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局南下,我一統南洋 第240章長河入海

作者:深海北風

2045年8月15日

  老人坐在輪椅上,被孫子推到觀景臺邊緣。

  他109歲了,幾乎看不見,黃斑病變奪走了他最後的清晰。

  但此刻,他依然睜大眼睛,朝向窗外那一片模糊的光。

  「爺爺,開始了。」孫子的聲音很輕。

  老人點點頭。

  他聽見了。

  不是轟鳴,不是掌聲,是一種更低沉,更遼闊的聲音,來自腳下這座城市,來自遠處湄公河入海口的方向,來自他記憶深處那個1945年的下午。

  100年前。

  他九歲,跟著父親站在河內街頭,等那支從雲南開來的軍隊。

  父親說他們是來受降的,趕走日本人。

  父親說他們也是來越南的,可能就不走了。

  他不明白「不走了」是什麼意思。

  他只是記得那些士兵的臉,年輕,疲憊,黝黑,和父親一樣。

  他們背著槍,也背著工具。

  進城第二天就開始修路。

  100年後,他坐在這裡,聽著這座城市,這個國家,這片大陸一百年來最盛大的時刻。

  廣播裡傳來一個年輕的女聲,用漢語播報:

  「現在,請共同體育年代表向太空發射歷史銘文衛星。」

  老人知道這一刻準備了七年。

  那顆衛星攜帶的是一塊純鈦金屬板。

  板上用一百二十三種文字鐫刻同一句話,那是龍懷安在1999年跨年夜親筆寫下的:

  「我們曾是饑民,難民,被徵服者。」

  「我們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經濟附庸。」

  「我們用了五十四年,成為選擇自己命運的人。」

  「這選擇權,我們留給一萬年後的任何人。」

  「他們有權知道:貧窮不是天意,封鎖不是常態,依附不是宿命。」

  南方共同體全體公民,2045年8月15日。

  老人聽完播報。

  他的手在輪椅扶手上摸索,孫子把一隻老舊的懷表放進他掌心。

  那是1945年滇軍入越時,一名年輕軍官送給河內街頭那個九歲男孩的。

  軍官說,等仗打完了,等日子好過了,拿這塊表換一頓飽飯。

  軍官沒有回來。

  老人等了一輩子。

  此刻,他把懷表貼在胸口。

  沒有眼淚。

  眼淚早已流幹。

  他只是輕輕握緊那塊冰冷的金屬,像握緊一個遲到100年的約定。

  ……

  鄂木斯克,冬

  瓦西裡·彼得羅維奇·索科洛夫死了。

  七十三歲,心肌梗死。

  鄰居三天沒見他出門,撬開門鎖,發現他坐在那把1985年買的扶手椅上,電視開著,雪花屏。

  茶几上放著一張疊成小方塊的紙。

  那是1991年鄂木斯克坦克廠發的待崗通知書,藍色油墨,右下角蓋著人事科的圓公章。

  他留了一輩子,等著回到工作崗位上。

  葬禮只有四個人。

  兒子阿列克謝從車裏雅賓斯克趕來,孫女阿廖娜從莫斯科飛來,還有兩個老同事,也是待崗到退休,然後等到現在。

  墓地已經上凍了,只能用挖掘機,挖掘機鑿了兩個小時,才弄好一個小墓穴。

  棺材是松木的,阿廖娜買的。

  殯儀館工作人員問要不要不鏽鋼的,貴兩千盧布,她搖頭。

  父親說,爺爺這輩子焊了幾千輛坦克,睡在松木裡,踏實。

  下葬時,阿廖娜把那塊履帶板立在墓碑旁。

  那是爺爺從工廠廢料堆裡撿的,T-55坦克履帶,1950年代產,鄂木斯克造,鏽透了,邊緣一掰就碎。

  碑文很簡單:

  瓦西裡·彼得羅維奇·索科洛夫

  焊工

  阿廖娜蹲在墓前,很久沒說話。

  她今年三十八歲,九黎電商俄羅斯分公司的倉儲網絡總監,管著從加裡寧格勒到海參崴的四十七個物流中心。

  她每年經手的貨物價值,超過爺爺那個坦克廠三十年產值的總和。

  可她不知道說什麼。

  說爺爺,你焊的那些坦克,最後都拆成廢鐵賣到我們公司總部所在的那個國家了?

  說爺爺,我現在替當年買廢鐵的人工作,工資是你退休金的四十倍?

