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字传奇 第九百四十九章 蒙疆制度的选择
第九百四十九章 蒙疆制度的选择
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已经有无数的学者讨论过导致国富国穷的各种因素，例如地理位置偏僻、不接海洋没有港口、气候条件恶劣、自然资源匮乏等，会限制国家走向繁荣之路。
又例如，文化上民族不够勤奋、具有劣根性、没有新教伦理、缺乏资本主义进取精神等，也会成为国家发展之路的障碍。
再例如，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无知、短视、不知道合适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等，也可能致使一个国家陷于贫困无法发展。
尽管地理、文化、领袖均会对国家强盛与否产生影响，但这些影响是不是最主要的影响呢？或者说，有没有导致国家兴衰的更重要的因素？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因素？又是如何起作用的？
这正是要回答的问题，不同于对地理、文化和领袖等因素的强调，我们着眼于不同制度对国家经济的影响，有一些制度促进了经济发展，另外一些制度则正相反，阻碍了经济发展。
制度这一答案并不新颖，但在经济学分工日益精细的世纪，已经很难读到像这样充满雄心和企图的作品了，目前的发展经济学由于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有一些朝曲径通幽处发展的苗头，利用田野实验做发不发帐篷对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经济影响，或者一档回圈播放的电台节目对苏丹地区教育公共品供给的影响之类。
为了引出制度问题，要先从人民走上广场所谓何事？还不是因为活得贫苦憋屈，试图透过政治改革来过上更好的生活，问题恰在于这个制度。
独裁并不愿意改变现存的体制，以适应大众的诉求，最终人们只能透过革命形式来进行制度变更，这代价不低，却也是无可奈何之举。
而人民相对富裕，主要是因为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比较宽泛，政府的可问责性较好、对选民负责，而且人们能利用各种经济机会发家致富。
纵观这些古老文明国度，回到惯常讨论过的地理、文化和领袖，或许可以解释部分各国发展的差异，但问题也恰在于这三个因素无法全然回答在南北诺嘉乐地区的差异。
诺嘉乐是个有意思的地方，北面那一半属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实行的当然是亚利桑那州的制度，而南面的那一半属于索诺拉州，却是墨西哥的领地，实行墨西哥制度。
两个地方南北接壤，地理位置没什么不同，文化差异也不大，都是那一群人，鉴于每年大量墨西哥移民到美国的事实，似乎也表明墨西哥人也知道怎么发展经济的那些办法，很难想象墨西哥的领导人会不清楚那些普适的经济发展原则。
所以，地理、文化和领袖这几个因素都未能很好解释为什么南北诺嘉乐会呈现出如此不同的面貌，也因此，我们发现南北诺嘉乐地区最不相同的是制度。
民主宪政制度在经济上保护私人产权、实施法治、有执行良好的市场且市场执行得到国家支援、市场向新的企业开放、市场上的个体遵守契约、并且人们可以获得教育和普遍的致富机会。
与此同时，这种制度在政治上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允许广泛的公民及其团体的政治参与、对政治家有制度性的问责和约束、依法行政、而联邦政府有一定的集权来有效实施法律，这种制度被作者称为包容性制度。
与此相对的是榨取性制度，统治者不仅不愿意与大众分享经济成果，而且会采用政治制度来榨取大众，与民争利。
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实行了包容性制度，而有的国家或者地区不仅没有采用类似的制度，反而实行了榨取性制度呢？
这种制度差异的形成主要是因为路径依赖，北美和南美在经济发展路径上的分歧，主要是因为殖民者实施不同的殖民策略而形成的，能否有效激励土着和新移民为经济发展而努力，成为了制度选择过程中的重要差异，尽管这种制度差异一开始非常小，但经过不断演化，其结果却大相径庭。
最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北美和南美国家之间巨大的经济收入差距。
除了包容性制度促进经济增长之外，还需要仔细对待地理位置、文化差异以及领袖角色。
但是国家盛衰的标准是不是就等同于经济增长呢？人均GDP、贫富差距、人均寿命、乃至更综合性的人类发展指数，到底什么才是衡量国家盛衰的标准，显然比较直接和简单，那就是以是否促进经济增长为国家兴衰的标准。
这种标准按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来衡量，当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发展无非就是土地、资本、劳动力的各种组合，或者投资、消费和贸易方面的增长。
而制度则是让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或者投资、消费和贸易方面的配置，得到最佳化从而加速经济增长。
不过更重要的批评是这一经济增长本身是目的还是手段的问题，如果经济增长作为目的，那么必然遭遇哲学界关于意义的责难。
如果经济增长本身仅仅是手段，那么增长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一种可能的答案是幸福，但关于幸福感的调查并没有提供统一的答案。
