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列顛之影 第一百二十章 三頭同盟
在羅馬的法律與元老院潰敗之後，國家的命運和前途被交付到了三位以復仇為名、以野心為實的人物手中。
——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
對於斯托克馬的質問，亞瑟沒有立刻回應，彷彿那些擲地有聲的話語不過是一陣微風。
他既沒有說話，也沒有抬頭，只是按著自己的節奏，一刀一刀的把盤中的那塊小牛排切成小塊，送入口中。
然而，他越是這樣處事淡然，斯托克馬就越是感到舉棋不定。
他並不清楚亞瑟的身後到底有什麼倚仗，剛剛開口質問亞瑟與威靈頓公爵和皮爾爵士有關聯，也不過是他根據這段時間肯辛頓宮中發生的事情所做出的推斷。
畢竟從常識角度出發，斯托克馬真的很難想象，亞瑟·黑斯廷斯，這位倫敦大學的教務長，居然可以在沒有任何政治勢力支援的情況下調動蘇格蘭場的便衣警察。
與此同時，他更不可能相信，一個背後沒人支援的傢伙居然可以平穩渡過高加索事件引發的外交風波，並順利透過英國外交部的內部調查。
當然，關於亞瑟背後的勢力究竟是誰這一點上，最合理的解釋其實是以布魯厄姆勳爵為首的激進派們。
只不過，鑑於倫敦大學系在議會的全面失勢，這個答案已經被排除了。
而亞瑟·黑斯廷斯作為一位曾經的天主教徒，他天生就不受託利黨內的高等託利派待見。
至於目前的輝格黨主流裡，帕麥斯頓子爵和他的關係向來惡劣，而前任內務大臣鄧坎農子爵則對蘇格蘭場的迅猛擴張十分不滿，並且非常不喜歡這位在蘇格蘭場舉足輕重的傳奇人物。首相墨爾本子爵雖然對他並不討厭，但是出於與激進派勢力劃清界限的初衷，短期之內也並不打算啟用這位布魯厄姆勳爵的學生。
所以說，在眼下這個時刻，輝格黨絕對不可能成為亞瑟的靠山。
而在經過一系列的排除後，斯托克馬只能認為這位昔日的警界明星是一位託利黨皮爾派的得力幹將。
並且，由於蘇格蘭場與羅伯特·皮爾那段無可分割的淵源，亞瑟·黑斯廷斯屬於皮爾派的理由也非常充分。
更別提，斯托克馬還特意派人收集了去年一整年的《泰晤士報》，並從中發現了《英國佬》旗下的作者們曾經大張旗鼓的替本傑明·迪斯雷利助選的事蹟。
雖然亞瑟·黑斯廷斯爵士本人從未出現在迪斯雷利的競選集會上，但是隻要細細查證二人的關係，便很容易發現他們倆同為帝國出版公司董事會成員。
而就在大選召開之前，亞瑟·黑斯廷斯爵士還十分巧合的安排了那場在聖馬丁教堂舉辦的羅伯特·卡利警官紀念儀式，並且將做開場白的殊榮交給了迪斯雷利先生。
如果細細分析起來，亞瑟·黑斯廷斯爵士，這位常常自稱是“住在海德公園邊的無名小卒”的年輕人，其實要遠比常人認知中的印象更有能量。
斯托克馬突然丟擲那樣的觀點，也只不過是想詐一詐他。
歸根結底，他也不敢把亞瑟給逼急了，畢竟這位帝國出版公司的董事會主席手中可掌握著不少發聲渠道。
只要亞瑟樂意，他隨時都可以在艦隊街散播對維多利亞不利的訊息，只要一晚上的時間，維多利亞公主與人私通的謠言就可以傳遍整個倫敦。
只不過，目前來看，亞瑟並沒有這方面的意思，而且他身為王儲的家庭教師，肯定也是更希望維多利亞順利繼位的。
叮噹。
那是刀背碰到瓷盤時發出輕微的響聲。