  說爺爺,我兒子學的是九黎語,因為老師說將來找工作有用?

  她什麼都沒說。

  只是站起來,把一盒焊條放進凍土裡。

  那是爺爺工具箱裡剩下的最後一盒,蘇聯貨,1988年生產,過期三十七年了。

  阿廖娜不知道這盒焊條還能不能用。

  她只是想:爺爺這一輩子,所有的東西都會過期。

  工廠過期,履帶過期,焊條過期,連他自己也過期。

  只有他等的那通電話,從沒來過。

  ……

  拉巴特,春

  哈桑·本·優素福第一次看見火車,是七歲。

  亞非鐵路橋摩洛哥段通車,第一列客車從拉巴特駛向卡薩布蘭卡。

  他騎在父親脖子上,看著那條灰綠色的長龍從站臺緩緩滑出,車輪碾過鋼軌接縫,發出有節奏的哐當,哐當。

  他問父親:火車從哪裡來?

  父親說:從東方來。

  他又問:東方有多遠?

  父親說:很遠,要開十五天。

  哈桑記住了。

  他十五歲,考上了拉巴特的鐵路職業技術學院。

  父親問他:為什麼想學鐵路?

  他說:因為火車從東方來。

  父親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你爺爺1928年從鄉下走到卡薩布蘭卡,走了十七天,去找法國人修鐵路的活。

  法國人不要他,說北非人只能挖土方,不能擰扳手。

  哈桑問:後來呢?

  父親說:後來他走回村子,一輩子沒再離開。

  哈桑二十二歲,是亞非鐵路橋摩洛哥段最年輕的值班站長。

  他的站叫「東方站」,在拉巴特老城邊緣,每天有六班客運列車,十二班貨運列車經過。

  貨車上拉著西非的腰果,摩洛哥的磷酸鹽,阿爾及利亞的椰棗,一路向東,開往他從未去過但在地圖上用手指量過無數遍的那個名字。

  他學會了九黎語。

  不是為了找工作。

  是為了讀懂爺爺那代人看不懂的說明書,操作手冊,安全規程。

  也是為了有朝一日,能去那個叫「西貢」的地方看看。

  他聽說那裡有一堵牆,刻著一萬年後才會打開的信。

  他不知道一萬年後的人類會不會讀那封信。

  但他知道,2045年的這個春天,他站在自己國家的站臺上,看著火車從自己值守的股道通過,發往他爺爺用十七天也走不到的遠方。

  這是他選擇的命運。

  不是被分配的。

  ……

  加彭,蘭巴雷內

  皮埃爾·恩東戈八十三歲了,還每天去工廠。

  不是上班。他退休十九年了,只是坐不住。

  他坐在門衛室邊那棵他親手種的奧庫梅木樹下,看年輕人騎著電瓶車進出廠門,看貨車裝載膠合板駛向奧文多港。

  有時和門衛下跳棋,有時什麼都不做,只是閉眼聽。

  他聽什麼?

  聽三十公裡外,那臺1967年產九黎刨切機的聲音。

  那臺機器比他來廠還早四年。

  1999年他進廠時它就在,2005年它還在,2025年它還在。

  軸承換了十七次,控制系統從繼電器升級到PLC,但機身銘牌上的「九黎製造」還清晰可見。

  廠裡人說這是「老酋長」。

  皮埃爾不反駁。

  他記得1999年第一天上班,師傅帶他走到老酋長跟前,說:「這是你爺爺那代人用過的。」

  「你爺爺砍樹,你爸鋸原木,你操作這臺機器。」

  「一家三代,對得起這片林子了。」

  皮埃爾沒哭。

  但他從此沒換過崗位。

  2045年8月,孫女從利伯維爾大學放假回來,陪他坐在樹下。

  孫女二十三歲,學的是可持續林業管理。

  她說畢業後想去北方,幫國家做熱帶雨林碳匯計量。

  皮埃爾問:那是什麼?

