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列颠之影 第一百二十章 三头同盟
在罗马的法律与元老院溃败之后，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被交付到了三位以复仇为名、以野心为实的人物手中。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对于斯托克马的质问，亚瑟没有立刻回应，仿佛那些掷地有声的话语不过是一阵微风。
他既没有说话，也没有擡头，只是按着自己的节奏，一刀一刀的把盘中的那块小牛排切成小块，送入口中。
然而，他越是这样处事淡然，斯托克马就越是感到举棋不定。
他并不清楚亚瑟的身后到底有什么倚仗，刚刚开口质问亚瑟与威灵顿公爵和皮尔爵士有关联，也不过是他根据这段时间肯辛顿宫中发生的事情所做出的推断。
毕竟从常识角度出发，斯托克马真的很难想象，亚瑟·黑斯廷斯，这位伦敦大学的教务长，居然可以在没有任何政治势力支援的情况下调动苏格兰场的便衣警察。
与此同时，他更不可能相信，一个背后没人支援的家伙居然可以平稳渡过高加索事件引发的外交风波，并顺利透过英国外交部的内部调查。
当然，关于亚瑟背后的势力究竟是谁这一点上，最合理的解释其实是以布鲁厄姆勋爵为首的激进派们。
只不过，鉴於伦敦大学系在议会的全面失势，这个答案已经被排除了。
而亚瑟·黑斯廷斯作为一位曾经的天主教徒，他天生就不受托利党内的高等托利派待见。
至于目前的辉格党主流里，帕麦斯顿子爵和他的关系向来恶劣，而前任内务大臣邓坎农子爵则对苏格兰场的迅猛扩张十分不满，并且非常不喜欢这位在苏格兰场举足轻重的传奇人物。首相墨尔本子爵虽然对他并不讨厌，但是出于与激进派势力划清界限的初衷，短期之内也并不打算启用这位布鲁厄姆勋爵的学生。
所以说，在眼下这个时刻，辉格党绝对不可能成为亚瑟的靠山。
而在经过一系列的排除后，斯托克马只能认为这位昔日的警界明星是一位托利党皮尔派的得力干将。
并且，由于苏格兰场与罗伯特·皮尔那段无可分割的渊源，亚瑟·黑斯廷斯属于皮尔派的理由也非常充分。
更别提，斯托克马还特意派人收集了去年一整年的《泰晤士报》，并从中发现了《英国佬》旗下的作者们曾经大张旗鼓的替本杰明·迪斯雷利助选的事迹。
虽然亚瑟·黑斯廷斯爵士本人从未出现在迪斯雷利的竞选集会上，但是只要细细查证二人的关系，便很容易发现他们俩同为帝国出版公司董事会成员。
而就在大选召开之前，亚瑟·黑斯廷斯爵士还十分巧合的安排了那场在圣马丁教堂举办的罗伯特·卡利警官纪念仪式，并且将做开场白的殊荣交给了迪斯雷利先生。
如果细细分析起来，亚瑟·黑斯廷斯爵士，这位常常自称是“住在海德公园边的无名小卒”的年轻人，其实要远比常人认知中的印象更有能量。
斯托克马突然丢掷那样的观点，也只不过是想诈一诈他。
归根结底，他也不敢把亚瑟给逼急了，毕竟这位帝国出版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手中可掌握着不少发声渠道。
只要亚瑟乐意，他随时都可以在舰队街散播对维多利亚不利的讯息，只要一晚上的时间，维多利亚公主与人私通的谣言就可以传遍整个伦敦。
只不过，目前来看，亚瑟并没有这方面的意思，而且他身为王储的家庭教师，肯定也是更希望维多利亚顺利继位的。
叮当。
那是刀背碰到瓷盘时发出轻微的响声。
亚瑟放下刀叉，擡起餐巾擦了擦嘴：“阁下，我无意指摘，但是，您难道不觉得您刚才那番无端指控有些失礼吗？我这一早上都在为了公主殿下的事情前后奔走，结果到头来，却只换了您一句，我是别有用心。恕我实在无法接受您的观点，如果这就是利奥波德陛下的意思，我可以接受立刻退出肯辛顿宫，反正对于公主殿下来说，她的修辞学水平已经打好基础了。”
斯托克马脸上的神情变了一变，他确实没想到亚瑟会用这样的语调作答，不愤怒，却锋利，话语里没有一句高声，然而每一个单词都在提醒他，试探已经越线了。
苏格兰场的警官们都知道，亚瑟·黑斯廷斯爵士不是那种会轻易发火的人，可正因为他是这个性格，所以他的冷淡回应才更具分量。
