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蔣幹 《三從四德與七出之條》（轉載）

《三從四德與七出之條》（轉載）

《三從四德與七出之條》

“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三從四德 定義、源流

“三從四德”是為適應父權制家庭穩定、維護父權—夫權家庭（族）利益需要，根據“內外有別”、“男尊女卑”的原則，由儒家禮教對『婦』女在一生在道德、行為、修養的進行的規範要求。

“三從”一詞最早見於周、漢儒家經典《儀禮?喪服-子夏傳》，在討論出嫁『婦』女為夫、為父服喪年限（為夫三年，為父一年）時，說“『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引申為作為女兒、妻『婦』和母親的『婦』女應對男『性』服從。但『婦』女屈從由來已久，“女”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是屈身下跪的形象（出示字型）；《周易》中有主張『婦』女順從專一、恆久事夫的卦辭，後來要求『婦』女殉夫守節，限制寡『婦』改嫁等。

“四德”一詞見於《周禮?天官?內宰》，內宰是教導後宮『婦』女的官職，負責逐級教導後宮『婦』女“陰禮”、“『婦』職，其中較高職位的“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本來是宮廷『婦』女教育門類，後來與“三從”連稱，成為對『婦』女道德、行為、能力和修養的標準即“三從四德”。

“三從” “未嫁從父”

“三從”道德從喪服制演化為人際間的主宰服從關係，與漢代倡導的“三綱”相對應——家庭中的“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推廣到『性』別關繫上就是“從父”、“從夫”。

“從”有多重含義——聽從、隨從、服從、跟從等意思。被要求遵從三從道德的『婦』女不能自專、自主，必須遵父命、夫旨、子意行事，做到為女孝，為妻賢，為母良。

“未嫁從父”就是要求沒有出嫁的“在室女”聽從父家長的話，“不違父命”就是“事親孝”（“親”按照孔子的解釋是指父母雙親，但又說“資於事父而孝母”）；女兒孝順，除了日常生活照顧周到，還要在父親遇危難時挺身而出，像西漢文帝時淳于緹縈說服文帝廢除肉刑，使父親免於罪；東漢曹娥為救落水的父親被淹死（史載有“曹娥碑”，表彰曹娥孝行）。在終身婚姻大事要聽從“父母之命”也是“從”和孝的表現。

“既嫁從夫”

“既嫁從夫”就是要求出嫁為人妻的『婦』女隨從、服從、跟從丈夫。“從夫”從女子出嫁就開始了，迎娶的儀式是“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從此始”；母親叮囑女兒“無違夫子”。到夫家，按照丈夫的輩分、名分得到親屬稱謂（如子媳、娣姒、嬸、嫂等）。妻子視丈夫為“天”，“天命不可逃，夫命不可違”，必須順從、敬重丈夫，夫唱『婦』隨。像漢代孟光對丈夫梁鴻“舉案（wan，音碗）齊眉”，被贊為“相敬如賓”。妻『婦』還需代丈夫行孝侍奉公婆日常生活，還要為丈夫生兒育女；“相夫教子”從宋代以來成為對『婦』女最重要的職責。“從夫”還有對丈夫忠誠不貳，保持貞『操』，丈夫死後不事二夫，甚至殉夫，春秋時期息國國君夫人息夫人，在丈夫被楚國俘獲，楚王『逼』她為夫人，她以死相拒，成為史書表彰貞節的模範。歷代官方表彰貞節烈成為制度，導致一些『婦』女自殘生命，甚至在丈夫將要病死和戰死前，妻妾們提前殉節，表示對丈夫的忠誠。

“夫死從子”

