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策 第一百四十一章 積重難返

第一百四十一章 積重難返

第一百四十一章 積重難返

後世對王元慶的評價非常多，在很多人看來，王元慶只能算得上是“功過參半”的國家領導人，但是沒人否認王元慶在特殊時期做出的特殊貢獻，不管是一意孤行的發動對日戰爭、還是義無返顧的推行政治改革，王元慶在他那個時代做了應該做的事情，為中華民族復興做出了卓越貢獻。

作為“後來者”，王元慶的很多貢獻都不比紀佑國差。

別的不說，“政治改革”就足以讓王元慶與共和國、乃至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偉人比肩。

如果說王元慶是“自覺自願”的推行政治改革，肯定沒人相信。雖然王元慶與紀佑國的關係非同一般，深得趙潤東、彭茂邦、潘雲生、龐興龍等前輩領導人支持，與項鋌輝、宗應仁、顧衛民的關係還算不錯，甚至得到了絕大部分少壯派軍人的擁戴，但是王元慶的基礎遠不如紀佑國與趙潤東，上任之初的影響力也比不上紀佑國與趙潤東，即便打贏口木戰爭也無法在眾多官員心目中樹立足夠的威望。

實際情況是，王元慶上任的時候，政治改革已經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當年，紀佑國面臨的問題是全球金融危機對共和國經濟造成的嚴重影響，必須設法為成千上萬的勞動者提供勞動崗位，讓成千上萬的家庭獲得可靠的經濟來源，經濟發展成了紀佑國的首要任務。為此，紀佑國啟動了“炎黃計劃”，依靠超前的科學技術發起了堪稱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產業結構調整”，從根本上解決了經濟發展問題，甚至為後來應付全球大蕭條打下了基礎。

王元慶上任的時候，面臨的問題就是與經濟發展嚴重倒置的政治體制。

雖然在“產業結構調整”後效的影響下，共和國的經濟仍然在繼續前進，而且隨著全球大蕭條結束，世界各國經濟逐漸復甦，共和國的經濟發展獲得了新的增長點，但是國家發展不能以偏概全，更不是一好遮百醜。在廣西工作的時候，王元慶就認識到，共和國的所有國內問題都與政治體制有關。

解決不了政治體制產生的問題，任何改革都是換湯不換『藥』。

更嚴峻的是，如果由政治體制產生的問題得不到根本『性』的解決，“改革”不但會成為既得利益階層牟取新利益的工具，還會受到民眾的堅決反對。不說別的，中南風暴之後，趙潤東決定將3家規模最大的國營電力集團拆分成6家規模較小的公司，允許民營資本經營包括聚變核電站在內的電力項目；改變由國家電網集團統一制定電力價格的制度，由各家電力公司直接與消費者簽署電力供應合同；打破國家電網集團與國營電力集團的電價的壟斷，讓民眾享受到更加低廉的電價，推動“電力革命”的前進步伐，從而更大限度的擴大國內消費市場，拉動經濟增長。該改革方案一出，反對聲不絕於耳，就連普通民眾都堅決反對。原因無二，民眾並不認為能夠從這項改革中獲得好處，認為國家藉此擴大壟斷規模，變相增加民眾的生活負擔。由此可見，受各種弊端的影響，民眾已經談“改革”『色』變，認為“改革”不是為了“讓利於民”，而是變相增加民眾的負擔。

失去民眾支持，改革還能繼續下去嗎？

一方面，民眾希望能夠獲得更多的好處；另外一方面，民眾對改革失去了信任。

矛盾相加，後果難以想像！

上任之初，王元慶給李存勳“佈置”了一項非常特殊的任務：利用軍情局的資源，繞過所有其他部門，在全國範圍內秘密進行與民眾的生活生產、與改革工作息息相關的“全民問卷調查”。