亞瑟放下刀叉，抬起餐巾擦了擦嘴：“閣下，我無意指摘，但是，您難道不覺得您剛才那番無端指控有些失禮嗎？我這一早上都在為了公主殿下的事情前後奔走，結果到頭來，卻只換了您一句，我是別有用心。恕我實在無法接受您的觀點，如果這就是利奧波德陛下的意思，我可以接受立刻退出肯辛頓宮，反正對於公主殿下來說，她的修辭學水平已經打好基礎了。”
斯托克馬臉上的神情變了一變，他確實沒想到亞瑟會用這樣的語調作答，不憤怒，卻鋒利，話語裡沒有一句高聲，然而每一個單詞都在提醒他，試探已經越線了。
蘇格蘭場的警官們都知道，亞瑟·黑斯廷斯爵士不是那種會輕易發火的人，可正因為他是這個性格，所以他的冷淡回應才更具分量。
在這方面，進步青年萊德利，或者說奎因小姐，他就很有經驗，比起怒斥和咆哮，亞瑟爵士的沉默和離席才是真正的警告。
斯托克馬當即起身，輕輕扶了下帽簷：“請您原諒我剛才的無禮，那並非我的本意。您也知道的，一夜之間發生了這麼多事，我難免會感到心急。”
亞瑟沒有回應，只是把餐巾擱在旁邊，平靜地看著他，彷彿在等他說點更有誠意的。
斯托克馬稍作停頓，像是認真斟酌了下措辭，然後才繼續說道：“利奧波德陛下對您一直是信任的，昨夜的混亂讓我們都太過緊張了。我不該懷疑您在此事中的立場，您過去的所作所為，對這個國家、對王室的忠誠早已顯而易見，我方才那番話……實在是失言。”
斯托克馬生怕亞瑟一氣之下會站到坎伯蘭公爵那邊，畢竟現如今的亞瑟可不僅僅是受到維多利亞的信任那麼簡單。
除此之外，他在蘇格蘭場和艦隊街的勢力也足以讓他在王位繼承戰中佔據一席之地了。
更何況，他的背後還有可能站著威靈頓公爵和羅伯特·皮爾。
如果此事當真的話，貿然將亞瑟掃地出門只會激怒這幫現階段依然對維多利亞心存幻想的託利黨溫和派，並讓他們深感未來政治前途黯淡，從而導致他們堅定支援坎伯蘭公爵繼位。
假如說斯托克馬可以在肯辛頓宮代表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一世的意志，那亞瑟·黑斯廷斯爵士就是皮爾派在肯辛頓宮的話事人。或許亞瑟的身份沒有那麼崇高，但是從幫助維多利亞繼位的重要程度上看，他絕對不可或缺。
而為了讓他能夠繼續站在維多利亞一側，比利時政府可以付出一些適當的籌碼。
斯托克馬見他沒有拂袖而去，便順勢坐了回去。
他的語氣變得柔和了不少：“您為公主殿下所做的努力，所有人都看在眼裡。利奧波德陛下也常說，如果肯辛頓宮能多幾位像您這樣冷靜而有擔當的人物，想必他即便遠在布魯塞爾，也能多睡幾小時安穩覺。”
他笑了笑，好似隨口一提道：“順帶一提，我前日剛收到一封信，是布魯塞爾的某位內閣成員寫來的。他說，英格蘭電磁電報公司的那份建設申請……格式寫得相當得體，審閱進度也比預期快了一些，興許是因為那天會議室裡陽光不錯，所以大家心情都比較好。不過，這都是些微不足道的細節了，交給下面操辦就行了，實在是用不著勞您費心。”
亞瑟聽到這話，心情明顯好了不少。
這才是他喜歡的做事方式，大夥兒有來有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才叫做生意。
像是約翰·康羅伊那樣，只能拿著加薪說事，就讓他跑到蘇格蘭場替肯辛頓宮下封口令，這實在有些上不得檯面。
