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策 第二十一章 易筋伐髓

第二十一章 易筋伐髓

第二十一章 易筋伐髓

“憲法修正案”公佈於眾後，再也沒人懷疑王元慶是個“理想主義政治家”。

當天晚上，國家電視臺的兩名播音員輪番上陣，總共用了2個半小時才讀完了“憲法修正案”（草案）的全部內容。雖然播音員的聲音中不含半點感情『色』彩，讓新聞報道顯得非常僵硬，但是對於密切關注共和國政權更迭的人來說，在2個半小時內獲得信息，足夠任何一家新聞機構忙上2個半月。

如同名字本身一樣，“憲法修正案”涉及到的內容就是對政治改革的總結。

當天晚上，全世界都熱鬧了。

用cnn的話來說：“憲法修正案”吹響了政治改革“總攻”的號角，必將成為共和國的歷史轉折點。

半島電視臺在報道相關消息時，除了用上了“歷史轉折點”之外，還明確提到，通過提出“憲法修正案”，王元慶對2013年由紀佑國發起的“產業結構調整”為開端、以政治改革為收尾的“新世紀改革”做了階段『性』總結，同時宣告了由紀佑國、趙潤東與王元慶共同開創的“黃金時代”的結束，共和國將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境外媒體毫不吝惜的讚揚，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憲法修正案”的重要『性』。

從共和國官方公佈的消息來看，“憲法修正案”主要涉及五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現有體制下的全民所有土地、社會公共基礎設施、集體財產的所有制問題，二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選舉與產生方式，三是立法、司法與行政等國家公共權力的分配、監督與實施原則，四是國家最高領導人與中央『政府』的產生方法，五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以及各級『政府』部門的關係。

毫無疑問，這是關係到共和國基本制度的五個關鍵問題。

可以毫不客氣的說，不管是誰，只要在解決了其中的任何一個問題，都有資格進入共和國歷史上最偉大領導人的行列。正是如此，當王元慶提出“憲法修正案”之後，即便是最現實的評論員都會把他當成“理想主義政治家”。

王元慶有多大的把握走完政治改革的最後一步呢？

共和國國家電視臺在做相關報道的時候已經給出了答案。作為共和國的官方喉舌，國家電視臺的觀點實際上就是共和國最高當局的觀點，也就是王元慶的觀點。國家電視臺提出“全民表決”，實際上就是王元慶傳達給全國公民的政治信號，是爭取民眾、特別是那些積極擁護政治改革的民眾支持的政治信號。王元慶這麼做，反映出了兩個現實問題：一是在共和國高層、特別是代表各大利益集團的代表中，絕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憲法修正案”，甚至會有很多人反對；二是民間支持“憲法修正案”的力度遠遠大於中央，公民對社會公共權利的訴求是推動改革的主要力量。

看清這兩個問題就不難明白王元慶有多大的把握了。

用半島電視臺的評論來說，只要王元慶一如既往的發揮出其政治才華，沒有任何人能夠改變共和國的前進方向，“憲法修正案”很有可能在一個月之內首先在全體代表大會上獲得通過，然後在一年之內通過全民表決得到最終確定。

當然，勝利並不是唾手可得。

即便在最樂觀的人眼裡，要想讓“憲法修正案”在全體代表大會上獲得通過，王元慶都要做出卓絕的努力。

別的不說，首先就得解決“全民表決”的合法『性』問題。

按照共和國現行的法律，“全民表決”沒有任何法律效力，甚至不可能實現，因為共和國的國家權力是通過“代表制度”履行的，公民沒有直接履行權利的途徑。當然，王元慶也不是毫無準備，而是在“憲法修正案”中明確提出了“直選法”。問題是，用“憲法修正案”中的條款去佐證“憲法修正案”表決方式的合法『性』，在因果邏輯上並不成立。如此一來，王元慶必須在此之前用其他手段，比如出臺行政法案或者臨時法案，首先承認“全民表決”的法律地位。

不管怎麼說，“憲法修正案”可以看成是共和國內部政治鬥爭的巔峰。

道路是艱辛的，前途也是美好的。

可以說，除了目標過於遠大之外，所有優勢都在王元慶的手中。軍隊不用多說，就算第三次軍事改革傷害了很多軍人的利益，因為項鋌輝要等到新『政府』成立之後，也就是向下任國家元首請辭之後才會離開總參謀部，而軍隊的高層，也就是“少壯派”早就與王元慶結成了“利益共同體”，所以只要王元慶還住在元首府，軍隊就會無條件的聽從指揮。民眾的支持更不是問題，在佔共和國總人口大約七成的“改革派”中，就算不是所有人都會支持“憲法修正案”，也有絕大多數會站在王元慶這一邊；事實上，就連一些政治改革的反對者也能從中獲益，從而成為“憲法修正案”的支持者。最後就是全體代表大會的代表，如果不出所料，肯定有人提出反對意見，隨後在爭辯中通過新法案；用西方新聞媒體的話來說，共和國並沒形成真正意義上的議會制度，在所謂的“議會”中沒有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別，也就沒有不同的政治主張，絕大部分“議員”都是名副其實的“甭派”，也就是常說的“騎牆派”，只要大的政治方向沒有動搖，表決往往只是走過場的儀式化工作。

