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明朝当皇帝 第二节
第二节
第二节
在挽救涣散的民心，重新树立百姓对朝廷的信心这一点上，万历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勤政务实，让有见识的人看到希望；推行仁政，惠及百姓，获得百姓的拥护；躬行礼仪，遵守这个时代的道德，使自己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此外，对女真和蒙古的一系列胜利，也给万历帮了大忙。在万历的示意下，通过朝廷的邸报，这些胜利或多或少的夸大，被传扬到全国各地。这是最好的催化剂，让帝国的百姓感到安心；士子们在挑逗语言的暗示下，会想到尊王攘夷，甚至会模糊的感到国家民族的概念，他们也因此有了相同的归属。
大体来说，万历在这一方面取得了成功，虽然十五年的时间漫长了一点。但是只要能保障最后的成功，又有什么关系呢？治大国如烹小鲜，在万历看来，这个时期的大明好像一艘破败的船，随时都有覆没的危险，经过张居正和自己的努力，情况虽有好转，但仍然不是乐观的时候。
所以，万历十年张居正病势，万历在稳定朝政后，便全力让政局平稳下来。尽全力巩固和深化张居正改革的成果。一棵树要长成参天大树，没有深广的根系是不可能的。这五年中，万历继续推行改革的时候，还有两个不得不提的大事。第一就是澄清吏治，第二是财政改革。
传统帝王治理天下需要重视的不是礼仪就是人事。礼仪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人事则关系到政事的成败，国家的兴亡，常在得人与否。万历明白体制的作用，实际上他也一直在体制上做文章，但仍然不敢轻视人事。其中力量打击贪污腐败，说来感慨，万历十二年。抓到的第一个方面典型就出在治理水利地潘季训手下。潘季训总理北方水利事务，工程浩大，经手的钱粮众多。在督察院海瑞和廉政司邹元标的联合侦办下，查出潘季训手下大批官员涉嫌贪污，侵占银钱二十万两以上。万历震惊的同时，也感到愤怒和无奈，当即下旨严办，依法处理涉案的官员。连带潘季训也受到降级处分。
有了这一教训，万历亡羊补牢，一方面加强检察的力度，加快了廉政司的扩建，命令锦衣卫也加入到反贪的行列中来；一方面严格官员地任命和选拔，注重个人品德，在源头上防止腐败；一方面完善户部的预算制度和检察院的审计制度，依靠制度。让贪官污吏无计可施。
不过，这几年最应该提的还是财政改革。明朝的财政税收制度不是总收总发，而且恰恰相反。在本朝初期，征收实物为税赋，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而是直接供应于军士﹑官员﹑工程或者其他国家支出。因此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既无架构。也提不出准确的统计数字，以致朝廷无法在财政上做出有效的预算和控制。这种财政税收制度是和民间经济地发展相脱节的，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地安全。它阻碍了交通通讯、银行业、保险业，商业组织和法律的发展，也阻碍了各地区互通有无和分工合作。阻碍了大明的近代化过程。
财政上的困难，很多人都看到了。而首先进行改革地就是张居正，他在清量田亩后，强制推行“一条鞭法”，变实物税赋为货币税赋，并且合并杂税，方便人民交税，也方便朝廷征收和统计。万历亲政后。改革又再进一步。范围从农业上扩展到商业和手工业。所有的税赋都先纳入各地的仓库，经过统一的调度和配置。再分拨给不同的地方。建立更完善的统计制度和预算结算制度，不光中央如此，地方省府也相应的有了统计和预算制度，基本上实现了总收总发，朝廷对国家财政状况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到万历十四年，大明地财政总收入达到三千四百万两，总支出达到三千万两，剩余库存四百万两，和张居正改革期间的太仓库每年岁入四百万两的情况基本相当。
在民间，这种财政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中影响最大的不是商人而是农民，因为要交纳银两，农民往往在秋收后出卖粮食，因为物多价贱，加上商人有意压价，农民往往忍痛低价卖出；而到了每年春天，粮食短缺，农民又不得不高价买入商人的粮食和种子。一来一往，商人得益，农民受损，土地兼并加剧，流民增多。针对这种情况，万历和安歧﹑内阁大臣商议了许久，一方面要求地方官员救济农民，建立多年的救济仓常平仓防灾仓现在储藏大量粮食，应该发挥它稳定社会地作用了；一方面鼓励移民，鼓励无地农民向东北和台湾等新开辟地土地移民，移民由官府提供口粮和路费，到了移民地之后，还可以继续得到官府的资助。
商人是最大地得益者，因为新财政税赋政策，免除了大量的杂税和内地关税，而且大开海禁后，海外贸易兴盛，银两流入，也带动了国内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沿海省份，商人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收购民间货物，将这些货物买给商会，或者运到沿海港口买给外国人。由于海外需求的旺盛，在江南地区，手工业作坊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纺织业，苏杭湖等地出现了拥有上千张纺织机的大户；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松江的棉织业商人雇佣居民生产暑袜，计件付资。作坊雇佣居民，组织生产，不仅交纳大量的税赋，还收留了不少的流民。因此，一些有良好口碑的作坊主在万历十三年曾得到朝廷的嘉奖，同时也有几个对待雇工﹑下人狠毒的作坊主受到了惩罚。
江南沿海商业繁荣的同时，在广大的内地山西﹑安徽和四川也有较大的发展。这些省份的商业税赋比万历初年增长了近一倍。特别是山西，这个传统商业兴盛之地，近年发展迅速，不但不比沿海的省份落后，反而由于钱庄票号等金融业的发展，势力大增，隐隐有占据全国第一的趋势。而垄断盐业的安徽商人由于朝廷的盐务改革，势力受到了打击；他们被迫向其他领域拓展业务，他们在长江中下游拥有的广泛商业网络，很快就在与浙江闽江商会的竞争中占据上风，重新崛起。
这时候，出现了更多的商会组织，他们大多仿照香江闽江浙江三大商会的组织形式建立，采取基本相同的管理模式。其中大部分是基于地域的联合，比如四川商会和徽州商会，也有行业联合的，比如山西的票号联，就是五家山西票号的联合体。分散的力量较弱的个体联合起来组成商会，形成更加强大的力量，让他们在与他人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位置。新成立的商会大多在国内活动，而香江闽江浙江三大商会则将大部分的力量用在了海外，在南洋他们以葡萄牙西班牙为榜样，有样学样：组织移民，控制岛屿，争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