他這一年以來，替康羅伊搞定了皇家學會的會員資格，讓康羅伊的小情人在阿爾罕布拉劇院演了一出獨角戲，還幾次救肯辛頓於水火之中，拔高了維多利亞在民間的聲望，圖的難道就是康羅伊許諾的那點兒加薪嗎？
除了加薪以外，康羅伊提的最多的無非就是等維多利亞繼位後，可以替亞瑟謀個宮廷的職位。
但是……
呵，這點芝麻粒實在是入不了亞瑟·黑斯廷斯爵士的眼。
反倒是比利時方面，一出手就是電報線路的建設大單，後續還有各種政府補貼和長期的維護合同，比約翰·康羅伊開出的條件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
更重要的是，人家後面還有四條鐵路電報線的合同吊著胃口呢。
如果亞瑟不和比利時人站在一起，那就純屬和公司股價過不去了。
“閣下。”亞瑟終於開口道：“說到底，我不是個不講情面的人。我相信你的話，我們的願望都是公主殿下能夠安安穩穩的度過這段時間。因此，我以為您如果願意冒雨來這一趟，不應該只是為了和我講一封格式得體的公文吧？”
他放下杯子，目光移向斯托克馬：“昨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不是指考利和休特警官撞見的那一幕，而是更深的事情。肯辛頓宮裡，現在到底是個什麼局面？”
斯托克馬反問道：“您對萊岑夫人怎麼看？”
“萊岑夫人？”亞瑟開口道：“一個十分稱職的保姆，她的行為舉止、信仰的堅定程度也非常符合王儲導師的身份。”
斯托克馬聽到這兒，微微點頭道：“我也是這麼想的。但是，康羅伊今早一早就找了肯特公爵夫人，說萊岑夫人必須立刻離開肯辛頓宮。”
亞瑟的指尖有節奏地敲打著桌面，他沉默了一會兒：“您想留下萊岑？”
斯托克馬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如果您是真心為了公主殿下考慮，那您多半知道怎麼做才是對的。”
亞瑟喝了口咖啡：“看來約翰·康羅伊爵士確實不得人心，威廉陛下討厭他，利奧波德陛下也不喜歡他，公主殿下對他又恨又怕，現如今他又多了您這個對手。不過……話說回來，我也確實不明白公爵夫人為何如此信任他。康羅伊這次是用了什麼理由逼萊岑離開的。”
斯托克馬知曉了亞瑟的態度，有了這位盟友，他更多了幾分對付康羅伊的底氣：“理由倒也不難猜，他說萊岑夫人失職，對公主疏於管教，才會讓她有機會與不合適的人私下接觸。更重要的是，他認為萊岑夫人早就在教育和精神層面失去了對殿下的指導權。”
說到這裡，斯托克馬停頓了一下：“這次的事件，固然有萊岑失職的原因，但是如果把所有事情都怪罪到她的頭上，實在是有些過了。況且，我想，應該沒有人會願意看到肯辛頓宮出現康羅伊一人獨大的局面。眼下，肯辛頓宮有萊岑，有您，有我，還能對他稍作制衡。但是您和我畢竟是沒辦法在肯辛頓宮常住的，能夠時刻伴在公主殿下身邊的只有萊岑，如果她從宮裡離開，那無論我們在外面怎麼使勁，以後都很難再撬開肯辛頓宮的嘴了。”
聽到這裡，亞瑟總算是聽到了自己想聽的正題了。
康羅伊想踢走萊岑，亞瑟和斯托克馬又何嘗不想順勢解決他。