正是如此，從一開始，共和國的民眾就被美好的未來衝昏了頭腦。

當然，誰也不能否認“憲法修正案”給絕大部分共和國公民帶來的好處。

“土地所有制改革”方面，王元慶提出的方案比很多人想像的還要理想，不但針對既得利益群體做出了明確的規定，還對未來的利益分配問題做了規定。更重要的是，“土地所有制改革”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與“戶籍制改革”一同提出來的。僅此一點，就足以讓絕大部分共和國公民，特別是中產階級成為改革的堅定擁護者。要知道，“戶籍制”已經存在了2000多年，進入21世紀後成了共和國社會矛盾的主要誘引。別的不說，世紀初的高房價問題就與戶籍制有著密可分的關係。更重要的是，“戶籍制”存在嚴重違憲的嫌疑，因為“戶籍制”與憲法中規定的公民享有的社會公共權利相牴觸。按照王元慶提出的改革方案，除了將現有的“使用權”按照一定比例轉變為“所有權”之外，從新憲法生效之日開始，共和國現有的全民所有制土地中，除了公共用地、自然保護區、基礎設施用地之外，其餘土地將通過拍賣的方式私有化，變賣國有土地所得歸入“國家主權基金”，為全部公民共同享有；集體所有土地通過集體協商，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加以解決；從新憲法生效之日開始，戶籍制度全面作廢，在現有共和國居民身份管理制度的基礎上建立“共和國全民檔案”，“居民身份”變為“公民身份”，任何共和國公民從出生之日開始就擁有獨一無二的身份號碼，並且憑此號碼享受公民權利與履行公民義務。因為涉及到“公民身份”的細節問題太多，所以在官方公佈的相關消息中沒有全面提及，只是強調了“公民身份”是確保公民自由活動與自由居住權的基石。當然，從立法的角度看，要想建立起完善的“公民身份制度”，需要的就不是一次憲法修正案這麼簡單了。

實際上，對絕大部分共和國公民來說，最看重的還是“憲法修正案”中的第二點。

簡單的說，第二點就是“直選法”。

政治改革搞了10年，在實現了縣市一級代表直選之後，通過直選產生國家最高權力機構與最高領導人早就成為了全國公民討論得最多的話題之一。王元慶不失時機的提出“直選”，擺明想借此爭取全國絕大多數公民的支持。

問題是，“直選”並不是說句話那麼簡單。

早在2033年，也就是王元慶第二屆任期的第二年，就有代表提出，應該儘快強化共和國的“兩級議會”，為加大民主政治改革打下基礎。隨後就有代表提出了擴大協商大會權限範圍的法案，想借此提高協商大會的政治地位。當時讓外界不太理解的是，在推行“兩級議會制”的時機已經成熟的情況下，王元慶竟然無動於衷，沒有把代表的意見放在眼裡，也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因為隨後進行了幾項非常重要的改革，所以關於“兩級議會制”的討論也在當年偃旗息鼓，再也沒有人提起了。

直到這個時候，王元慶才提出了“直選”的解決方案。

按照他在“憲法修正案”中提到的相關條款，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構仍然是全體代表大會，只是將對全體代表大會的組成方式進行全面調整。以往的常務代表大會保留192個席位，其中30個席位歸中央，另外162個席位歸54個省級行政區，即每個省級行政區擁有3個進入常務代表大會的名額；全體代表大會的規模將大大縮減，代表人數減少到740人，其中270個席位由中央安排，另外470個席位仍然歸各個省級行政區。光看這些，會讓人覺得王元慶照搬了西方的民主議會制度。只有看到細節，才知道，這是王元慶針對共和國的國情弄出來的議會制度。在所謂的“高院”中，中央的30個名額主要提供給國家領導人與中央『政府』，而各個省級行政區獲得的3個名額中，只有1個名額由該省代表大會推舉產生，另外2個名額通過直選產生。在所謂的“普院”中，中央的270個名額除了提供給國家領導人之外，還可以用來平衡地區影響，而提供給54個省級行政區的470個名額則按各省在該屆選舉中的投票總數中所佔份額進行分配。