這份調查的內容如何，除了王元慶與李存勳之外，沒人知道。

看完調查報告之後，王元慶就一把火燒掉了原件，並且命令李存勳不得在有生之年向任何人提起與調查相關的事情。

直到王元慶去世後，李存勳才在其回憶錄中提到了這件事。

當然，李存勳的回憶錄在他去世之後才出版。

可以說，調查結果足以用“觸目驚心”來形容。

當時共和國國內矛盾嚴重到什麼程度呢？也許幾組數字更容易說明問題。2026年，中央與地方稅收總計226478億元，約佔國民生產總值的19.4%。表面上賦稅率並不高，但是算上94782億元的行政收費、127457億元的土地出讓金（全歸地方『政府』）、47567億元的“其他收入”等“非稅收收入”，實際賦稅率為42.5%。這個賦稅率高不高呢？發達國家中，達到同樣賦稅率的只有法國與推行社會福利制度最為完善的北歐四國。與這些國家相比，共和國的社會福利低得完全可以“忽略不及”，在2026年的『政府』開支中，用於教育、醫療、養老等各種社會福利的總支出僅佔“稅收”的22%，遠低於美國的60%、法國的65%與北歐四國的80%。由此可見，共和國的實際賦稅率非常驚人，幾乎到了民眾無法承擔的地步。更讓人觸目驚心的是，絕大部分稅收沒有用在民生建設上，僅行政開支就佔了“稅收”的一半以上。

實際情況，肯定比這些數字更加嚴峻。

除了高額稅收之外，共和國的最大問題就是“結構『性』浪費”。在軍情局重點調查的東部與南部發達地區，每年的“結構『性』浪費”就佔到了行政總支出的三成左右。以上海、廣州兩地來說，僅在2026年就以“公共基礎建設”與“公共設施維護”為名，支出了近20000億元的費用，而這其中，至少有15000億用在了不該用的地方，比如對建成不到5年的道路橋樑進行重建、花費大量的資金維護還在“保質期”內的基礎設施。

導致這些問題的原因是什麼？

不用人說，老百姓的心裡最清楚。

以公共基礎建設來說，因為從監管到撥款，大權均掌握在『政府』手中，最終導致監管不到位、隨意撥款的現象屢禁不止，大量資金被用在了與民生無關的工程上，而且工程質量絲毫得不到保證。軍情局在重慶調查的時候，聽到很多老百姓反應，在20世紀建成的石板坡長江大橋用了快半個世紀了，仍然結構堅固、還能使用至少50年，而在21世紀修建的數座大橋，幾乎年年翻新、年年維護，能否使用20年都是個問題。

用西方國家的話來說，共和國『政府』最愛搞的就是“基礎工程”。

改革近50年，基礎建設搞了50年，仍然年年在搞，年年擴大。原因是什麼？不是說基礎工程不重要，任何國家要想騰飛，都需要堅實基礎。20世紀30年代，美國也轟轟烈烈的大搞基礎建設，修建了數條貫穿全美的高速公路與鐵路，不但為美國的經濟發展打下了基礎，還為美國成為超級大國打下了基礎。關鍵是，基礎建設肯定有個限度，不可能一直搞下去。從2025年開始，共和國的人口就逐漸減少，正式進入“人口衰退期”，即便共和國的城市化進程還在加快，可是按照各個機構給出的評估，共和國的基礎設施已能保證城市化順利完成，不再需要大興土木，而應該集中力量解決城市化帶來的民生問題。

『政府』樂於搞基礎建設，因為這是看得見的東西！

相似的問題還有很多，比如紀佑國通過立法對“公車”做出了嚴厲限制，卻沒有辦法限制『政府』以“工作需要”的名義向行政人員發放高額“出行補貼”。換句話說，『政府』不再為行政人員配公車，卻以現金的方式幫行政人員買私車，為行政人員補貼油費。

歸根結底，都是『政府』的權力過大，大到無法監督，也沒人可以監督。

巨大的“結構『性』浪費”，導致了嚴重的社會貧富差距，也導致了嚴重的社會矛盾。

如果不是“產業結構調整”使共和國建立起了足以與西方國家匹敵的高端製造業，創造了新的出口增長點，共和國的政治問題早就轉變成了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僅電動汽車一項，每年就為共和國創造了數千萬個就業崗位與數以千億計的出口收入。可是出口總有個限制，隨著歐美在複合蓄電池領域取得的成功，即便共和國一再提高提供給民用市場的複合蓄電池的標準，也不可能長期霸佔高端市場。激烈的競爭，最終必然使出口受阻，從而使出口問題轉變為國內社會問題。

共和國要想繼續前進，必須擺脫對出口的嚴重依賴，提高國內消費。

增強消費，就得提高民眾收入，解決貧富差距問題。

毫無疑問，要想解決貧富差距，就得推行政治改革。

從根本上講，王元慶推行政治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為共和國建立一套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保證國家長治久安。落實到現實中，政治改革必然、也必須使民眾從中獲益，才能取得最終的勝利。

軍情局的秘密調查，最終促成王元慶下定發起政治改革的決心。

把目光放得更開闊一點，就能發現，王元慶搞政治改革，不僅為了解決國內問題，還為了改善共和國的國際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