在“三從”中，唯有“夫死從子”令人費解，因為儒家倫理中有“尊母孝母”的傳統，母親對兒子擁有相當的權力。但禮教又規定：“『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禮記?郊特牲》）這裡的“從”就是“從其教令”，也就是凡事由父、夫、子做主的意思。對於死去丈夫的寡『婦』來說，“從子”就是“從夫”的延伸，她不但要守節不嫁，還要含辛茹苦地撫養兒子長大，對作為一家之長的兒子遵從，重大事情由兒子做主。春秋時魯國一位寡『婦』，有九個兒子，歲末祭祀完畢，她想回孃家探望，根據“夫死從子”的禮規，需經兒子們的同意；召集兒子來得到許諾後，她又囑咐九個兒媳看好門戶，說自己晚上一定回來；結果她回家天還沒有黑，就在門外等到天黑下來，被魯國大夫看見，表揚她守禮。孔子的嬸母敬姜也是模範寡『婦』，事事依禮行事，丈夫、兒子前後死了，她上午哭丈夫，傍晚哭兒子，被孔子讚揚為“知禮”。

“四德”

“四德”最初是對宮廷『婦』女的四種必備的修養——德行（德）、言辭（言）、容貌（容）、技藝（功）的培訓和修養，包括了傳統“『婦』學”四項教育內容，所以儒家稱作“四教”，又叫“四行”。本起源於宮廷『婦』女教育，屬於“陰禮”（『婦』女遵守的禮儀）、“陰職”（『婦』女擔負的職責），不久擴充套件到上層家庭對承擔『婦』女角『色』的修養。女孩十歲，就在家裡接受女師教育——教給“婉娩聽從”（德、言、容，柔順聽話），執麻橐（紡搓麻線，古代衣服多以麻、葛、絲為原料），治絲繭、織布製衣，學習準備祭祀和助祭的一系列工作（功，紡織、縫紉、備飯食酒漿等）。出嫁之前三個月，宗族請女師對女子培訓，“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培訓完成之後，還要舉行祭祀儀式，以成“『婦』順”。可見，“四德”是為“三從”道德服務的。“四德”後來泛化為對所有『婦』女的要求。按照鄭玄的解釋是：“『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娩，『婦』功謂絲橐。”後代一直不斷在做出新的解釋。

“『婦』德”

“『婦』德”是女教『婦』學中最重要的一項，鄭玄所說的“貞順”是『婦』德的核心。“貞”是堅守節『操』，守身如玉，對丈夫忠誠不貳；“順”就是《禮記》中說的“婉娩聽從”，對公婆、丈夫甚至對家族所有人謙恭有禮。漢代女教家班昭在《女戒》具體指出：“『婦』德不必才明絕異”（意思是不必具備特異才能，這是明代“女子無才便是德”流行語的最初依據），做到“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就是具備了『婦』德。班昭更注重『婦』女品行的修養，到了清末，以蘭鼎元《女學》為代表的女教書中，“『婦』德”標準更加具體繁細，對『婦』女在不同情境、不同角『色』中都有詳細的規範：身為妻『婦』，事夫、事舅姑（公婆）要恭順柔和，身為正妻，還要“去妒”，幫丈夫納妾；身為母親，要會“教子”，為繼母要“慈愛前子”；與家庭成員相處，要“和叔妹（小叔、小姑）”、“睦娣姒（妯娌）”。家境貧寒要能“安貧”，富貴還需“恭儉”。還要“敬身”、“重義”、“守節”、“復仇”……具備一系列美德。

『婦』言

禮教對『婦』女的言辭方面的規定，最初是出於害怕“利口覆家邦”（能言善辯的女人會顛覆國家），《詩經?大雅》中罵周幽王後褒姒“『婦』有長舌，唯厲之階”（長舌『婦』是亡國禍首）。然而言語（說話）也是一種必備的修養和技巧。鄭玄對“『婦』言”的解釋是“辭令”，也就是善於應對，說話得體的意思。班昭認為“『婦』言”不必伶牙俐齒、能言善辯，只要說話時考慮言辭是否恰當，不惡言傷人，不搶話、不多言，不使人討厭就行了。大家族最恨『婦』女之間言辭挑撥離間家庭成員不和，多嘴多舌、說話喋喋不休的『婦』女要受到懲罰，構成“七出”之一條。藍鼎元《女學》對“『婦』言”做了具體的正面引導，說“『婦』言不貴多，而貴當（恰當）”，各種場合需要用不同的恰如其分的言辭，如勉勵丈夫、教訓孩子、委婉勸諫、明志守禮、表現賢智、免於災禍……都需要運用恰當的言辭來達到預期目的。所以，“『婦』言”又需要智慧和知識修養。