  孫女解釋了很久。

  他沒全聽懂,只記住一句:加彭的森林不只是木材,還是全人類的帳本。

  他沉默了一會兒,說:我爺爺那輩,樹是法國人的。我爸那輩,樹是國家的。我這輩,樹是工廠的。你這輩,樹是……

  他頓住,忘了孫女說的那個詞。

  孫女接過去:爺爺,是遺產。

  皮埃爾點點頭。

  他把手伸進襯衫口袋,摸出一片乾枯的奧庫梅木刨花。

  那是1999年第一天上班時,他從老酋長的廢料箱裡撿的,在工具箱底壓了四十六年。

  他把刨花放在孫女掌心。

  「帳本的事,爺爺不懂。」他說,「但你記住,這片林子養了咱們家四代人了。往後誰養它,你就跟誰走。」

  孫女握緊那片輕得像紙的木屑。

  她沒有告訴爺爺:2045年,加彭加入共同體已經五十六年。

  歐洲市場對熱帶木材的門檻越來越高,但共同體市場消化了加彭百分之六十的出口。

  她也沒有告訴爺爺:她實習的那家碳匯計量公司,總部在西貢。

  她只是把刨花夾進學生證裡。

  ……

  巴西,馬託格羅索

  索尼婭·裡貝羅七十八歲了,再也開不動聯合收割機。

  她的膝蓋壞了,三十七年駕駛室生涯留下的紀念品。

  合作社給她安排了個輕省差事:每週三天去社辦小學,給孩子們講大豆是怎麼長大的。

  她不會寫教案,不會用PPT。

  她只是站在黑板前,用粉筆畫三根線:

  播種線。

  開花線。

  收割線。

  然後說:你們爺爺那輩,不知道自己的大豆去了哪裡。

  賣給了中間商,中間商賣給出口商,出口商裝船運走,就像把一封信扔進大海,永遠收不到回信。

  孩子們瞪大眼睛。

  「現在呢?」一個男孩舉手。

  索尼婭在黑板上畫了一艘船,船頭朝左。

  「現在,」她說,「你們的信有回信了。」

  她不會解釋什麼叫「共同體原產地認證」,什麼叫「桑託斯港—新加坡港—鹿特丹港三角航線」。

  她只說:大豆從馬託格羅索出發,二十天後在新加坡上岸,變成豆油,豆腐,飼料。

  那些喫大豆的人,和你們看一樣的動畫片,穿一樣牌子的球鞋。

  「你們見過新加坡的孩子嗎?」男孩又問。

  索尼婭搖頭。

  「但他們會喫你們種的豆子。」她說,「隔著兩萬公裡,你們餵過他們。」

  索尼婭在家看電視。

  她看不懂那顆衛星發射的技術原理。

  但她看懂了電視屏幕下方那行字幕:「我們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經濟附庸……」

  她想起1996年,她第一次在合作社開聯合收割機。

  那一年,一噸馬託格羅索大豆運到桑託斯港要四十二天,運到新加坡港要三十四天。

  那一年,她不知道新加坡在哪裡。

  那一年,她女兒在庫亞巴讀小學,放學回家問:媽媽,我們的豆子是不是坐船走了?

  索尼婭說是。

  女兒問:船會開到哪裡?

  索尼婭說:開到有海的地方。

  女兒說:海在哪裡?