在这方面，进步青年莱德利，或者说奎因小姐，他就很有经验，比起怒斥和咆哮，亚瑟爵士的沉默和离席才是真正的警告。
斯托克马当即起身，轻轻扶了下帽檐：“请您原谅我刚才的无礼，那并非我的本意。您也知道的，一夜之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我难免会感到心急。”
亚瑟没有回应，只是把餐巾搁在旁边，平静地看着他，仿佛在等他说点更有诚意的。
斯托克马稍作停顿，像是认真斟酌了下措辞，然后才继续说道：“利奥波德陛下对您一直是信任的，昨夜的混乱让我们都太过紧张了。我不该怀疑您在此事中的立场，您过去的所作所为，对这个国家、对王室的忠诚早已显而易见，我方才那番话……实在是失言。”
斯托克马生怕亚瑟一气之下会站到坎伯兰公爵那边，毕竟现如今的亚瑟可不仅仅是受到维多利亚的信任那么简单。
除此之外，他在苏格兰场和舰队街的势力也足以让他在王位继承战中占据一席之地了。
更何况，他的背后还有可能站着威灵顿公爵和罗伯特·皮尔。
如果此事当真的话，贸然将亚瑟扫地出门只会激怒这帮现阶段依然对维多利亚心存幻想的托利党温和派，并让他们深感未来政治前途黯淡，从而导致他们坚定支援坎伯兰公爵继位。
假如说斯托克马可以在肯辛顿宫代表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的意志，那亚瑟·黑斯廷斯爵士就是皮尔派在肯辛顿宫的话事人。或许亚瑟的身份没有那么崇高，但是从帮助维多利亚继位的重要程度上看，他绝对不可或缺。
而为了让他能够继续站在维多利亚一侧，比利时政府可以付出一些适当的筹码。
斯托克马见他没有拂袖而去，便顺势坐了回去。
他的语气变得柔和了不少：“您为公主殿下所做的努力，所有人都看在眼里。利奥波德陛下也常说，如果肯辛顿宫能多几位像您这样冷静而有担当的人物，想必他即便远在布鲁塞尔，也能多睡几小时安稳觉。”
他笑了笑，好似随口一提道：“顺带一提，我前日刚收到一封信，是布鲁塞尔的某位内阁成员写来的。他说，英格兰电磁电报公司的那份建设申请……格式写得相当得体，审阅进度也比预期快了一些，兴许是因为那天会议室里阳光不错，所以大家心情都比较好。不过，这都是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了，交给下面操办就行了，实在是用不着劳您费心。”
亚瑟听到这话，心情明显好了不少。
这才是他喜欢的做事方式，大伙儿有来有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才叫做生意。
像是约翰·康罗伊那样，只能拿着加薪说事，就让他跑到苏格兰场替肯辛顿宫下封口令，这实在有些上不得台面。
他这一年以来，替康罗伊搞定了皇家学会的会员资格，让康罗伊的小情人在阿尔罕布拉剧院演了一出独角戏，还几次救肯辛顿于水火之中，拔高了维多利亚在民间的声望，图的难道就是康罗伊许诺的那点儿加薪吗？
除了加薪以外，康罗伊提的最多的无非就是等维多利亚继位后，可以替亚瑟谋个宫廷的职位。
但是……
呵，这点芝麻粒实在是入不了亚瑟·黑斯廷斯爵士的眼。
反倒是比利时方面，一出手就是电报线路的建设大单，后续还有各种政府补贴和长期的维护合同，比约翰·康罗伊开出的条件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更重要的是，人家后面还有四条铁路电报线的合同吊着胃口呢。
如果亚瑟不和比利时人站在一起，那就纯属和公司股价过不去了。
“阁下。”亚瑟终于开口道：“说到底，我不是个不讲情面的人。我相信你的话，我们的愿望都是公主殿下能够安安稳稳的度过这段时间。因此，我以为您如果愿意冒雨来这一趟，不应该只是为了和我讲一封格式得体的公文吧？”
他放下杯子，目光移向斯托克马：“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是指考利和休特警官撞见的那一幕，而是更深的事情。肯辛顿宫里，现在到底是个什么局面？”
斯托克马反问道：“您对莱岑夫人怎么看？”
