字。

陈爱萍的名字虽然土气，但却承载了姨爹对小姨的深深爱意。在我长大后，每每听到小姨和姨爹这段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时，我都很钦佩小姨在那个年代敢爱敢恨的情怀。

只是思想太过传统守旧的外公，却因为此事而大发脾气，终因脑溢血抢救无效而早早离世。当然，这些父辈的往事都是长大后外婆讲给我听的。但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小姨比我妈妈要幸福好多。

小时候放暑假，妈妈经常带我去唐县玩，每次都是我姨爹掌勺做饭，还带着我和陈爱萍到山里打野鸡、抓鱼虾，到小河边游泳嬉戏。小姨则什么也不用操心，一心一意陪着我妈妈拉家常。

但在妈妈看来，她却总认为小姨嫁亏了。说在山里这么贫穷的地方吃也吃不好，住也住不暖。再看看我爸爸为我们创造的优越条件，妈妈常常落泪感叹。

一个是山窝窝里勤劳顾家的穷小伙，一个是事业有成但顾家甚少的青年才俊。到底嫁给哪种男人才会幸福，我现在都还很迷茫这样的选择。不过还年幼的我，对这个问题是不会有什么深究的，只是一到暑假就期盼着去上海或是唐县，一到寒假过年就巴巴地望着他们能早日来楚江陪我。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过年。那个时候过年可以放鞭放烟花，特别有节日气氛。大舅和小姨两家人都会回外婆家，他们大人打通宵麻将，我们小孩就像放了鸭子似的，天马行空地任我翱翔。

他们每次来外婆家，我都是一副小主人模样，带陈爱萍和王宁到天坛上放烟花、用废弃木料搭房子、跳皮筋；躲到公共厨房偷吃别人家炸好的圆子、蛋饺。

王宁最喜欢跟着陆凌峰跑，他们常常趴在楼道里拍洋画、打珠子，被大人们唠叨着说把过年的新衣服都蹭脏了。有时，他们还会跟着邻里街坊的大哥哥们一起去穿巷子玩躲迷藏。

而我、陈爱萍、祁姗和文静这些女孩子，更喜欢把家里不用的锅碗瓢盆翻出来玩“过家家”的游戏；还披着被单棉絮在楼道间串上串下地玩穿越，上演蒙面女侠劫富济贫；把吃完的花生壳戴在小指甲上装扮皇后贵妃。

祁姗还常常趁她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把她妈妈用的高阶化妆品偷偷地拿出来给我们化妆，一有人看到我们，我们便赶紧用手朝脸上胡乱一摸，最后一个个都变成了大花猫的脸，然后相互看着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的任性撒野，也让我们的童年异常快乐。

还记得1988年大年三十的早上，那天艳阳高照，晴空万里。

我们几个小伙伴跑到天坛上，继续用废弃的木料板子搭房子玩。在寻找废弃木料的时候，我和王宁无意间看见天坛的顶层上放着一挂没有包装的鞭，不知是别人丢弃在此，还是准备燃放的。

当时住在一楼单间户的张大爷将躺椅放在天坛的正中，正懒洋洋地享受着日光浴。他脚边放着一盒火柴和半包红双喜的香烟，还有个老式的收音机，正在“吱吱卡卡”地播报着新闻。

我们本来想问问他老人家这是谁家的鞭，却发现他居然晒着太阳睡着了。于是我就随口提议道：“这鞭估计没人要，我们把它放掉吧？！”

祁姗担心地说：“万一是别人家的怎么办？”陈爱萍和文静也说如果被大人们知道就麻烦了。

只有陆凌峰最顶我，他坚定地说：“管他的，现在大家们都在忙着置办年货，不会发现我们的。”他一边说着，脚便已经踩着天坛的栏杆，爬到了顶层，将那挂鞭顺利地取了下来。

王宁则偷偷跑到张大爷脚边拿了他放在烟盒上的那盒火柴，陆凌峰自告奋勇准备点鞭，我们几个女孩子则早早躲到楼梯口，准备等鞭一燃放就跑路。当时的我们即紧张又兴奋。明明知道是在做一件坏事，却还觉得非常开心。这或许就是童年的乐趣吧！

鞭被点燃，我们尖叫着一口气冲到了一楼，那种欢乐而紧张的感觉我至今都还记得。

这时，张大爷从睡梦中惊醒，只听他在楼道上大声吼道：“娘错逼的，谁一大早的放鞭？”

我们听后笑得前翻后仰，却突然发现陆凌峰还没有跑下来。待王宁赶来与我们汇合后，他很郁闷地告诉我们：“陆凌峰的压岁钱跑掉了。”

