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河奔流 二

二

非常时期的国人有一种特殊的自我感觉，他们是社会普通一员，但人人具有当家作主的优越感。老张问题引起轰动，某些程度上也是由于大多数人都以掌握红色政权的姿态面对革命队伍蛀虫这样一种政治心理所致。

且说老张贪污案那点事，它在街头巷尾疯传那一会儿正是春暖花开时节，可天渐渐热了还没等来官方表态。人们翘首至盛夏，也不知道是哪位讯息灵通人士放出空气，说老张的批斗会不日将在五亭大礼堂举行。塘埠头一片哗然，嘈杂声过后，几位经常来洗涮的“权威人士”也证实了传闻的可靠性。然而，市街角的爷们对这一说法不屑一顾，他们对与会人数颇有预见：认为那屁颠大地方能容纳多少人？

退居二线的老镇长有时也会在市街角头停留。那会儿搞社教运动，这个地方也算是政府宣传政策的前沿，现在大家谈论大礼堂的面积问题，他老人家免不了有话要说。那是大跃进前夕的事，是年开春，五亭镇呈报了一个营建大礼堂专案，县主管部门没有反对，下达了一个没有财政拨款的批文。镇委动员了整个五亭地域的资源，产树木的山区运来了木料；境内有很多大小不一的窑厂，他们免不了被摊派上砖块石瓦；几年前公私合营，小镇冒出了几家小机械厂，那么建礼堂的钢材就由他们贡献了。好在建筑工人是现成的，全镇总动员一发，一下子来了几十号泥瓦匠，五亭镇委勒紧腰带忙活了大半年，一座气势宏伟的大礼堂拔地而起，能工巧匠们把门面修成了俄式风格，最顶端三个圆弧正中央按了一个红五星，下面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浮雕像，再下面三个拱形的大门，两根粗壮的水泥柱，架起了进礼堂的一个缓冲区。

这一宏伟建筑还没有彻底完工，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有天下午，县委书记有什么事路过五亭，吉普车开进镇委门口，看到屹立一侧的大礼堂，这位县大人惊讶地绕了一圈，老镇长还准备接受表扬，没想到这位“三八大盖”式的书记突然变脸，横眉怒目地训斥道：“谁叫你们造成这样的，把它拆了！”

没头没脑的一句狠话，瞬间把立在一旁的老镇长变成了丈二和尚。书记大人还真不给脸面，他朝随从一挥手，头也不回地钻进了吉普车扬长而去。老镇长傻傻地看着车后远去的尘灰，只能盘算着明天如何到县城请罪。

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磨了一夜，天一亮就起床洗漱，推出脚踏车，顶着深秋的寒风，沿着砂石公路朝县城疾速蹬踏而去。可能是出来太早，也可能因心事沉重，使得行进路上加快了蹬踏的频率，老镇长风尘仆仆赶到县城时，县委大院还没有到开门的时间。被三十来里路折腾得气喘力乏的他，见传达室半掩的门口，立刻用脚踹下停车架，满脸堆笑地和老传工打招呼。一阵寒暄后，老镇长十分惊讶，县委书记呵斥五亭大礼堂那点事，连看门的老传工都知道。坐下来一问，原来自己犯了“逾制罪”，县城都没有这样规模的大礼堂，一个小小的镇所在地就敢这样铺张？

幸好县委一帮人研究后还是发善心，大礼堂头面储存了下来，只是从后面撇去了一半。

一晃几年过去，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蔓延到了五亭，群情激昂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经常要开批斗大会，礼堂这点面积显然不是很受用。革命群众不到场就无法释放革命热情，这可不是个小问题，有极端的人曾提议，要把当时勒令拆大礼堂的那位县委书记揪出来批斗，说他有破坏文革之嫌。

好在翻江倒海的革命运动到了七十年代已经有所改变，那些积极参加文革的红卫兵小将，被一纸上山下乡的档案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现在的形势是“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出现革命蛀虫，肯定要揪出来批深批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