“莱岑夫人？”亚瑟开口道：“一个十分称职的保姆，她的行为举止、信仰的坚定程度也非常符合王储导师的身份。”
斯托克马听到这儿，微微点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康罗伊今早一早就找了肯特公爵夫人，说莱岑夫人必须立刻离开肯辛顿宫。”
亚瑟的指尖有节奏地敲打着桌面，他沉默了一会儿：“您想留下莱岑？”
斯托克马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如果您是真心为了公主殿下考虑，那您多半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
亚瑟喝了口咖啡：“看来约翰·康罗伊爵士确实不得人心，威廉陛下讨厌他，利奥波德陛下也不喜欢他，公主殿下对他又恨又怕，现如今他又多了您这个对手。不过……话说回来，我也确实不明白公爵夫人为何如此信任他。康罗伊这次是用了什么理由逼莱岑离开的。”
斯托克马知晓了亚瑟的态度，有了这位盟友，他更多了几分对付康罗伊的底气：“理由倒也不难猜，他说莱岑夫人失职，对公主疏于管教，才会让她有机会与不合适的人私下接触。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莱岑夫人早就在教育和精神层面失去了对殿下的指导权。”
说到这里，斯托克马停顿了一下：“这次的事件，固然有莱岑失职的原因，但是如果把所有事情都怪罪到她的头上，实在是有些过了。况且，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愿意看到肯辛顿宫出现康罗伊一人独大的局面。眼下，肯辛顿宫有莱岑，有您，有我，还能对他稍作制衡。但是您和我毕竟是没办法在肯辛顿宫常住的，能够时刻伴在公主殿下身边的只有莱岑，如果她从宫里离开，那无论我们在外面怎么使劲，以后都很难再撬开肯辛顿宫的嘴了。”
听到这里，亚瑟总算是听到了自己想听的正题了。
康罗伊想踢走莱岑，亚瑟和斯托克马又何尝不想顺势解决他。
“您说得没错。”亚瑟开口道：“但是，如果要让莱岑留下，光靠咱们是不够的。肯辛顿宫里真正说话管用的人是公爵夫人，但是您也知道的，她对康罗伊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如果康罗伊执意要这么做，您就很难让公爵夫人改口。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公开施压，这种宫廷丑闻如果传出去，对谁都没好处。”
“听您的口气，您已经有办法了？”
亚瑟轻轻点头道：“事情不能由我们这些外人来提。”
“您的意思是？”
“得让公主殿下自己开口。”亚瑟喝了口咖啡：“而且我觉得她肯定会为了莱岑开口的，毕竟现在她都敢于夜会埃尔芬斯通了，没有理由她会不敢替自己最亲近的朋友挺身而出。”
斯托克马沉吟了一阵：“但是这还不够……我们还得从别的方面给公爵夫人来些压力。”
“这个简单。”亚瑟笑着开口道：“您如果想给她找不痛快，只要把昨晚的事情透给国王陛下就行了。当然了，我说的是温莎城堡里的那个，不是布鲁塞尔的那个。国王陛下同样讨厌康罗伊，以他的性格，肯定不会对莱岑的遭遇坐视不理。”
“那如果国王陛下的警告也不管用呢？”斯托克马犹豫道：“您也知道，肯辛顿宫和他的关系向来恶劣，公爵夫人未必会向他低头。”
亚瑟笑了笑：“如果这样还不够的话，那我们不是还有埃尔芬斯通吗？您难道忘了，公爵夫人最怕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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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蛋章 亚瑟·黑斯廷斯：一个理智囚徒被驱策的野心
《亚瑟·黑斯廷斯：一个理智囚徒被驱策的野心》第一卷：被抹去的名字