“您說得沒錯。”亞瑟開口道：“但是，如果要讓萊岑留下，光靠咱們是不夠的。肯辛頓宮裡真正說話管用的人是公爵夫人，但是您也知道的，她對康羅伊可以說是言聽計從。如果康羅伊執意要這麼做，您就很難讓公爵夫人改口。而且我們也不可能公開施壓，這種宮廷醜聞如果傳出去，對誰都沒好處。”
“聽您的口氣，您已經有辦法了？”
亞瑟輕輕點頭道：“事情不能由我們這些外人來提。”
“您的意思是？”
“得讓公主殿下自己開口。”亞瑟喝了口咖啡：“而且我覺得她肯定會為了萊岑開口的，畢竟現在她都敢於夜會埃爾芬斯通了，沒有理由她會不敢替自己最親近的朋友挺身而出。”
斯托克馬沉吟了一陣：“但是這還不夠……我們還得從別的方面給公爵夫人來些壓力。”
“這個簡單。”亞瑟笑著開口道：“您如果想給她找不痛快，只要把昨晚的事情透給國王陛下就行了。當然了，我說的是溫莎城堡裡的那個，不是布魯塞爾的那個。國王陛下同樣討厭康羅伊，以他的性格，肯定不會對萊岑的遭遇坐視不理。”
“那如果國王陛下的警告也不管用呢？”斯托克馬猶豫道：“您也知道，肯辛頓宮和他的關係向來惡劣，公爵夫人未必會向他低頭。”
亞瑟笑了笑：“如果這樣還不夠的話，那我們不是還有埃爾芬斯通嗎？您難道忘了，公爵夫人最怕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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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蛋章 亞瑟·黑斯廷斯：一個理智囚徒被驅策的野心
《亞瑟·黑斯廷斯：一個理智囚徒被驅策的野心》第一卷：被抹去的名字
在歷史的地平線上，有些名字的出現並未伴隨驚雷與號角，它們悄無聲息地出現，就像是一隻落在書頁上的蒼蠅，既沒有驚擾讀者的注意，也不曾顯示出自身的重量。而亞瑟·黑斯廷斯，這個名字最初出現於官方檔案中，便是以這樣一種悄然無息，甚至有些尷尬的方式。
1810年1月15日，亞瑟·黑斯廷斯，這位未來的大英帝國內閣秘書長出生在了約克郡布拉德福德鄉村地區的某家濟貧院裡。那個時候恐怕沒有任何人會預料到，這個襁褓中的男嬰今後將會一次次地出現在《泰晤士報》的頭版頭條、政府部門的秘密通報和外交部的往來密函當中。
作為一個濟貧院裡出生的孩子，亞瑟·黑斯廷斯的家世絕對稱不上顯赫，也沒有任何貴族的家族傳承（如果不論其與黑斯廷斯侯爵家族那段可疑的血緣關係的話）。他的父輩既非軍功累累的海軍上將，也非妙筆生花的文壇才子。甚至連最初認識他的人，也很難說清這個年輕人到底是靠的什麼走上了那條通向權力核心的道路。
他在濟貧院裡成長到了六歲，如果這段歲月能夠被稱作“成長”的話。
那是一種沒有語言，也沒有未來的成長。孩子們成群地瘦弱著，被塞進粥罐一樣毫無希望、千篇一律的安排當中，吃、睡、禱告，接受粗陋的教訓，默默地等待著下一個不幸的清晨。布拉德福德的冬天特別漫長，灰色的天光如同屍衣，掛在每一扇窗戶上。
小亞瑟常常坐在爐邊，看著風吹動門縫裡的灰塵。他很少說話，卻從未哭鬧，也從未和其他孩子爭鬥過。他看起來就像一塊沉默的石頭，隨時隨地準備把自己掩埋進塵土當中。
但正是這種沉默，引起了一位偶然來訪者的關注。