其中提到经济学上的一项测算，大体而言，有一个人均收入的限制，当人均收入超过15000美元时，人均收入的继续增加对幸福感提高的影响很小，但如果人均收入低于15000美元，收入增长对提升幸福感有有极为正面的影响。
但幸福又是什么呢？一千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经济学家而言，更有自嘲性质的笑话称10个经济学家能就同一个问题提供11个答案。
幸福感是非常主观的标准，很难想象一个大学校长会和岛上的一个渔民对幸福会有相同的定义，而且即便两人的幸福感相同，也无法从中得出什么教益。
有一个标准或许值得考虑，那就是选择项增多，或者说选择空间扩大，尽管个人的选择能力不同，但面对更多的选择，依旧可以增进个人的效用，也就是说，这意味着人的自由的扩充套件。
发展的目标定为人的自由的扩充套件，收入增长与选择集扩大之间一些联络，但有些自由并不会因为收入的增加就自动获得，尤其是政治上的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等。
经济增长在一定条件下会促进自由的扩充套件，而自由本身又是经济增长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弗里德曼的经典论述是，自由是目的、自由也是手段、自由的目的只能透过自由的手段来达成，如果我们考虑这种国家盛衰评价标准并不一定是经济增长，那么对于这样的论述，可能就会略觉肤浅。
于是，我们认为地理、文化和领袖未能解释在三者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为何经济增长会出现重大的差异，他们给出的答案是制度使然。
实际上，地理、文化和领袖不可能尽然相同，这或许可以反过来部分解释为什么采用了不同制度的国家，有时候也会取得差不多速度的增长。
允许私人自己做决定并透过市场来交易对社会来说是最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
计划经济在短期内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其中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无法解决：一是个人的激励问题，大锅饭造成人人搭便车的现象。
二是既得利益者不肯分享利益的问题，已经吃进去的再吐出来就难了。
而这两个问题也恰是所谓的榨取性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端。
但既然如此，何以有时候“榨取性制度”依旧会被采用，并且持续不短的时间呢？理由是榨取性制度能使经济增长中的收益不仅满足一小撮统治者的需求，并且统治者还可以有足够的资源来镇压反对者。
也就是说，凡榨取性制度必然意味着政治上的集权，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包容性制度和榨取性制度是不是能促进增长，关键在于能不能促进可持续增长。
榨取性制度之所以不可能促进可持续增长，不仅是因为无法革新技术从而导致创造性破坏，更是因为搞不对制度所辖范围内参与者的激励问题。
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从榨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转型是否可以实现？如果可能，其机制又是什么？一种制度从历史中走来，逐渐演化，会遇到一些关键点。
这些关键点有的是因为历史原因造成的，例如革命或殖民，但关键点的演变也并非全由历史决定，同样有情境因素，早期的包容性制度可能来自社会冲突和制度偏移。
但我们津津乐道的还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这一关键点，政治制度更加包容催生了更包容的经济制度，按照两人的解释，这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制度基础，实际上，这个解释也有一点历史源头思乡症的意思。
在分析英国光荣革命这一重要关键点的时候，初期的制度偏移被认为是从1215年的《大宪章》开始的，其中重要的关键点是1492年大西洋贸易导致经济发展，在社会上形成了强有力的联盟，最终导致了专制主义的终结。
而与此相对的是西班牙，允许君主垄断殖民地和大西洋贸易，结果导致君主拥有大量财富和政治力量，自此与英国分道扬镳。
要依靠革命才能完成的制度转型，听起来依旧不是个值得乐观的选择，尤其对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我们要发展的是财政联邦主义，政治上的适度集权以及经济分权对我们市场经济发展的好处，这需要一个强大的能控制腐败的中央政府，这样一个听起来继续要一定集权又需要大量分权的包容性制度，很像是我国目前的制度。
当然，严格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都既有包容性的方面，也有榨取性的方面，要探究的是制度的内部细节，以及这些细节之间是否可以相容，而恰恰是这相容性落在了我们的视野之外，但对于现实的决策者而言，制度转型就是要在关键点上做出重要的抉择。
政治参与增多的确使得政治制度的包容性增强，但也有可能出现提高腐败和妨碍经济增长的例子，这个时候的补救措施是提出一个适度集权的中央来抑制腐败、平稳社会、推动增长。
问题在于谁来抑制集权化的中央利维坦式的扩张？如果是要依靠更进一步的司法独立或民主政治，那么就又会削弱中央的集权力量，也就是说，在包容性制度背后，有太多制度选项之间的紧张和冲突。
蒙疆联邦共和国有了自己的选择，但这只是开始，后面的故事是没有人能想到的。