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有些名字的出现并未伴随惊雷与号角，它们悄无声息地出现，就像是一只落在书页上的苍蝇，既没有惊扰读者的注意，也不曾显示出自身的重量。而亚瑟·黑斯廷斯，这个名字最初出现于官方档案中，便是以这样一种悄然无息，甚至有些尴尬的方式。
1810年1月15日，亚瑟·黑斯廷斯，这位未来的大英帝国内阁秘书长出生在了约克郡布拉德福德乡村地区的某家济贫院里。那个时候恐怕没有任何人会预料到，这个襁褓中的男婴今后将会一次次地出现在《泰晤士报》的头版头条、政府部门的秘密通报和外交部的往来密函当中。
作为一个济贫院里出生的孩子，亚瑟·黑斯廷斯的家世绝对称不上显赫，也没有任何贵族的家族传承（如果不论其与黑斯廷斯侯爵家族那段可疑的血缘关系的话）。他的父辈既非军功累累的海军上将，也非妙笔生花的文坛才子。甚至连最初认识他的人，也很难说清这个年轻人到底是靠的什么走上了那条通向权力核心的道路。
他在济贫院里成长到了六岁，如果这段岁月能够被称作“成长”的话。
那是一种没有语言，也没有未来的成长。孩子们成群地瘦弱着，被塞进粥罐一样毫无希望、千篇一律的安排当中，吃、睡、祷告，接受粗陋的教训，默默地等待着下一个不幸的清晨。布拉德福德的冬天特别漫长，灰色的天光如同尸衣，挂在每一扇窗户上。
小亚瑟常常坐在炉边，看着风吹动门缝里的灰尘。他很少说话，却从未哭闹，也从未和其他孩子争斗过。他看起来就像一块沉默的石头，随时随地准备把自己掩埋进尘土当中。
但正是这种沉默，引起了一位偶然来访者的关注。
那是1816年的一个下午，冬天的积雪尚未消融，一位头发花白、背部佝偻的老绅士在仆人的搀扶下走进了济贫院，作为布拉德福德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之一，他是来看望当地教区的慈善专案的。
老乡绅的名字在附近村庄口耳相传，但从未登上过伦敦报纸的版面。他的财产早已凋敝，仆役也所剩无几，但依旧可以在家中种上几株紫杉，养上几只短毛猫，在附近的乡村装一装阔。
这位老乡绅在巡视粥房时，无意间看到了那位将来的英国内阁秘书长。别的孩子都在哭，都在闹，都在向他伸手乞求，而小亚瑟却一个人站在角落里，如同一只不肯靠近炉火的猫。他没有去看老乡绅，但他却知道老乡绅一直在看着他。
人们至今也搞不清楚，那位老乡绅当时究竟动了什么念头。是怜悯？是孤独？还是由于晚年丧子导致的对孩子们的爱屋及乌？总之，不久之后，院方便接到了一封申请函，要求将小亚瑟交给老乡绅充当生活学徒，即仆人兼伴读之用，而老乡绅给出的理由也相当具有说服力：他愿意承担亚瑟的所有衣食起居费用，并提供适当的教育。
在那个年代，这已经是无数济贫院儿童所能期望的最好结局之一了。
然而，对亚瑟来说，那并非幸福的开始，而只是命运第一次将他悄然推出废墟。
他离开济贫院那天，没有哭，也没有回头，只是把那条系了补丁的围巾扯得紧了一些。他很清楚，从此以后，他不再是可怜的济贫院儿童，而是成为了某个人“私有财产”的一部分，这一点他很早就懂了。
乡绅的庄园不大，老宅子的窗沿满是污损和剐蹭的痕迹，马棚里只剩下两匹老马和一辆款式落伍的马车。宅中除了老乡绅以外，只有几位年老的佣人以及一位替他管理田产的管家。
虽然年纪不大，但小亚瑟很好的抓住了这次机会，他在农庄里卖力的干活，没几年的时间就成了附近有名的养猪能手。而这位老绅士，似乎始终把亚瑟当作某种补偿来看待，他教亚瑟认字，让亚瑟为他读书、整理药盒、擦拭手杖和挂钟，有时候甚至让亚瑟坐在壁炉前，听他回忆自己年轻时在伦敦闯荡的往事。
这段生活持续了近十年之久，亚瑟也在其中沉默地长成了一个少年。
只是这位大英帝国的“内相”仿佛有意想要淡化那段泥泞不堪的童年，使得人们对他的童年了解寥寥，外人只得透过他那本形迹可疑的自传《人生五十年》来拼凑一些模糊的线索。
但正如他在《人生五十年》里所留下的那句耐人寻味的话，他的线索有许多都是靠不住的——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纪念我的一生，而是为了在你们纪念我之前，先给出一个版本。因为对于我来说，人的生命从最初就是一场告别，而不是归属。