那是1816年的一個下午，冬天的積雪尚未消融，一位頭髮花白、背部佝僂的老紳士在僕人的攙扶下走進了濟貧院，作為布拉德福德當地有頭有臉的人物之一，他是來看望當地教區的慈善專案的。
老鄉紳的名字在附近村莊口耳相傳，但從未登上過倫敦報紙的版面。他的財產早已凋敝，僕役也所剩無幾，但依舊可以在家中種上幾株紫杉，養上幾隻短毛貓，在附近的鄉村裝一裝闊。
這位老鄉紳在巡視粥房時，無意間看到了那位將來的英國內閣秘書長。別的孩子都在哭，都在鬧，都在向他伸手乞求，而小亞瑟卻一個人站在角落裡，如同一隻不肯靠近爐火的貓。他沒有去看老鄉紳，但他卻知道老鄉紳一直在看著他。
人們至今也搞不清楚，那位老鄉紳當時究竟動了什麼念頭。是憐憫？是孤獨？還是由於晚年喪子導致的對孩子們的愛屋及烏？總之，不久之後，院方便接到了一封申請函，要求將小亞瑟交給老鄉紳充當生活學徒，即僕人兼伴讀之用，而老鄉紳給出的理由也相當具有說服力：他願意承擔亞瑟的所有衣食起居費用，並提供適當的教育。
在那個年代，這已經是無數濟貧院兒童所能期望的最好結局之一了。
然而，對亞瑟來說，那並非幸福的開始，而只是命運第一次將他悄然推出廢墟。
他離開濟貧院那天，沒有哭，也沒有回頭，只是把那條繫了補丁的圍巾扯得緊了一些。他很清楚，從此以後，他不再是可憐的濟貧院兒童，而是成為了某個人“私有財產”的一部分，這一點他很早就懂了。
鄉紳的莊園不大，老宅子的窗沿滿是汙損和剮蹭的痕跡，馬棚裡只剩下兩匹老馬和一輛款式落伍的馬車。宅中除了老鄉紳以外，只有幾位年老的傭人以及一位替他管理田產的管家。
雖然年紀不大，但小亞瑟很好的抓住了這次機會，他在農莊裡賣力的幹活，沒幾年的時間就成了附近有名的養豬能手。而這位老紳士，似乎始終把亞瑟當作某種補償來看待，他教亞瑟認字，讓亞瑟為他讀書、整理藥盒、擦拭手杖和掛鐘，有時候甚至讓亞瑟坐在壁爐前，聽他回憶自己年輕時在倫敦闖蕩的往事。
這段生活持續了近十年之久，亞瑟也在其中沉默地長成了一個少年。
只是這位大英帝國的“內相”彷彿有意想要淡化那段泥濘不堪的童年，使得人們對他的童年瞭解寥寥，外人只得透過他那本形跡可疑的自傳《人生五十年》來拼湊一些模糊的線索。
但正如他在《人生五十年》裡所留下的那句耐人尋味的話，他的線索有許多都是靠不住的——我寫這本書，不是為了紀念我的一生，而是為了在你們紀念我之前，先給出一個版本。因為對於我來說，人的生命從最初就是一場告別，而不是歸屬。
“他死的時候，我守在床邊。他念著亞瑟·黑斯廷斯的名字，我就當那是我。臨終前他給了我一個簽名，一個姓氏，一個模糊的故事。我接受了這些東西，就像士兵接受了一把沒有彈藥的步槍，它可能沒用，但拿在手裡，你總歸顯得像個軍人了。當然，我最後並沒有成為軍人，而是成為了一箇中產階級，名義上的。”
幾個小時後，老鄉紳斷了氣。
床頭櫃上，留著一封遺囑和更名文契。
葬禮辦得很簡單，幾位老傭人穿著不合身的黑衣出席，牧師誦讀禱文，亞瑟低頭不語，一切都如他所期望的那樣：安靜、體面、無可置疑。
接下來，他該離開了。
他出發了，沒有親人送別，沒有故土鄉情，亞瑟·黑斯廷斯從布拉德福德登上了南下倫敦的馬車。
此時的英國，雖然尚未完成民主化的華麗轉身，卻早已進入了社會結構鬆動的前夜。工業的蒸汽正在重塑倫敦的城市風貌，吞吐著白色紙張的印刷機正逐步摧毀教會權威，新興的中產階級開始渴望不再依附貴族的庇護。舊秩序仍在苟延殘喘，新世界卻已浮現輪廓。