  索尼婭答不上來。

  2045年,她女兒五十一歲,在馬託格羅索州政府農業廳工作,每年去西貢開一次會。

  外孫三十歲,是合作社的農機技術員,去年剛去九黎培訓過,帶回一臺微型無人植保機的樣機。

  索尼婭看不懂那臺樣機的說明書。

  但她看懂了外孫發在家庭羣裡的照片,培訓中心食堂的午餐,有豆腐,青菜湯,還有一小碟她認得的,巴西出口的黃豆醬油。

  她把照片存進手機,沒有發任何評論。

  她只是想起1996年那個回答不上來的黃昏。

  船開到有海的地方。

  海那邊,有人認得她的豆子。

  ……

  古巴,關塔那摩

  瑪麗亞·羅德裡格斯八十歲了,還住在風電場上。

  關塔那摩風電項目投產後,政府在風機基座周邊規劃了一片住宅區,優先安置第一批建設者的家屬。

  瑪麗亞分到一套兩居室,陽臺正對六號風機。

  那颱風機是她1997年親手調試的,當時銘牌上寫「設計壽命25年」。

  2022年通過延壽評估,預計可運行至2032年。

  她不知道2032年自己還在不在。

  但每天傍晚,她都會站在陽臺上,看著六號風機的葉片勻速旋轉,把加勒比海的信風變成山腳下七千戶人家的電燈,冰箱,電視機。

  1997年,她第一次帶那個美國退役士兵參觀風電場。

  他叫德文·瓊斯,二十二歲,俄亥俄人,在關塔那摩基地服役三年,退役前來看看鐵絲網那邊的「敵國資產」。

  他蹲在風機基座下,把手掌貼在混凝土上,說:我能感覺到它在轉。

  瑪麗亞沒說話。

  她只是覺得,這個年輕人的手很乾淨,不像打過仗的手。

  後來德文回了美國,讀了社區大學,成了電氣工程師,寫過一篇關塔那摩風電擴容方案的論文。

  後來瑪麗亞在論文致謝欄看到自己的名字。

  再後來,2021年,德文作為共同體—古巴新能源合作項目的特邀專家,再次來到關塔那摩驗收光伏電站。

  他五十二歲了,頭髮花白,膝蓋也不好,蹲下去要扶著風機基座。

  瑪麗亞問:你這輩子,有沒有後悔過什麼?

  德文想了很久。

  他說:有。1996年我站在瞭望塔上,用望遠鏡看你們的風機。那時我以為自己在看「敵人」。

  瑪麗亞沒有接話。

  她只是從工具箱裡翻出一支油性筆,在六號風機基座背風面寫了一行字:

  「德文·瓊斯,1997-2021。不是敵人。」

  德文看著那行字,沒哭。

  他把自己的名字描了一遍,筆畫工整,像小學描紅本。

  2045年8月,瑪麗亞收到一封從俄亥俄代頓寄來的信。

  寄信人是德文的女兒,說她父親去年冬天去世了,遺囑裡有一條:請把這份訃告寄給古巴關塔那摩的瑪麗亞·羅德裡格斯工程師。

  信裡夾著一張老照片。

  1997年3月,關塔那摩風電場,德文穿著洗白的牛仔褲,蹲在六號風機基座下,把手掌貼在混凝土上。

  瑪麗亞不記得這張照片是誰拍的。

  她把照片壓在陽臺的花盆底下。

  窗外,六號風機還在轉。

  ……

  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

  阿卜杜拉·拉赫蒙諾夫七十三歲了,還在開車。

  開一輛九黎產「東風」電動重卡,往返於阿拉木圖—馬什哈德—德黑蘭—伊斯坦堡之間。

  這條線他跑了三十三年。

  1992年,他開第一趟,貨箱裡裝的是九黎援助阿富汗的麵粉。

  2025年,他開第一趟電動重卡,貨箱裡裝的是哈薩克斯坦鉻鐵合金。

  2045年,他開最後一趟,公司說他年紀大了,該退休了。他不肯,談判結果是跑完今年,辦個光榮退休儀式。

  他答應了。

  不是因為怕丟工作。

  是因為兒子說:爸,你再不退休,孫子孫女都不認識你了。

  他有兩個孫子,一個孫女。

  最大的二十三歲,在共同體—哈薩克斯坦聯合地質勘探公司當助理工程師,常年在裏海海上平臺作業,半年回家一次。

  阿卜杜拉不知道孫子在海上平臺做什麼。

  但他知道,孫子讀的大學是共同體援建的,拿的獎學金是共同體發的,實習的工作是共同體投資的。

  他知道,孫子這代人,和他這代人,和他父親那代人,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父親那代人,戰爭,逃難,失去牧場。

  他這代人,卡車,邊境,等貨款。

  孫子這代人,平臺,勘探,海上油田。

  2045年8月15日,阿卜杜拉的車隊停在德黑蘭北郊的共同體加油站。

  他下車,用南元卡結帳。

  收銀員是個伊朗姑娘,二十出頭,頭巾顏色是淺藍色,和他孫女喜歡的那條一模一樣。

  他加完油,沒有立刻上車。

  他站在遠處休息區外的吸菸區,點了一支煙。

  三十三年前,第一次跑這條線,從鐵爾梅茲到馬扎裡沙裡夫,路是土路,橋是蘇聯工兵搭的貝雷橋,每次過橋都要停車檢查,怕被塔利班埋雷。

  三十三年後,他從阿拉木圖開到德黑蘭,全程高速,沿途有十一個共同體標準服務區。

  他這支煙還沒抽完。

  他把煙掐滅,扔進垃圾桶。

  上車,點火,掛擋。

  後視鏡裡,加油站的紅藍標識越來越小,融進伊朗高原灰黃色的地平線。

  他想起1984年潘傑希爾山谷那發迫擊炮彈。

  想起他父親,死在那一年的蘇軍車隊裡,四十歲,什麼都沒有留下。

  想起1992年第一次接九黎的活,貨主說:你們跑一趟阿富汗,運麵粉。

  他問:為什麼運麵粉?