『婦』容

儒家對『婦』女的容貌修飾有特殊的標準，孔子主張重德輕『色』，要丈夫對妻子“賢賢易『色』”，就是看中妻『婦』的品德代替重視美『色』；而對『婦』女容儀的要求是重質樸去修飾，而“冶容”近乎“誨『淫』”（刻意修飾打扮等於引誘男人『性』情之慾）。鄭玄對『婦』容的解釋是“婉娩”，就是溫順柔和的神態表情。班昭認為『婦』容不是指顏『色』美麗，而是日常生活中做到“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為『婦』容”——也就是做到勤於灑掃，服飾整潔、按時沐浴、講究衛生就符合『婦』容標準了。藍鼎元對『婦』容的要求側重不同場合的實用『性』，“『婦』容，貴端莊敬一，婉娩因時”，又細分為“事親”、“敬夫”之容要柔順恭敬，有妊（懷孕）之容要端莊，居喪之容要悲哀有節，避『亂』之容要鎮定自若，不失容度，必要時需義無返顧死烈殉節等等具體規

『婦』功

『婦』學四德中的“『婦』功”就是指『婦』女從事的勞動與工作。『性』別分工是男主外事，女主內事，所以“『婦』功”幾千年的標準沒有大變化——維持生活衣食之需的採桑養蠶、紡績織作，務中饋、備酒漿；還要奉養公婆、丈夫，生養孩子，招待賓客；另有重要的工作準備祭祀的用品和協助祭祀等。班昭認為，“『婦』功，不必工巧過人”，“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但是從家庭需要出發，巧媳『婦』歷來受到讚譽，“懶”和“笨”的『婦』女是受譴責和嘲弄的物件。藍鼎元還分出先後順序和目的，說“『婦』功，先蠶織，次中饋；為奉養，為祭祀——各執其勞而終之以學問……”事實上，『婦』女承擔的『婦』功不但是家庭得以延續的重要保證，也是歷代國家賦稅收入的重要來源，古有“一夫不耕天下為之飢，一『婦』不織天下為之寒”的成語，班固在《漢書?食貨志》指出『婦』女晝作夜集，每月相當於45個勞動日，比男人要辛苦。

“三從四德”小結

對“三從四德”，首先應該看到，這些對『婦』女的要求規範是特定時代、出於某種需要產生的，並且隨著社會的變化也有一些變化。在周代父權制婚姻家庭建立、男女內外尊卑界限明確規定之後，才有了要求『婦』女從父、從夫、從子，即家庭的女『性』角『色』服從男『性』的“三從”道德規範。而“四德”是女『性』實踐“三從”道德目標必須具備的禮儀、風度修養和『操』作技術，也就是要『婦』女既順從又能幹。“三從”道德的教戒勸譽、“四德”修養的提倡培訓，和“七出”條規的威嚇懲罰互動作用，逐漸規訓出儒家文化影響下的傳統『婦』女之“美德”。隨著時代的推移，父權對『婦』女的控制逐漸讓位於夫權，夫家利益高於父家的利益，對『婦』女更強調服從、緘默和犧牲，條規也更加具體繁細，『婦』女為之付出的代價也更多。但也應該看到，“三從四德”在儒家整體文化框架下，本身充斥著矛盾，如強調“從父”時，也需要聽從母親；強調從夫，妻子也“與夫齊等”。特別是“孝文化”的提倡，兒子對母親特別對寡母的尊孝，也是獨具中國特『色』的。至於“四德”，重視『婦』女品德儀表言辭修養，今天如能代之以以時代新內容（如“德”重在文明禮貌修養，“言”、“功”重在才能和創造『性』的培養，“容”適當注重修飾而不刻意化裝美容等），也頗有借鑑之處。

