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第二節

第二節

在挽救渙散的民心，重新樹立百姓對朝廷的信心這一點上，萬曆可以說是煞費苦心。勤政務實，讓有見識的人看到希望；推行仁政，惠及百姓，獲得百姓的擁護；躬行禮儀，遵守這個時代的道德，使自己佔據道德的制高點。此外，對女真和蒙古的一系列勝利，也給萬曆幫了大忙。在萬曆的示意下，通過朝廷的邸報，這些勝利或多或少的誇大，被傳揚到全國各地。這是最好的催化劑，讓帝國的百姓感到安心；士子們在挑逗語言的暗示下，會想到尊王攘夷，甚至會模糊的感到國家民族的概念，他們也因此有了相同的歸屬。

大體來說，萬曆在這一方面取得了成功，雖然十五年的時間漫長了一點。但是只要能保障最後的成功，又有什麼關係呢？治大國如烹小鮮，在萬曆看來，這個時期的大明好像一艘破敗的船，隨時都有覆沒的危險，經過張居正和自己的努力，情況雖有好轉，但仍然不是樂觀的時候。

所以，萬曆十年張居正病勢，萬曆在穩定朝政後，便全力讓政局平穩下來。盡全力鞏固和深化張居正改革的成果。一棵樹要長成參天大樹，沒有深廣的根系是不可能的。這五年中，萬曆繼續推行改革的時候，還有兩個不得不提的大事。第一就是澄清吏治，第二是財政改革。

傳統帝王治理天下需要重視的不是禮儀就是人事。禮儀關係到政權的合法性。人事則關係到政事的成敗，國家的興亡，常在得人與否。萬曆明白體制的作用，實際上他也一直在體制上做文章，但仍然不敢輕視人事。其中力量打擊貪汙腐敗，說來感慨，萬曆十二年。抓到的第一個方面典型就出在治理水利地潘季訓手下。潘季訓總理北方水利事務，工程浩大，經手的錢糧眾多。在督察院海瑞和廉政司鄒元標的聯合偵辦下，查出潘季訓手下大批官員涉嫌貪汙，侵佔銀錢二十萬兩以上。萬曆震驚的同時，也感到憤怒和無奈，當即下旨嚴辦，依法處理涉案的官員。連帶潘季訓也受到降級處分。

有了這一教訓，萬曆亡羊補牢，一方面加強檢察的力度，加快了廉政司的擴建，命令錦衣衛也加入到反貪的行列中來；一方面嚴格官員地任命和選拔，注重個人品德，在源頭上防止腐敗；一方面完善戶部的預算制度和檢察院的審計制度，依靠制度。讓貪官汙吏無計可施。

不過，這幾年最應該提的還是財政改革。明朝的財政稅收制度不是總收總髮，而且恰恰相反。在本朝初期，徵收實物為稅賦，人民納稅實物不入倉庫。而是直接供應于軍士﹑官員﹑工程或者其他國家支出。因此全國佈滿了這短距離的補給線，此來彼往，側面收受，既無架構。也提不出準確的統計數字，以致朝廷無法在財政上做出有效的預算和控制。這種財政稅收制度是和民間經濟地發展相脫節的，不著眼於提倡扶助先進的經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後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地安全。它阻礙了交通通訊、銀行業、保險業，商業組織和法律的發展，也阻礙了各地區互通有無和分工合作。阻礙了大明的近代化過程。

財政上的困難，很多人都看到了。而首先進行改革地就是張居正，他在清量田畝後，強制推行“一條鞭法”，變實物稅賦為貨幣稅賦，並且合併雜稅，方便人民交稅，也方便朝廷徵收和統計。萬曆親政後。改革又再進一步。範圍從農業上擴展到商業和手工業。所有的稅賦都先納入各地的倉庫，經過統一的調度和配置。再分撥給不同的地方。建立更完善的統計制度和預算結算制度，不光中央如此，地方省府也相應的有了統計和預算制度，基本上實現了總收總髮，朝廷對國家財政狀況有了比較清晰的瞭解。到萬曆十四年，大明地財政總收入達到三千四百萬兩，總支出達到三千萬兩，剩餘庫存四百萬兩，和張居正改革期間的太倉庫每年歲入四百萬兩的情況基本相當。

在民間，這種財政政策的影響是巨大的。其中影響最大的不是商人而是農民，因為要交納銀兩，農民往往在秋收後出賣糧食，因為物多價賤，加上商人有意壓價，農民往往忍痛低價賣出；而到了每年春天，糧食短缺，農民又不得不高價買入商人的糧食和種子。一來一往，商人得益，農民受損，土地兼併加劇，流民增多。針對這種情況，萬曆和安歧﹑內閣大臣商議了許久，一方面要求地方官員救濟農民，建立多年的救濟倉常平倉防災倉現在儲藏大量糧食，應該發揮它穩定社會地作用了；一方面鼓勵移民，鼓勵無地農民向東北和臺灣等新開闢地土地移民，移民由官府提供口糧和路費，到了移民地之後，還可以繼續得到官府的資助。

商人是最大地得益者，因為新財政稅賦政策，免除了大量的雜稅和內地關稅，而且大開海禁後，海外貿易興盛，銀兩流入，也帶動了國內商業的發展。特別是在沿海省份，商人深入到社會的各個角落，收購民間貨物，將這些貨物買給商會，或者運到沿海港口買給外國人。由於海外需求的旺盛，在江南地區，手工業作坊有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紡織業，蘇杭湖等地出現了擁有上千張紡織機的大戶；江西景德鎮燒造瓷器，火光燭天，因而稱之為“四時雷電鎮”；松江的棉織業商人僱傭居民生產暑襪，計件付資。作坊僱傭居民，組織生產，不僅交納大量的稅賦，還收留了不少的流民。因此，一些有良好口碑的作坊主在萬曆十三年曾得到朝廷的嘉獎，同時也有幾個對待僱工﹑下人狠毒的作坊主受到了懲罰。

江南沿海商業繁榮的同時，在廣大的內地山西﹑安徽和四川也有較大的發展。這些省份的商業稅賦比萬曆初年增長了近一倍。特別是山西，這個傳統商業興盛之地，近年發展迅速，不但不比沿海的省份落後，反而由於錢莊票號等金融業的發展，勢力大增，隱隱有佔據全國第一的趨勢。而壟斷鹽業的安徽商人由於朝廷的鹽務改革，勢力受到了打擊；他們被迫向其他領域拓展業務，他們在長江中下游擁有的廣泛商業網絡，很快就在與浙江閩江商會的競爭中佔據上風，重新崛起。

這時候，出現了更多的商會組織，他們大多仿照香江閩江浙江三大商會的組織形式建立，採取基本相同的管理模式。其中大部分是基於地域的聯合，比如四川商會和徽州商會，也有行業聯合的，比如山西的票號聯，就是五家山西票號的聯合體。分散的力量較弱的個體聯合起來組成商會，形成更加強大的力量，讓他們在與他人的競爭中處於有利的位置。新成立的商會大多在國內活動，而香江閩江浙江三大商會則將大部分的力量用在了海外，在南洋他們以葡萄牙西班牙為榜樣，有樣學樣：組織移民，控制島嶼，爭奪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