于是鞭在燃放的时候，我们便期盼着陆凌峰赶紧把钱捡了跑下来。可一直等到一挂鞭都放完了，都还没有看到陆凌峰的人影。

直到张大爷气鼓鼓地从天坛走到二楼，拽着陆凌峰的胳膊，冲到二楼的厨房，找到陆凌峰的奶奶，兴师问罪地说道：“你孙子把我在天坛上晒的鞭放了啊！”

我们赶紧跑上二楼。这才知道，陆凌峰点完鞭，因为一紧张，不小心把兜里的压岁钱给掉了一地。在捡的时候便被张大爷给逮了个正着，没来得及跑掉。

看着陆凌峰低着头跟在张大爷身后，我突然感到一阵愧疚。要不是我出的馊主意，陆凌峰也不会将受严厉的处罚，一时真的有点担心起来。

只见他奶奶系着围裙，一边擦着油乎乎的手，一边从厨房里跑出来。她一看到陆凌峰，便狠狠地拍了拍他的后背：“你个不争气的小子，怎么想到把别人家的鞭放了呢？说，是谁叫你放的啊？”

他们几个一听，吓得赶紧溜上了三楼。只有我，还怯怯地杵在那儿。妈妈从小就教育我，最常唠叨的一句话便是：“主动认错，有错就改，还是好孩子。”既然这主意是我最先提出的，我就应该主动认错，不能让陆凌峰替我背这个黑锅。

可还没等我开口，陆凌峰便主动跟他奶奶和张大爷交待道：“我看到鞭挂在天坛的顶层上，以为是没人要的，所以就放了。是我自己想玩的。”我没有想到陆凌峰居然一人承担了所有的责任，把我们跟这事撇得干干净净。

无奈之下，他奶奶只好主动赔了张大爷家一挂鞭，这事才算了结。

后来家里的大人们知道后，还拿这事出来教育我们三个。为此，我一直对陆凌峰都感到无比的内疚和抱歉，同时又很感动他的义气，更感谢他没有在关键的时刻出卖我。

事发几天后，我主动跟陆凌峰道歉，他却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还反问我：“你什么时候出的馊主意？干嘛道歉啊？”然后还笑着转移了话题，倒让我觉得有点意外。但那时我便在心中认定：陆凌峰如此义气和豁达，是我这辈子最好的哥们！

1988年的春节还未过完，就听说陆凌峰家在江南区那边买了新房，于是还未来得及跟陆凌峰正式道别，他就随着他爸妈搬离了三层楼，搬离了开泰路。

在寒假即将结束的时候，陈爱萍和王宁也跟着小姨和舅舅回到了各自的城市。三层楼瞬时便冷清了下来。

然而青春赋予了我们足够的能量和充沛的精力，同伴的减少，并没影响我们继续肆意挥洒享受年少的时光。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学业的加重，晚饭后，外婆便不再让我出去玩了，更别说走街串巷买零食、闲逛。

有一天晚饭后，我因腹泻去巷子口的公厕，没想到一进去便碰到了祁姗。小小的巧遇让我们兴奋不已，解决了三急问题后，我们便一起到马路口的小卖部各买了一个牙膏巧克力。

那时还没有德芙、费列罗这类进口巧克力。牙膏巧克力便是我们的最爱。它的外型包装就是一个牙膏状的，开启盖子，直接把巧克力像挤牙膏一样挤进嘴里，那甜甜纯纯的巧克力味一点都不油腻。记忆中的那种味道比任何一种高档巧克力都要好吃。

有了这次的巧遇，我们便约好下次一起上公厕的时间。跟大人们说去上厕所，实际便去大街小巷买零食、买贴画、穿巷子玩。后来被大人们知道了也并没说我们什么，他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我们充足的时间享受着童年的乐趣。

但我和祁姗一起上厕所的习惯却被保留了下来，我们称它为“1号密约”。只要谁想上厕所，便在公用水池那里边洗手边唱歌，直到另一个人出来，我们只用手指做出个“1”的动作，对方便会明白。就算当时不想上厕所，能陪着对方也是件很开心的事。

正因为在外婆家生活，我才能体验到这样小巷里的童年轶事。相比在自己家里，唯一记忆深刻的便是寒暑假里，一到晚上，隔壁左右的大人小孩便到我家，透过彩电一起观看83版的《射雕英雄传》。除此之外便没有更多让我感觉很快乐的事情。

所以，我最喜欢呆在外婆家，自由自在地享受着自己美好而快乐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