倫敦大學，這所1826年成立的大學，便是那個裂縫中最先迸發出的光。
這所大學與牛津、劍橋迥異，它不問出身、不問信仰、不強制拉丁文功底，也不設貴族子弟優先的門檻。作為一道遭到貴族蔑視的高等教育裂隙，它卻正好為那些無法以血統進入上流社會的“異類”提供了入口。
在這裡，你可以見到商人的次子、印刷匠的女婿、神學院放逐者、天主教和猶太教的異信者，甚至包括亞瑟·黑斯廷斯這樣，一個不知其父為何人、不知其母葬何方的某某之子。
但是，毋庸置疑的，1826年，倫敦大學迎來了他們有史以來的最傑出校友。
亞瑟·黑斯廷斯並不是那種會在講堂上高聲發問的青年，也不屬於那些總能在茶餘飯後爭論柏克與龐德究竟誰更愛國的學生團體，但是這不代表他在倫敦大學就沒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埃爾德·卡特，一位試圖打破身份桎梏融入新時代的貴族青年，倫敦社交舞會的常客，未來的海軍部常務秘書，皇家海軍眾多制度的起草者……
當然了，最重要的是，他是亞瑟·黑斯廷斯在倫敦大學裡為數不多的朋友。
或者說，至少埃爾德·卡特本人是這樣以為的。
和亞瑟·黑斯廷斯不同，埃爾德·卡特出生時便擁有了姓氏、家徽與悠久的家族傳統。他的父親是個過氣的愛爾蘭議員，母親出身於諾丁漢的某個破敗貴族，家裡尚能維持體面，但遠不足以躋身上院。他們原本指望埃爾德走皇家海軍那條路，或者伺機進入東印度公司的文官系統。
但就像是許多熱血上頭的青年人一樣，埃爾德偏偏想證明自己可以靠頭腦和筆桿子在社會中佔據一席之地，他拒絕了東印度公司的海利伯裡學院，也沒有看牛津的貝利奧爾學院和劍橋的聖三一學院一眼。
他選擇了倫敦大學作為自己的高等教育歸宿。
或許是因為這兩個年輕人此時閱歷不深，而且內心中都懷揣著對於未來生活的美好期望，他們很快就變得私交甚篤。
那段日子，亞瑟·黑斯廷斯與埃爾德·卡特一同出現在了倫敦大學學生生活的各個角落：辯論社、哲學讀書會、政論演講集會，甚至是週末的慈善遊行。
那時的他們，是被倫敦大學學生們稱為“布盧姆斯伯裡雙子星”的存在：一個是有志投身改革的貴族後裔，另一個則是始終語言犀利、熱情洋溢的莊園繼承人。教授們私下裡對他們評價不一，有人說他們是“現代社會的苗頭”，也有人說他們不過是“暴風雨來臨前的一陣輕風”。
但是當時又能有多少人可以想到，當年那些曾經由他二人親筆書寫的政論觀點，日後會在《泰晤士報》和《經濟學人》的社論中被帝國出版公司豢養的“文學流氓”以截然相反的立場一一批駁。
誰能想到，當1832年倫敦街頭的改革遊行燃起怒火、當倫敦塔下的示威人群與蘇格蘭場警察對峙之際，亞瑟·黑斯廷斯親自向警隊下達了鎮壓命令。
誰又能想到，1848年，當革命情緒從維也納吹向倫敦，當憲章派試圖闖入威斯敏斯特宮外高呼《人民憲章》之際，亞瑟·黑斯廷斯卻沒有去同情街上的人群，因為他不想重複自己1832年改革法案期間所犯下的錯誤。
一夜之間，橋樑、隘口、政府大樓……每一處戰略要衝都可以見到他手下的蘇格蘭場“打手”。
皇家炮兵部隊與近衛騎兵團被秘密調往倫敦外圍部署，只不過，考慮到軍隊的出現可能激化情緒，他們並未直接出動。