古代女子七出之條

一曰：沒有生兒子。

二曰：『淫』『蕩』。

三曰：不能討公婆的歡喜。

四曰：搬弄是非。

五曰：偷東西。

六曰：嫉妒。

七曰：得了惡疾。

七出之條 定義、源流

“七出”一詞起於漢代，至今可見的最早文獻是漢代的《大戴禮記?本命》，稱為“七去”、“七棄”。謂“『婦』有‘七去’：不順父母（此指公婆），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並解釋不順父母因其逆德，無子為其絕後，『淫』為其『亂』族，妒為其『亂』家，有惡疾為其不可與共粢盛（備祭祀供品），口多言為其離親，竊盜為其反義。然而，出妻現象早已有之，先秦『婦』女出嫁和被休同時稱“歸”，被休也叫“大歸”，被出的『婦』女叫“棄『婦』”。漢代提出“七出”與“五不娶”（『亂』倫之家、逆德之家、上代有受刑的、患惡疾的人家的女兒和沒有母親的長女）有關。這樣就把住婚姻的兩道關口。唐代將“七出”規條入律，當出不出和隨便棄妻都將受律法幹預；並將七出順序改變為“無子、『淫』佚、不事舅姑（公婆）、口舌、盜竊、妒忌、惡疾”。清律改為：“無子、不事舅姑、『淫』僻、嫉妒、惡疾、多言舌、盜竊”；而對犯『淫』僻的『婦』女沒有“三不去”的權變。“七出”次序的變化反映不同時代對『婦』女要求的標準不同。

不順父母

父權制家庭的建立首要的是維護父家長的尊嚴和利益，娶媳『婦』事奉孝順公婆是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孟子說過“娶妻為養”，就是事奉丈夫的父母。順、孝、事的理想標準如《禮記?內則》所要求的，“『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叫頭遍，媳『婦』起床梳洗到公婆處請安，奉水盥漱，侍侯用飯，沒有公婆的命令不敢退私室休息。媳『婦』必須唯公婆之命是從，“三從”中的“從夫”，實際“夫”需以父母之命是聽；“四德”中的每條都與事奉孝順公婆的修養有關。不順公婆的媳『婦』，起到擾『亂』家庭尊卑秩序、破壞和諧的作用，是違背孝德『婦』道，也是妻『婦』最嚴重的錯誤。因此，在尊崇孝德的漢代創造“七出“之條時把“不順父母”放在首條。許多因不孝順休妻的例子看來很不近情理，如東漢姜詩的妻子在婆婆面前叱罵以條狗，就被丈夫認為不孝順休棄，姜詩還被譽為孝子。是否順公婆，更多是主觀感受，一些公婆藉口不孝強迫兒子休妻，造成像《孔雀東南飛》中劉蘭芝與焦仲卿雙雙殉情的悲劇。

無子

“七出”之條中，該條對被休『婦』女而言，最是無辜。父權制家庭中婚姻的目的是“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娶妻就是為了生育後代；而按照父系傳承的世系原則，只有兒子才算延續香火的後代。因此，『婦』女不得不擔起“無子”的“罪名”。依制只能娶一個妻子，所以需休棄無子之妻，再娶新妻以生子。曹植《棄『婦』詩》寫道：“無子當歸寧（被休）……有子月經天，無子若流星；天月相終始，流星沒無精。”是說無子的『婦』女就像流星一樣在夫家短暫；只有生了兒子的妻子才能像日月經天在夫家站住腳。可見漢代因無子休妻的普遍存在。後代越來越重視“無子”在“七出”中的位置，開放如唐朝，唐律中把“無子”置於首位，這一直延續到明清。不過，後來流行無子的正妻為丈夫納妾，妾生子可視為己生，免於被出；若無子且妒，只有被休。歷代因無子被棄的『婦』女上至宮廷貴『婦』（如春秋時衛國夫人莊姜，出身高貴，品貌超群，《詩經.衛風.碩人》就是讚揚她而作，但她由於沒有生育而被疏遠冷落，《詩經?邶風?日月》舊說如是）下至民間（如曹植《棄『婦』詩》所詠）不可勝數。

“『淫』”