因為與直選有關的法律需要單獨制訂，所以以什麼方式實現直選，還是個未知數。

當然，老百姓最關心的還有國家最高領導人的選舉問題。

雖然在絕大部分人看來，在共和國這種大國中，不可能通過“純粹的直選”來決定國家最高領導人，實際上也沒有任何一個類似的國家採用了“純粹直選”，比如美國總統選舉靠的是“選舉人票”，而不是“選票”。但是在已經公佈的消息中，老百姓仍然發現了一些端倪，比如“國家最高領導人的選舉問題關係到國內團結”。按照很多人的猜測，王元慶肯定不會走“直選”的道路，也不會照搬西方國家的方法。事實上，用什麼方法選出國家最高領導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國家最高領導人將在共和國的未來政治生活中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也就是說，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共和國政治體制中的地位將決定其產生方式。

看清這個問題，就不難猜測王元慶的安排了。

在某些“知情人士”看來，王元慶很有可能是共和國最後一任“強勢元首”，在他之後“元首”的概念將發生重大改變，至少在和平時期，共和國不會再次出現能夠決定整個國家命運的“超級領導人”，國家權力交給由選舉產生的“議員”，集體政治代替寡頭政治，成為新的政治風向標。

果真如此的話，國家元首肯定不會直選產生，而是間接產生。

很多人忽略了一個至關重要的任務，即在王元慶描繪的“民主政治”藍圖下，作為精髓的黨派競爭將如何產生？

實際上，這也是外界猜測的主要話題之一。

因為王元慶沒有在“憲法修正案”中給出答案，共和國官方也沒有公佈相關信息，所以按照外界的猜測，王元慶很有可能選擇『性』的忽視了這個問題，降低改革的難度，等到時機成熟之後再提出解決方案。

到此，“憲法修正案”的第三點與第四點，也就是權力分配問題、以及最高領導人與中央『政府』的產生問題也得到了解決。

在普通民眾看來，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就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實際上，在10年政治改革期間，王元慶已經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傳達出了調整中央集權制度的信號，或者說承認了中央集權制度存在的致命缺陷。用紀佑國在其回憶錄中提到的話來說，21世紀初，共和國暴『露』出來的眾多問題，幾乎都中央同地方的矛盾有關；作為一個擁有十多億人口與上千萬平方千米國土的大國，雖然中央集權能夠最大限度的確保共和國的主權、以及中華民族的完整『性』，但是也將極大限度的限制共和國的發展，製造眾多難以解決的國內矛盾。

“放權”成為了“中央地方關係改革”的代名詞。

如果看遠一點就能發現，10年來，王元慶已經為此做了很多準備。別的不說，“精兵簡政”就為統治體制改革打下了基礎。隨著中央『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裁減公務員數量，縮減煩瑣的『政府』機構，很多權力已經下放給了地方『政府』，並且逐步取消了以往那種從中央到達地方的垂直管理方式。

對王元慶來說，最後要做的，就是通過立法的方式確定新制度的合法『性』。

當然，在普通民眾看來，新的統治制度肯定會成為推動共和國發展的新動力，因為賦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權力，等於解放了地方發展受到的束縛，讓地方『政府』可以根據自身的情況與需要確定發展方向。

不管怎麼說，“憲法修正案”描繪的未來值得所有人期待。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放鬆了警惕。

在舉國沸騰的時候，仍然有不少人保持了冷靜。23日夜間，一批社會學家就聯合致電元首府、全體代表大會與國務院，希望元首能夠慎重考慮修憲問題，因為在他們看來，修憲的做法過於激進，很有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嚴重後果。更有一些學者直言不諱的提到，如果在修憲問題上出現錯誤，共和國將重蹈覆轍，王元慶將成為共和國的“鍋巴”，將共和國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雖然將此時的共和國與半個世紀前的蘇聯相比有點牛頭不對馬嘴，畢竟共和國的改革已經持續了近60年，“新世紀改革”也進行了20多年，不但民意基礎非常牢固，統治集團也比較團結，不大可能在一夜之間變天，但是有所擔憂並沒錯，要知道，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改革。更重要的是，這場改革將產生什麼結果，別說王元慶說不清楚，恐怕連紀佑國都說不清楚。

雖然作為“知情者”，李存勳沒有杞人憂天的擔憂，但是在他看來，並不是所有擔憂都是空『穴』來風。對於王元慶的舉措，李存勳也非常震驚。當天晚上，見過王元慶之後，在返回軍情局的路上，李存勳仍然有點恍惚，覺得白天發生的事情像是在做夢一樣。

只有一點很清楚，暴風驟雨即將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