“他死的时候，我守在床边。他念着亚瑟·黑斯廷斯的名字，我就当那是我。临终前他给了我一个签名，一个姓氏，一个模糊的故事。我接受了这些东西，就像士兵接受了一把没有弹药的步枪，它可能没用，但拿在手里，你总归显得像个军人了。当然，我最后并没有成为军人，而是成为了一个中产阶级，名义上的。”
几个小时后，老乡绅断了气。
床头柜上，留着一封遗嘱和更名文契。
葬礼办得很简单，几位老佣人穿着不合身的黑衣出席，牧师诵读祷文，亚瑟低头不语，一切都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安静、体面、无可置疑。
接下来，他该离开了。
他出发了，没有亲人送别，没有故土乡情，亚瑟·黑斯廷斯从布拉德福德登上了南下伦敦的马车。
此时的英国，虽然尚未完成民主化的华丽转身，却早已进入了社会结构松动的前夜。工业的蒸汽正在重塑伦敦的城市风貌，吞吐著白色纸张的印刷机正逐步摧毁教会权威，新兴的中产阶级开始渴望不再依附贵族的庇护。旧秩序仍在苟延残喘，新世界却已浮现轮廓。
伦敦大学，这所1826年成立的大学，便是那个裂缝中最先迸发出的光。
这所大学与牛津、剑桥迥异，它不问出身、不问信仰、不强制拉丁文功底，也不设贵族子弟优先的门槛。作为一道遭到贵族蔑视的高等教育裂隙，它却正好为那些无法以血统进入上流社会的“异类”提供了入口。
在这里，你可以见到商人的次子、印刷匠的女婿、神学院放逐者、天主教和犹太教的异信者，甚至包括亚瑟·黑斯廷斯这样，一个不知其父为何人、不知其母葬何方的某某之子。
但是，毋庸置疑的，1826年，伦敦大学迎来了他们有史以来的最杰出校友。
亚瑟·黑斯廷斯并不是那种会在讲堂上高声发问的青年，也不属于那些总能在茶余饭后争论柏克与庞德究竟谁更爱国的学生团体，但是这不代表他在伦敦大学就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埃尔德·卡特，一位试图打破身份桎梏融入新时代的贵族青年，伦敦社交舞会的常客，未来的海军部常务秘书，皇家海军众多制度的起草者……
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是亚瑟·黑斯廷斯在伦敦大学里为数不多的朋友。
或者说，至少埃尔德·卡特本人是这样以为的。
和亚瑟·黑斯廷斯不同，埃尔德·卡特出生时便拥有了姓氏、家徽与悠久的家族传统。他的父亲是个过气的爱尔兰议员，母亲出身于诺丁汉的某个破败贵族，家里尚能维持体面，但远不足以跻身上院。他们原本指望埃尔德走皇家海军那条路，或者伺机进入东印度公司的文官系统。
但就像是许多热血上头的青年人一样，埃尔德偏偏想证明自己可以靠头脑和笔杆子在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他拒绝了东印度公司的海利伯里学院，也没有看牛津的贝利奥尔学院和剑桥的圣三一学院一眼。
他选择了伦敦大学作为自己的高等教育归宿。
或许是因为这两个年轻人此时阅历不深，而且内心中都怀揣着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期望，他们很快就变得私交甚笃。
那段日子，亚瑟·黑斯廷斯与埃尔德·卡特一同出现在了伦敦大学学生生活的各个角落：辩论社、哲学读书会、政论演讲集会，甚至是周末的慈善游行。
那时的他们，是被伦敦大学学生们称为“布卢姆斯伯里双子星”的存在：一个是有志投身改革的贵族后裔，另一个则是始终语言犀利、热情洋溢的庄园继承人。教授们私下里对他们评价不一，有人说他们是“现代社会的苗头”，也有人说他们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一阵轻风”。
但是当时又能有多少人可以想到，当年那些曾经由他二人亲笔书写的政论观点，日后会在《泰晤士报》和《经济学人》的社论中被帝国出版公司豢养的“文学流氓”以截然相反的立场一一批驳。