這裡是指『婦』女有放縱『淫』『亂』的行為，“僻”是行為邪僻不正，『淫』僻被認為是『婦』女道德品行最大惡德。（儒家在『性』行為、『性』道德上也是奉行男女雙重道德標準的）該條要求妻子對丈夫保守貞『操』，不得與家族內外男子有染，以保持家族穩定和血統純正（《大戴禮記?本命》“為其『亂』族也”）。對已婚『婦』女來說，被認為是自身可掌控的最大的過錯，“萬惡『淫』為首”。宋代以後重視“處女貞”（守貞『操』的未婚女子，民間俗稱“黃花閨女”），有新婚夜“驗紅”的習俗（用白絹檢驗初婚夜夫妻『性』生活是否有血，有血即是貞潔處女，無血，就斷定犯『淫』即刻休棄）。唐律令把“『淫』佚”提到第二條；清律列在第三條，但又規定犯“七出”之條中，惟獨對犯“『淫』佚”條不執行“三不去”（詳見第23檔案）的權變規定而格休勿論。家族在對犯『淫』『婦』女處罰上起重要作用，如清代江西臨川孔氏支族家規規定“『婦』與人私，斷令改嫁；其夫不嫁，革餅逐出，生子不得名登團拜；凡族中婚姻喜慶之類，俱不得與；不得派行稱呼”。『婦』女犯『淫』除休棄外，更有施行“沉塘”（沉”（將犯『淫』『婦』女綁在竹木板上塘底淹死，湖南等地習俗）等嚴厲懲罰。宮廷懲罰『淫』『亂』的『婦』女有“幽閉”（是處罰『淫』行的酷刑即《尚書?呂刑》“宮闢疑赦”之宮刑，男子割勢，女子毀壞生殖器，僅次於死刑）。至於小說、戲劇中如《水滸》對犯『淫』的妻『婦』嫂非休即殺在後代影響深遠。

惡疾

“惡疾”，《大戴禮記?本命》認為是“不可與共粢盛（備祭祀供品）”，東漢何休認為“惡疾棄，不可事宗廟也。”何休把喑、聾、盲、癘、禿、跛、佝都歸入惡疾，未免太泛，除了“癘”傳染『性』強難以治癒，其他6種殘疾並不妨礙祭祀。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癘，惡疾也。”“癘”通“癩”，就是麻瘋病，傳染『性』強，患者遍身爛灼，『毛』發凋零，指節自解，為不治之症。『婦』女患此惡疾除不許參與祭祀外，也影響生活、生育，不能承擔倫理責任，自然被父權制家庭休棄。後來，把患有精神方面疾病的也視為惡疾，如清代直隸安平縣歸可子妻岳氏，因患有羊角瘋，被丈夫以“七出”中的“惡疾”條休棄；岳氏回孃家養病，漸漸康復，而歸可子已再婚娶妻；岳氏看復婚無望，又不願改嫁，就投井『自殺』了。（事見李塨《恕谷後集》卷7，《可母嶽墓碣銘》）

嫉妒

“妒忌”（“嫉妒”）出妻，是要懲罰那些對丈夫多納妾不滿、敢於表現在語言和行動上的正妻。認為嫉妒有背“『婦』德”中的柔順之德、賢惠之道，其目的是維護父權制家庭丈夫多娶、家族多子的利益需要。《說文解字》對“妒”解釋為“『婦』妒夫”，相應還有“媢”字是“夫妒『婦』”，說明當時『婦』女有外遇或通『淫』的情況，引起丈夫嫉妒情況比較多；後來人們更習見妻子對丈夫納妾的嫉妒了。先秦時代，上層『婦』女即使嫉妒也不一定被出，《左傳》記載晉國叔向的母親羊叔姬（嫡妻）嫉妒叔虎的母親（妾）長得漂亮，不讓丈夫多接近她，怕妾生下兒子威脅叔向的地位，她不但未被休，《左傳》還稱讚她聰明。到了東漢的馮衍妻任氏因阻止丈夫納妾被丈夫休遣，馮衍寫信給妻弟說自己按照先聖之禮納妾遭到妻子嫉妒，是自己和家庭的不幸，不去此『婦』，家不寧、不清，福不生，事不成。從魏晉南北朝一直到唐朝，上層『婦』女中嫉妒制夫的現象還非常普遍，直到理學佔統治地位的明清時代，『婦』女嫉妒減少甚至主動為丈夫納妾的多了起來。