  貨主說:因為那裡有人餓。

  三十三年後,他運鉻鐵合金,運棉花,運汽車配件。

  阿富汗不再進口麵粉了。

  阿富汗開始出口松子。

  阿卜杜拉不知道這算不算他父親那代人夢想的和平。

  但他知道,父親沒有白死。

  他死在戰爭裡。

  他兒子死在醫院裡,六十三歲,胰腺癌。

  他孫子在裏海鑽井平臺上,每天和來自九黎,伊朗,亞塞拜然的工程師開會。

  那個不會哈薩克語,只會俄語和一點英語的孫子,上個月給阿卜杜拉發了一條信息:

  「爺爺,我們昨天打出工業油流了。」

  阿卜杜拉沒回復。

  他不知道怎麼回復。

  他只會開車。

  ……

  坦尚尼亞,三蘭港

  穆罕默德·拉馬丹七十六歲了,還住在鐵路邊。

  不是鐵路職工了,2005年退休,養老金夠花,兒子接了他的班。

  他兒子叫約瑟夫,焊工,和他一樣。

  他孫子叫薩利姆,二十一歲,三蘭港工學院鐵道工程專業三年級。

  三代人,一條鐵路。

  老拉馬丹七歲那年,他父親死在基隆貝羅河谷。

  那是1986年,坦贊鐵路被洪水衝斷橋墩,父親帶人去搶修,墜河死了。

  屍體撈上來時,手裡還攥著焊鉗。

  七歲的拉馬丹不知道「殉職」是什麼意思。

  他只知道自己再也沒有父親了。

  1999年,縱貫線鐵路開工,三十歲的拉馬丹報名,成為最年輕的坦尚尼亞焊接技師。

  開工儀式上,九黎來的總工程師問他:你父親是做什麼的?

  拉馬丹說:焊工。坦贊鐵路。

  總工程師沉默了幾秒。

  然後說:那你是繼承。

  2005年,縱貫線全線貫通,拉馬丹被選為勞模,去西貢領獎。

  他站在領獎臺上,面對幾百個陌生面孔,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他只是一個焊工。

  他只會把兩根鋼軌焊在一起。

  但那一年,他焊的那段鐵軌,從三蘭港一直通到開普敦。

  他沒有兒子講那些大道理。

  他只是帶約瑟夫去看了父親當年殉職的河谷。

  基隆貝羅河還在,橋墩早換過了,新橋是雙線電氣化鐵路橋,列車時速一百二十公裡,比他父親焊過的坦贊鐵路快一倍。

  約瑟夫站在橋上,問:爺爺,你恨這條鐵路嗎?

  拉馬丹想了很久。

  他說:恨過。後來不恨了。

  約瑟夫等他說下去。

  他沒有說。

  他不知道怎麼解釋那種恨——

  恨它奪走父親,又給了自己職業。

  恨它讓母親守了三十年寡,又供自己讀完技校。

  恨它鏽蝕了,沒人修,又有人來,重新焊。

  恨它,離不開它。

  2045年8月15日,拉馬丹坐在家門口,看夕陽從印度洋落下去。

  約瑟夫下班回來,帶了一瓶九黎產的啤酒,爺倆坐在門檻上喝。

  遠處傳來汽笛聲,那是下午六點二十三分,從三蘭港開往盧薩卡的貨運班列。

  拉馬丹眯起眼,看著那列火車消失在暮色裡。

  他忽然說:你爺爺當年焊的那段鋼軌,去年大修,換掉了。

  約瑟夫沒接話。

  拉馬丹說:拆下來的舊軌,廠裡說要回爐。我沒讓他們賣。

  他從身後摸出一截三十釐米長的鋼軌,軌腰上的鑄刻年份清晰可見:

  1975

  約瑟夫接過那截鋼軌,很沉。

  他知道這是爺爺的遺物,也是父親的遺物,是這家人與這條鐵路四十年扯不斷的結。

  拉馬丹說:等薩利姆畢業了,你把這個給他。

  約瑟夫說:他自己會焊新的。

  拉馬丹笑了。

  夕陽最後一縷光,照在他黝黑的手背上。

  他說:新的舊了,舊的還沒鏽完。

  ……

  摩洛哥,拉巴特

  哈桑·本·優素福二十二歲,是東方站值班站長。

  今晚他值大夜班,看不了煙花。

  他不遺憾。

  東方站距離老城廣場只有三公裡,煙花升到最高處時,他從站臺的玻璃幕牆就能看見。

  21時47分,第一顆禮花升空。

  哈桑站在3號站臺邊緣,仰起頭。

  金色的光在夜空中綻開,倒映在他的瞳孔裡,也倒映在站臺邊那列待發的貨運班列的不鏽鋼車廂上。

  列車編組四十七節,滿載摩洛哥磷酸鹽,阿爾及利亞椰棗,突尼西亞橄欖油,四小時後駛往卡薩布蘭卡港,換船去西貢,清邁,仰光。

  哈桑不知道這顆衛星一萬年後會不會被其他文明撿到。

  他只知道,他今晚當班,有一列火車要正點發出。

  21時55分,助理值班員跑來:站長,發車信號好了。

  哈桑點頭,舉起信號旗。

  機車鳴笛。

  二十二點整,第四十七次磷酸鹽班列駛出東方站,車輪碾過鋼軌接縫,發出有節奏的哐當、哐當。

  哈桑目送列車消失在夜色裡。

  他想起七歲那年,騎在父親脖子上看第一列火車進站。

  想起父親說:火車從東方來。

  他那時不知道東方有多遠。

  現在他知道。

  東方是一萬三千公裡鐵軌,九十三面國旗,七百種語言,以及一塊刻著一百二十三種文字,將漂流一萬年的鈦板。

  東方也是爺爺1928年走十七天沒走到的卡薩布蘭卡。

  是父親1956年獨立時沒有等到的工作機會。

  是他自己,二十二歲,站在自己國家的站臺上,發往東方的列車,由他放行。

  煙花還在升空。

  哈桑轉身,走回值班室。

  桌上攤開的行車日誌,2045年8月15日,天氣晴,正點率100%。

  他在最後一欄寫下自己的名字。

  哈桑·本·優素福。

  他爺爺不會寫他的名字。

  他父親寫得潦草,只有他自己能認出來。

  他的字跡工整,是九黎來的技術員手把手教的。

  他把筆帽蓋好。

  窗外的煙花還在繼續。

  他忽然想:一百年後,會不會有另一個年輕人,站在這個站臺上,發往另一列火車,去另一個他從未去過的地方?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2045年8月15日夜,拉巴特東方站,有一列火車正點發出。

  這已經足夠。

  2045年8月15日,那一夜

  那一夜,西貢的煙花照亮了一百萬人。

  其中大多數人不認識彼此。

  皮埃爾·恩東戈的孫女在利伯維爾看轉播,窗外是赤道無風帶的夜空。

  索尼婭·裡貝羅的外孫在馬託格羅索的試驗田邊架起投影儀,全合作社的人圍坐在一起。

  瑪麗亞·羅德裡格斯站在關塔那摩的陽臺上,六號風機的葉片在她身後勻速旋轉。

  阿卜杜拉·拉赫蒙諾夫的兒子在裏海鑽井平臺上,透過舷窗尋找根本不存在的煙花。

  老拉馬丹坐在三蘭港的家門口,聽著汽笛,喝完了那瓶九黎啤酒。

  哈桑·本·優素福在拉巴特東方站的站臺上,發完最後一班車,下班回家。

  阮文海老人被孫子推回病房,把懷表壓在枕頭下。

  阿廖娜·索科洛娃在莫斯科的家中,沒有看直播。她關掉電視,坐在爺爺那把1985年的扶手椅上,坐到凌晨三點。

  那顆刻著一百二十三種文字的鈦板,正以每秒七點九公裡的速度飛越非洲大陸上空。

  非洲,亞洲,歐洲,美洲,它都會經過,只是看不見。

  但2045年8月15日這個夜晚,從湄公河到鄂木斯克,從馬託格羅索到關塔那摩,從三蘭港到拉巴特——

  沒有人知道一萬年後會發生什麼。

  但他們知道,這個夜晚,他們在同一顆星球上。

  有人在家門口等火車。

  有人在鑽井平臺上倒班。

  有人在醫院病房裡撫摸一枚懷表。

  有人在陌生城市的機場航站樓,接過一張八十三年後才送達的回執。

  他們大多不認識彼此。

  但他們的故事,被同一條河流帶向大海。

  那條河的名字,不叫九黎,不叫共同體,不叫任何地圖上的名稱。

  它叫:選擇。

  (全書完)

  新書準備完畢,等到本書通過完結確認之後就會發,可以通過書封面,點擊作者找到作者新書,歡迎新老讀者來捧

上一章返回目錄已是最新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