但與此同時，白廳西側那幢看起來毫無威嚴卻掌控著帝國海權命脈的石樓裡，一份直抵朴茨茅斯海軍基地的調令已經發出。當天午夜，由蒸汽護衛艦“復仇者號”和蒸汽炮艇“維蘇威號”領銜的海峽艦隊分遣中隊便從朴茨茅斯秘密啟程，掛著例行訓練的旗號，全速駛向泰晤士河口……
如果他們在1829年畢業的時候，迎接他們的是一個更寬容、更自由的英國社會，也許後來的一切會截然不同。
或許埃爾德·卡特會像他自己最初期望的那樣，在聖詹姆士街開一家出版古典文獻的小書店，白天用鵝毛筆抄寫拜倫和雪萊的詩集，晚上邀上幾位文藝青年飲酒作樂、談天說地。
或許亞瑟·黑斯廷斯會在市中心某處租下一間低矮卻朝南的公寓，成為他心心念唸的歷史學者，白天為《泰晤士報》和《晨報》寫上兩篇社論，晚上則埋頭於十六、十七世紀的故紙堆裡，偶爾在貧民救濟組織裡當一回義工，向他們講述什麼才是真正的社會契約。
可惜，
歷史沒有或許。
1829年，他們迎來的不是盛世的英倫，而是一次毫無預兆的經濟危機。銀行接連倒閉，追討債務的通緝令充斥著報紙版面，運河與礦業股票暴跌，失業率飆升，紡織工人走上街頭，印刷工人發動罷工，農村地區則因為農業減產爆發饑饉。
倫敦大學的新晉畢業生們，在那一年不是奔赴工作崗位，而是紛紛削減開支，寄居親友，靠著舊衣裳和傍晚市場上的打折食品度日。
而亞瑟·黑斯廷斯，這個一度被教授們稱為擁有“布盧姆斯伯裡最鋒利的舌頭”的年輕人，卻發現他遞交的海量求職信，從未收到過一次回信。
他很快就明白了，那些在校時看起來唾手可得的機會，其實只是櫥窗裡精心佈置的蜃景。中產的門檻從來不是靠學歷，而是靠姓氏、靠教會背景、靠父親的名字。
亞瑟沉默了。
沉默是他表達憤怒的一種方式。
埃爾德則爆發了。
他燒掉了那本用心校訂的拉丁語版《理想國》，甩掉了花呢西裝，聽天由命的去了海軍部報到。
然而，不論他們怎麼想，命運從不會為了年輕人的一腔熱血讓路。
倫敦還未從上一輪經濟低潮中復甦，新興的中產階級在股市暴雷和債券違約中元氣大傷，而底層民眾的憤怒也正在醞釀。政府在憂慮治安狀況持續惡化之際，成立了一個名為“倫敦大都會警察廳”的新機構，史稱“蘇格蘭場”。
正是在這一年，亞瑟·黑斯廷斯走進了蘇格蘭場，穿上了那套剪裁粗糙、樣式新穎的深藍色制服，從倫敦大學的學業金獎變成了街頭巡警。
他從最底層做起，在夜色中沿著格林威治的中央大街巡邏，追趕扒手，敲打醉漢，阻止憤怒的失業工人朝教堂投擲石塊。他曾試圖按照課堂上學到的法律、哲學和所謂的歷史慣性解決問題，然而他卻發現這個城市更講究拳頭、口袋和門路。
“倫敦的街道教會了我一件事。人們所說的‘正義’，是個極其昂貴的詞彙。它需要維持秩序的預算，需要印刷清晰的法律條文，需要市民們對公共場所的敬畏感，更需要人們至少能吃飽三頓飯。傑裡米·邊沁先生的功利主義哲學讓我終身受用，我畢生都在致力於使得最大多數人獲得最大多數的幸福。但是，由誰來決定什麼是幸福？又該由誰來定義最大多數？這個問題，我終其一生都沒能弄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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