谁能想到，当1832年伦敦街头的改革游行燃起怒火、当伦敦塔下的示威人群与苏格兰场警察对峙之际，亚瑟·黑斯廷斯亲自向警队下达了镇压命令。
谁又能想到，1848年，当革命情绪从维也纳吹向伦敦，当宪章派试图闯入威斯敏斯特宫外高呼《人民宪章》之际，亚瑟·黑斯廷斯却没有去同情街上的人群，因为他不想重复自己1832年改革法案期间所犯下的错误。
一夜之间，桥梁、隘口、政府大楼……每一处战略要冲都可以见到他手下的苏格兰场“打手”。
皇家炮兵部队与近卫骑兵团被秘密调往伦敦外围部署，只不过，考虑到军队的出现可能激化情绪，他们并未直接出动。
但与此同时，白厅西侧那幢看起来毫无威严却掌控着帝国海权命脉的石楼里，一份直抵朴茨茅斯海军基地的调令已经发出。当天午夜，由蒸汽护卫舰“复仇者号”和蒸汽炮艇“维苏威号”领衔的海峡舰队分遣中队便从朴茨茅斯秘密启程，挂着例行训练的旗号，全速驶向泰晤士河口……
如果他们在1829年毕业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一个更宽容、更自由的英国社会，也许后来的一切会截然不同。
或许埃尔德·卡特会像他自己最初期望的那样，在圣詹姆士街开一家出版古典文献的小书店，白天用鹅毛笔抄写拜伦和雪莱的诗集，晚上邀上几位文艺青年饮酒作乐、谈天说地。
或许亚瑟·黑斯廷斯会在市中心某处租下一间低矮却朝南的公寓，成为他心心念念的历史学者，白天为《泰晤士报》和《晨报》写上两篇社论，晚上则埋头于十六、十七世纪的故纸堆里，偶尔在贫民救济组织里当一回义工，向他们讲述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契约。
可惜，
历史没有或许。
1829年，他们迎来的不是盛世的英伦，而是一次毫无预兆的经济危机。银行接连倒闭，追讨债务的通缉令充斥着报纸版面，运河与矿业股票暴跌，失业率飙升，纺织工人走上街头，印刷工人发动罢工，农村地区则因为农业减产爆发饥馑。
伦敦大学的新晋毕业生们，在那一年不是奔赴工作岗位，而是纷纷削减开支，寄居亲友，靠着旧衣裳和傍晚市场上的打折食品度日。
而亚瑟·黑斯廷斯，这个一度被教授们称为拥有“布卢姆斯伯里最锋利的舌头”的年轻人，却发现他递交的海量求职信，从未收到过一次回信。
他很快就明白了，那些在校时看起来唾手可得的机会，其实只是橱窗里精心布置的蜃景。中产的门槛从来不是靠学历，而是靠姓氏、靠教会背景、靠父亲的名字。
亚瑟沉默了。
沉默是他表达愤怒的一种方式。
埃尔德则爆发了。
他烧掉了那本用心校订的拉丁语版《理想国》，甩掉了花呢西装，听天由命的去了海军部报到。
然而，不论他们怎么想，命运从不会为了年轻人的一腔热血让路。
伦敦还未从上一轮经济低潮中复苏，新兴的中产阶级在股市暴雷和债券违约中元气大伤，而底层民众的愤怒也正在酝酿。政府在忧虑治安状况持续恶化之际，成立了一个名为“伦敦大都会警察厅”的新机构，史称“苏格兰场”。
正是在这一年，亚瑟·黑斯廷斯走进了苏格兰场，穿上了那套剪裁粗糙、样式新颖的深蓝色制服，从伦敦大学的学业金奖变成了街头巡警。
他从最底层做起，在夜色中沿着格林威治的中央大街巡逻，追赶扒手，敲打醉汉，阻止愤怒的失业工人朝教堂投掷石块。他曾试图按照课堂上学到的法律、哲学和所谓的历史惯性解决问题，然而他却发现这个城市更讲究拳头、口袋和门路。
“伦敦的街道教会了我一件事。人们所说的‘正义’，是个极其昂贵的词汇。它需要维持秩序的预算，需要印刷清晰的法律条文，需要市民们对公共场所的敬畏感，更需要人们至少能吃饱三顿饭。杰里米·边沁先生的功利主义哲学让我终身受用，我毕生都在致力于使得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多数的幸福。但是，由谁来决定什么是幸福？又该由谁来定义最大多数？这个问题，我终其一生都没能弄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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