多口舌

“四德”對“『婦』言”的要求，作為妻『婦』應沉靜寡言，“言不貴多而貴當”。父權制家庭忌諱妻『婦』多言，主要因為怕外來的妻『婦』會離間家庭內部人際關係，特別是兄弟間的關係，導致家庭不和甚至瓦解。如漢初陳平年輕時與兄嫂同住，其兄每日耕田，而鼓勵陳平到外面遊學，嫂子嫌陳平不生產白吃飯，說：“有叔如此，不如無有！”被丈夫休棄，趕回孃家。東漢李充的妻子也因妻子多言而出之。在妯娌間搬弄是非、製造家族不和也是多口舌的表現。後代連篇累牘的女教書中，普遍認為『婦』女多言是違背『婦』道，不賢、瘋癲，難為夫家所容。清代唐彪《『婦』女必讀書》中說：“『婦』人賢不賢，全在聲音高低、語言多寡中分：聲低言寡者賢，聲高言多者不賢也。”《清平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蓮記》就是寫一個聰明敏銳，『性』情直率，不受禮法約束，說話無忌，出口成章的李翠蓮，到婆家不為所容，而遭休棄，也不為自家哥嫂接納，終於出家為尼。

盜竊

把妻『婦』“竊盜”（不是指在外盜竊他人財物，而是家內）作為“七出”之一條，一方面反映『婦』女沒有獨立財產權，更反映出父權制家庭（族）為維護父權—夫權家族的財產利益而對『婦』女進行控制。《禮記?內則》規定：“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即使孃家人的饋贈也要交給婆婆，更不能把丈夫家的財物“私假（借）”、“私與（給）”，不然就構成“竊盜”，這被認為“吃裡扒外”。所以，把妻『婦』竊盜的罪名定為“反義”，即違反常情常理。在父權制婚姻家庭制度中，男家為內，女家為外。《韓非子?說林》中講衛國女子因出嫁前聽她母教導——婚姻不可靠，被丈夫遺棄很普遍，應該自己積攢財物，到婆家後照乃母話行事被發現，“其姑以其多私而出之”。後代大家族家法規定妻『婦』不得把大家族的公共財物據為小家所有，鄭氏家規要求家庭勞作如紡線必須集體進行，不許分散在各自小家，每天收工前檢查有無缺少，嚴格防止竊盜私藏歸小家庭。

“七出”小結

“七出”是對『婦』女而設的懲罰規條。明初劉基就說過“七出”不是“聖人意”，乃“後世薄夫之所云”。他認為犯『淫』、妒、不孝、多言、盜竊這五條，出妻尚有道理，而“惡疾”與“無子”，是人不願有之大不幸，而竟被出，有悖天理人情。（《鬱離子》）從今天的眼光看，“七出”的用意：（1）在於鞏固父權—夫權家庭（族）秩序——如以“不孝”出妻為了維護家長尊嚴和轉移養老責任給『婦』女，以“『淫』僻”、“嫉妒”、“多言”出妻為了保持尊卑有序、血緣純正和人際和睦；（2）為維護父權—夫權家庭（族）的利益，包括世系延續及其象徵意義、社會聲譽和物質利益，以“無子”、“惡疾”、“盜竊”等不近情理的條規出妻。責怪、壓制、懲罰『婦』女使其屈從犧牲，是“七出”之條對『婦』女構成壓迫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與“七出”相補充的還有“三不去”規定：“有所取（娶）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大戴禮記?本命》）這是對“七出”的一種變通，對那些孃家無人、與夫守孝三年和與夫共歷貧賤患難的妻子當出而給予“豁免”，但對於犯『淫』的『婦』女是不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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